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基法修惡之根源：政府瀆職與低薪迷思

賴清德在12月初表示，現行勞基法已無法面對當前的產業形態，認為勞動部應立即全面盤點問題，制訂一部完整的勞基法。政府發言人也表示，勞基法修法政策將分為長期、中期和短期，並希望勞基法修正草案盡快三讀通過，長期來說，勞基法必須有全面性的考量。

縱觀上述發言皆顯示，自民進黨執政後所推動的一連串勞基法修法，可以說是個有目標、有規劃、有必要、善盡管理者角色的政府應有的作為。若是如此，那為何修法會造成舉國譁然、又為何會被認為是「修惡」？甚至進一步引爆1223反勞基法修法大遊行？

從人民生活層面思考，政府的職責有兩個主要面向：「善盡國家管理人的責任」與「針對社會衝突議題制定符合公共利益的政策」。而當前勞基法的修正方向，應符合勞工的公共利益。

作者在〈工時管制的必要性：從反勞基法修惡談起〉一文談到「什麼樣的勞動條件工作，才可以維持生活，是長期以來勞方、資方與政府間的攻防焦點。其中，工時則是影響勞工所得的重要形式條件」，工時限制爭取的是形式上「勞動正義」，但是薪資才是真正造就勞工處境的關鍵。

然而，政府卻沒有正視勞工低薪的問題，甚至刻意將低薪的成因轉移為「工時彈性不足」。這種看似有目標、有規劃的修法並沒有落實勞動正義，只是試圖平息當前勞動市場的困擾而已，且完全不理會各界所表達的意見與觀點，一意孤行推動修法。這在在顯示政府並未善盡作為國家管理人的責任，「政府瀆職」才是這次勞基法修惡衝突的根本原因。

政府應善盡國家管理人的責任

政治，是追求公共利益的行動。在此前提下，人們制定並實施法律，組織社群生活。而民主政治型態作為「主權在民」的政治體制，政治行動必須讓所有人看見，才能被人知道、記住，進而參與，落實民主。

因此，政府若要推動任何政策，都應建立人民可「實質」參與溝通的管道（公聽會便是方式之一），政策的修訂也必須完整回應人民的疑問與意見，並與人民進行「實質」溝通，以達成共識，這才算落實且善盡國家管理人的責任。

民主政治並不是一個「便捷」的政治體制，但卻是當前台灣社會最大公約數，政府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規避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制定薪資範疇，減緩勞資衝突

在當代社會結構中，所有的資源都是預設被擁有的。擁有資源的人具有分配資源的權力，而人類的生活已不再是仰賴自然資源的原始型態，而是貨幣交換的經濟型態。縱使個人有能力從自然資源中取得生活所需，在社會架構中也無法算是合理取得，所有的生活所需皆需由社會架構中的轉換模式取得，其轉換模式，大部分以薪資的方式呈現。因此，制定「由勞動方式取得薪資」的相關政策與法令，對於當代社會的影響甚鉅。

「薪資」在人類社會發展的軌跡為何？這就要回溯「貨幣」的出現。在人類社群間，貨幣的出現應該是平等交換，以達到社會和諧的功能。貨幣被預設為必須作為「交換」功能，而不應該把「可無限制購買」當作貨幣的目的¹。

隨著社會型態演變，在農業與商業社會中，貨幣作為交換功能比較容易維持。然而，進入工業社會之後，由於工業發展對於資金流動與累積的需求增加，當代社會逐漸接受「貨幣是可以被合法累積的物品」²。

「合法累積」的欲求是人類行為中自私自利的典型表現，在社群結構中的交換與互動模式，不得不面對自私自利的行為。資本主義認為「自私自利是社會產生交換的動力」，也是資本主義社會運作模式下可達到最大共同利益的可能性³。

現代社會中某些成員繼續累積著貨幣，但大部分的成員則需以勞動交換，這就是當前資本主義社會主要的架構。此時，以勞動交換的貨幣，就是薪資，而薪資也就成為社會中所有資源交換的基礎。

