梁芳儀為何叛逆?《美國女孩》的身分認同與女性成長

聯合新聞網 林潔珊
《美國女孩》劇照。 圖/台北金馬影展提供

(※ 本文有雷,斟酌閱讀。)

從大黑馬變大熱門的《美國女孩》,在第58屆金馬獎斬獲最佳新導演、最佳新演員、最佳攝影之外,還囊括會外賽的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觀眾票選最佳影片及亞洲電影觀察團推薦獎。導演阮鳳儀首部劇情長片即交出如此成績單,堪稱相當亮眼。

《美國女孩》不只是一部家族電影,也是一部同時呈現時代性、地域性與共通性的作品,因為它表面上是以2003年SARS與台商西進末班車作為時代背景,內裡卻飽含更具普世價值的家族書寫命題,即母女情結與女性成長。

《美國女孩》單從片名就切出兩個面向——「美國」點出離散與身分認同,「女孩」則點出女性意識與青春成長——本文即從這兩個面向出發,試圖解讀《美國女孩》這部將身分認同與女性成長融合得不著痕跡的精彩作品。

離散與身分認同

作為一個曾經被殖民的國家,亞洲各地(尤其華人)都有一個永遠的命題——離散。本屆入圍亞洲電影奈派克獎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金邊白樓青春夢》中的主角嚮往移民到前殖民國法國、《少年》裡的主角即將到前殖民國英國深造,而《美國女孩》中的主角芳儀與母親莉莉嚮往的則是美國。當然美國不是台灣的前殖民國,但這份嚮往多少與冷戰結構下的美援背景有關。

電影一開場,母親莉莉就帶著兩個女兒回到台灣,原因是她罹癌需要回台治療。我們或許會以為,《美國女孩》的主軸可能是拍這兩位從美國回來的女孩,如何適應台灣的文化差異,但這部片帶給我們的比預想多更多。比如我一直以為芳儀對台灣的不適應,是因為她很喜歡美國,然而當爸爸提到他們那年代的「美國夢」是「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時,她反問爸爸「你又知道我想變成美國人?」這時我們才發現,故事沒那麼簡單。

片中有幾幕也反覆強調這點,當芳儀被同學發現她跟妹妹講英文、被同學恥笑說是「美國女孩」時,她是生氣的;或是當她以慣用語英文來指認某個物件而被同學說「你真的變成美國人了耶」,她是困惑的。母親莉莉跟朋友聊天時,也反思自己當年帶兩個女兒到美國,是不是一個錯誤的決定?當然,本片並沒有給我們答案,而是拋出了一個提問:我真的想成為「美國人」嗎?我是「美國人」還是「台灣人」?

《美國女孩》劇照。 圖/台北金馬影展提供

片中一幕也將芳儀這名「外來者」的不適應刻劃得相當精準,芳儀出門倒垃圾時,跟大家一樣乖乖把垃圾包好、下樓,等待「會唱歌」的垃圾車來準備倒垃圾。這是台灣獨有的風景,很「台灣」,亦非常適合用來襯托她對台灣的陌生感。然而芳儀其實是在台灣出生長大的,只是在國小時去美國生活了幾年,這裡點出了她對本該是最熟悉的台灣的「陌生感」,如同台灣文學上常見的命題——在自己的土地上離散——這比真正的移民與移民二代的心情更微妙與複雜,或可以說,芳儀的經歷更接近「第三文化兒童」(Third culture kid)。

因此我認為,阮鳳儀的《美國女孩》提出了與上一代離散電影不同的視角。當李安的《推手》、《囍宴》等描述第一代移民美國的華人做著「美國夢」,訴說著想成為「美國人」的故事;屬於這個世代的《美國女孩》已截然不同,阮鳳儀進一步提出了類似「第三文化兒童」身分認同的疑問:「你又知道我想變成美國人?」就像片中的芳儀,她不夠「台」,也不夠「美」,那麼她到底是誰?

女性意識與青春成長

在《美國女孩》中可看到芳儀的種種叛逆表現,但我們或許不是很清楚,她的叛逆是來自青春期的叛逆,還是來自無法適應台灣的焦慮,又或是來自她逃避罹癌母親的反撲?比如片中芳儀與同學老師的互動都帶有青春期的叛逆,但她在罵同學「死台客」時,是否也表現出她無法適應台灣、對於身分認同的混亂與焦慮?回到家跟母親吵架時,是否又是她抗拒成長、抗拒成為像母親一樣的女性的劇烈反應?

