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芳儀為何叛逆？《美國女孩》的身分認同與女性成長

（※ 本文有雷，斟酌閱讀。）

從大黑馬變大熱門的《美國女孩》，在第58屆金馬獎斬獲最佳新導演、最佳新演員、最佳攝影之外，還囊括會外賽的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觀眾票選最佳影片及亞洲電影觀察團推薦獎。導演阮鳳儀首部劇情長片即交出如此成績單，堪稱相當亮眼。

《美國女孩》不只是一部家族電影，也是一部同時呈現時代性、地域性與共通性的作品，因為它表面上是以2003年SARS與台商西進末班車作為時代背景，內裡卻飽含更具普世價值的家族書寫命題，即母女情結與女性成長。

《美國女孩》單從片名就切出兩個面向——「美國」點出離散與身分認同，「女孩」則點出女性意識與青春成長——本文即從這兩個面向出發，試圖解讀《美國女孩》這部將身分認同與女性成長融合得不著痕跡的精彩作品。

離散與身分認同

作為一個曾經被殖民的國家，亞洲各地（尤其華人）都有一個永遠的命題——離散。本屆入圍亞洲電影奈派克獎的作品中，可以看到《金邊白樓青春夢》中的主角嚮往移民到前殖民國法國、《少年》裡的主角即將到前殖民國英國深造，而《美國女孩》中的主角芳儀與母親莉莉嚮往的則是美國。當然美國不是台灣的前殖民國，但這份嚮往多少與冷戰結構下的美援背景有關。

電影一開場，母親莉莉就帶著兩個女兒回到台灣，原因是她罹癌需要回台治療。我們或許會以為，《美國女孩》的主軸可能是拍這兩位從美國回來的女孩，如何適應台灣的文化差異，但這部片帶給我們的比預想多更多。比如我一直以為芳儀對台灣的不適應，是因為她很喜歡美國，然而當爸爸提到他們那年代的「美國夢」是「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時，她反問爸爸「你又知道我想變成美國人？」這時我們才發現，故事沒那麼簡單。

片中有幾幕也反覆強調這點，當芳儀被同學發現她跟妹妹講英文、被同學恥笑說是「美國女孩」時，她是生氣的；或是當她以慣用語英文來指認某個物件而被同學說「你真的變成美國人了耶」，她是困惑的。母親莉莉跟朋友聊天時，也反思自己當年帶兩個女兒到美國，是不是一個錯誤的決定？當然，本片並沒有給我們答案，而是拋出了一個提問：我真的想成為「美國人」嗎？我是「美國人」還是「台灣人」？

片中一幕也將芳儀這名「外來者」的不適應刻劃得相當精準，芳儀出門倒垃圾時，跟大家一樣乖乖把垃圾包好、下樓，等待「會唱歌」的垃圾車來準備倒垃圾。這是台灣獨有的風景，很「台灣」，亦非常適合用來襯托她對台灣的陌生感。然而芳儀其實是在台灣出生長大的，只是在國小時去美國生活了幾年，這裡點出了她對本該是最熟悉的台灣的「陌生感」，如同台灣文學上常見的命題——在自己的土地上離散——這比真正的移民與移民二代的心情更微妙與複雜，或可以說，芳儀的經歷更接近「第三文化兒童」（Third culture kid）。

因此我認為，阮鳳儀的《美國女孩》提出了與上一代離散電影不同的視角。當李安的《推手》、《囍宴》等描述第一代移民美國的華人做著「美國夢」，訴說著想成為「美國人」的故事；屬於這個世代的《美國女孩》已截然不同，阮鳳儀進一步提出了類似「第三文化兒童」身分認同的疑問：「你又知道我想變成美國人？」就像片中的芳儀，她不夠「台」，也不夠「美」，那麼她到底是誰？

女性意識與青春成長

在《美國女孩》中可看到芳儀的種種叛逆表現，但我們或許不是很清楚，她的叛逆是來自青春期的叛逆，還是來自無法適應台灣的焦慮，又或是來自她逃避罹癌母親的反撲？比如片中芳儀與同學老師的互動都帶有青春期的叛逆，但她在罵同學「死台客」時，是否也表現出她無法適應台灣、對於身分認同的混亂與焦慮？回到家跟母親吵架時，是否又是她抗拒成長、抗拒成為像母親一樣的女性的劇烈反應？