台灣社會當前的低薪困境，正是西方經濟行為發展過程中資本主義被抨擊的焦點，其中批評力道最強的莫過於馬克思（Karl Max）。馬克思強調，由於某種內在動力，會使得商業社會進化成完全資本社會。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力本身的價值與勞動過程中勞動力所創造的價值，是兩個不同的量，資本家在購買勞動力時，看重的正是兩者間的差異——剩餘價值，也就是說勞工並沒有獲得同等價值的報酬⁴。

簡而言之，由於貨幣不再是交換的媒介，反而成為資本家（資本累積者／管理者）剝削勞動者的障眼法，以增加資本家的剩餘價值，這才是低薪的根本原因。

因此，先進各國的勞動法令都會制定法令以降低剩餘價值的擴張，減緩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的衝突。

台灣的低薪迷思

台灣社會當前的低薪不只是困境，而是迷思。如果資方無法以低成本的方式爭取訂單，那麼勞方有可能因為資方的破產而失去工作。換言之，「暫時」的低薪與「緩慢」的修正最低薪資，是支持資方存活以保障勞工經濟的必要手段⁵。這個看似合理且必然的勞資關係，其實隱含著許多社會架構與經濟模式的不同議題，例如資本與社會資源公共化、資本累積的社會責任等等。

然而，上述議題是國家政策討論時應該面對的爭執焦點，而非「迷思」的關鍵。台灣社會的「低薪迷思」是來自政府沒有善盡國家管理人的責任，讓人民面對政策制定時得以充分討論，減少爭議，導致爭議得不到溝通與了解的機會，才使低薪的狀態成為迷思，這是「政府瀆職」帶給社會的災難。

• 「一般來說，它（社群）存在於兩個不同與不對等的人之間，而這兩者必須以對等的方式受到對待，此即為何所有物品交易必須具有共同衡量的尺度。為此，貨幣被發明並成為一種媒介，由於其可衡量性，才可以測量（物品交易）是過多或過少，舉例說明：一棟房子可以等同多少雙鞋。…因此，貨幣扮演度量的角色而使得事物間可以受到對等的對待：若沒有交易就沒有共同體（社群），沒有公平就沒有交易，沒有共同衡量的尺度就沒有公平。」引自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尼各馬尼倫理學》。
• 「人們工作大部分是為此目的（累積財富），因此顯然地，基於這樣的同意才允許不符比例且不公平的占有。當政府透過法律作為處理依據，提出人們認可的一種公平擁有財產的方式，便沒有人可以因為其他人擁有比自己可消費的東西多而抱怨。」引自洛克（John Locke）《政府論（下卷）第五章─論財產。
• 「若是訴諸他人自私的心態來說服他人，自己提出的要求對其也有益處，成功的機會便較高。若每個想與他人交易的人都是如此，該訴求便會是：所需要的給我，你也可以獲得想要的。這些就是獲得對我們所需各種勞務交易的方式。」引自史密斯（Adam Smith）《國富論》。
• 「勞動力包含已勞動之獲得與現在勞動所提供的實際獲得，也就是勞動力一天的維持費用與勞動力一天的獲得，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前者決定它的交換條件（薪資），後者構成使用價值（物價）。維持一個工人24小時的生活所需只需要半個工作天，並不表示他不能工作一整天。勞動力本身的價值與勞動過程中勞動力所創造的增值價值，是兩個不同的量，資本家在購買勞動力時，看重的正是兩者間的差異（剩餘價值）。」引自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
• 勞方的經濟滿足必然仰賴資方的經濟成果嗎？還是人類社群之生活基本需求的滿足是一種「權利」，應該由國家政策所滿足？這是另一個議題，可參考「全民基本收入」 （Universal Basic Income）是個正在席捲全球的社會改革方案，其主要倡議者為比利時政治哲學家菲利普・范・帕雷斯（Philippe Van Parij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