隨著故事的進展,我們會慢慢發現芳儀面對生病母親的叛逆表現是表象的,內裡飽含的是更複雜的情緒——難分難解的母女情結。承接第一點,芳儀對「身分認同」的摸索,可以是針對國族與文化的認同,也可以是針對「成為女人」的認同。比如接近片尾時,芳儀說她記得小時候她問媽媽下輩子想當什麼動物,媽媽說「下輩子想當男生」。直到這裡我們才豁然開朗,原來相較於國族與文化認同的焦慮,本片更重要的核心在於此——女性成長。

「下輩子想當男生」這句台詞是帶有些許女性意識的,她的潛台詞可能是「不想當女生」或「不想當母親」,不管何者,對正處於青春期、正在摸索成長(並將成為女人)的芳儀來說,母親莉莉是她最親近的女性形象與榜樣,然而母親卻告訴她說「下輩子當男生」,她怎麼會不恐懼?電影雖沒有明說原因,但我們不難理解,莉莉認為自己身為女人、身為母親,是「不夠好」的,因此才想要女兒芳儀能「更好」,卻被芳儀回嘴「更好是不一樣!」(Better is different!)

《美國女孩》劇照。 圖/台北金馬影展提供

我們在另一幕看到,芳儀的賭氣與叛逆是在氣媽媽「應該可以做得更好」,但同學提醒「萬一她已經做到最好了呢?」此外,芳儀在演講稿中寫到關鍵的心理狀態:「這個世界上我最不想成為的人就是我的母親,因為她的恐懼會成為我的恐懼,而她的軟弱會使我軟弱。」芳儀的恐懼除了是她害怕母親的死,母親現在的消極表現也不是她以前認識的母親,她不再願意面對這樣的母親。芳儀也害怕自己會成為像母親一樣的人,然而她與母親都明白,自己與對方其實是一體兩面、互為表裡,並相互對照。

芳儀的「成長」轉折點,或許是她某天晚上離家跑去找白馬的一幕,這場戲魔幻又迷人,也是我最喜歡的一幕。芳儀把馬場上的白馬,當成她在美國的白馬Splash,芳儀給白馬套上馬具的時候被白馬拒絕了。芳儀當然知道,這匹白馬並不是美國的Splash,但她太愛Splash、太想念Splash,以致直接把白馬當成Splash。

芳儀把白馬當成Splash,或許有兩種投射。第一種解讀是白馬就是「美國」,芳儀一直哭著想套住牠,但卻做不到,隱喻著芳儀回不去美國;另一個解讀或許是,白馬就是芳儀,而芳儀就是媽媽。當芳儀(媽媽)想要用馬具套住白馬(芳儀),白馬(芳儀)卻一直掙扎,不願意就範;芳儀(媽媽)是愛著白馬(芳儀)的,但白馬(芳儀)一直拒絕撇過頭,最後芳儀不知所措地哭了。

如果將這場戲解讀成芳儀與媽媽的換位思考,讓芳儀站在媽媽的角度重新審視這段母女關係,芳儀終究明白媽媽是愛她的,或許就可以理解後來母女為何和解了。

《美國女孩》劇照。 圖/傳影提供

小結

總的來說,我認為《美國女孩》將離散與身分認同、女性意識與青春成長融合得相當精彩,敘事完整流暢,台詞精準自然,不僅提出屬於當代台灣的離散與身分認同觀點,更飽含誠摯動人的家族書寫與女性成長故事。

《美國女孩》不僅止於刻劃2003年左右的台灣家族故事,在離散題材上,它跳脫如《推手》、《囍宴》等的第一代移民「想成為美國人」的觀點,提出新的身分認同;在家族書寫上,《美國女孩》也跳脫如《孤味》等典型台灣女人的悲情敘事,不再聚焦於上一代的恩怨情仇與情緒勒索。無論是國族與家族故事,《美國女孩》可以說是為台灣電影開出新的美麗花朵。

《美國女孩》劇照。 圖/台北金馬影展提供

林潔珊

在台馬來西亞人,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畢,曾任網路媒體編輯,現轉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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