隨著故事的進展，我們會慢慢發現芳儀面對生病母親的叛逆表現是表象的，內裡飽含的是更複雜的情緒——難分難解的母女情結。承接第一點，芳儀對「身分認同」的摸索，可以是針對國族與文化的認同，也可以是針對「成為女人」的認同。比如接近片尾時，芳儀說她記得小時候她問媽媽下輩子想當什麼動物，媽媽說「下輩子想當男生」。直到這裡我們才豁然開朗，原來相較於國族與文化認同的焦慮，本片更重要的核心在於此——女性成長。

「下輩子想當男生」這句台詞是帶有些許女性意識的，她的潛台詞可能是「不想當女生」或「不想當母親」，不管何者，對正處於青春期、正在摸索成長（並將成為女人）的芳儀來說，母親莉莉是她最親近的女性形象與榜樣，然而母親卻告訴她說「下輩子當男生」，她怎麼會不恐懼？電影雖沒有明說原因，但我們不難理解，莉莉認為自己身為女人、身為母親，是「不夠好」的，因此才想要女兒芳儀能「更好」，卻被芳儀回嘴「更好是不一樣！」（Better is different！）

我們在另一幕看到，芳儀的賭氣與叛逆是在氣媽媽「應該可以做得更好」，但同學提醒「萬一她已經做到最好了呢？」此外，芳儀在演講稿中寫到關鍵的心理狀態：「這個世界上我最不想成為的人就是我的母親，因為她的恐懼會成為我的恐懼，而她的軟弱會使我軟弱。」芳儀的恐懼除了是她害怕母親的死，母親現在的消極表現也不是她以前認識的母親，她不再願意面對這樣的母親。芳儀也害怕自己會成為像母親一樣的人，然而她與母親都明白，自己與對方其實是一體兩面、互為表裡，並相互對照。

芳儀的「成長」轉折點，或許是她某天晚上離家跑去找白馬的一幕，這場戲魔幻又迷人，也是我最喜歡的一幕。芳儀把馬場上的白馬，當成她在美國的白馬Splash，芳儀給白馬套上馬具的時候被白馬拒絕了。芳儀當然知道，這匹白馬並不是美國的Splash，但她太愛Splash、太想念Splash，以致直接把白馬當成Splash。

芳儀把白馬當成Splash，或許有兩種投射。第一種解讀是白馬就是「美國」，芳儀一直哭著想套住牠，但卻做不到，隱喻著芳儀回不去美國；另一個解讀或許是，白馬就是芳儀，而芳儀就是媽媽。當芳儀（媽媽）想要用馬具套住白馬（芳儀），白馬（芳儀）卻一直掙扎，不願意就範；芳儀（媽媽）是愛著白馬（芳儀）的，但白馬（芳儀）一直拒絕撇過頭，最後芳儀不知所措地哭了。

如果將這場戲解讀成芳儀與媽媽的換位思考，讓芳儀站在媽媽的角度重新審視這段母女關係，芳儀終究明白媽媽是愛她的，或許就可以理解後來母女為何和解了。

小結

總的來說，我認為《美國女孩》將離散與身分認同、女性意識與青春成長融合得相當精彩，敘事完整流暢，台詞精準自然，不僅提出屬於當代台灣的離散與身分認同觀點，更飽含誠摯動人的家族書寫與女性成長故事。

《美國女孩》不僅止於刻劃2003年左右的台灣家族故事，在離散題材上，它跳脫如《推手》、《囍宴》等的第一代移民「想成為美國人」的觀點，提出新的身分認同；在家族書寫上，《美國女孩》也跳脫如《孤味》等典型台灣女人的悲情敘事，不再聚焦於上一代的恩怨情仇與情緒勒索。無論是國族與家族故事，《美國女孩》可以說是為台灣電影開出新的美麗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