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時管制的必要性：從反勞基法修惡談起

賴伯琦 29 Dec, 2017

2015年8月26日，勞動部預告修正《勞基法》施行細則，宣告「砍七天假」的政策提出後，2016年還是總統候選人的蔡英文以「落實兩例假」為競選承諾並順利當選總統。隨後，全面執政的民進黨政府便在2016年6月30日，由行政院院會正式通過以「一例一休、砍假七天」作為修法方向的《勞基法》草案，幾番波折，在同年12月6日立法院三讀通過，12月21日總統公告實施。

不滿一年，新任行政院院長賴清德於11月9日就《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裁示，認為這次修法秉持蔡總統指示的原則——既保障勞工的權益，也給予企業經營的彈性——來辦理，決議通過修法條文，函請立法院審議、再次修法。一連串的修法過程，多次引發勞團強烈抗爭，並於12月23日晚間抗爭行動迅速升溫，民眾並與警方發生嚴重肢體衝突，並在台北街頭展開游擊戰，癱瘓市區交通。

重新檢視勞基法修法抗爭的基線，反對方認為「勞工需要充分的休息時間」，而勞基法放寬彈性，無疑是修惡。另方面，行政院推動修法的關切是「勞工需要賺錢」，因此認為唯有放寬加班條件才能讓勞工加班並賺取加班費。換句話說，行政院認為勞基法保障的是勞工「最低勞動條件」，故而需透過再次修法來「保障勞工工作權益」。

由此可見，「什麼樣的勞動條件工作，才可以維持生活」是長期以來勞方、資方與政府間的攻防焦點。其中，工時則是影響勞工所得的重要「形式條件」¹。

何謂「工時」？

工時，從字面的解釋就是「工作的時間」，對人類社會而言，就是「投入社會系統從事生產的時間」，對人類這樣的社會性生物而言，這是社會得以維持運作的必要模式。

如果從社會結構運作的角度來看，工時不只是勞動者本身取得生活必須資源「重要且唯一」的管道，也是管理者（資方）與勞動者（勞方）彼此間能否持續維持社會關係的關鍵。

換言之，如果工時太短，生產量不足，無法維持勞動場域的運作，管理者與勞動者的互動關係便會消失；相反的，如果工時太長，導致勞動者無法負擔而死亡，也會造成潛在勞動者不願意加入，而對管理者產生衝擊。工時的制定便成為社會能否穩定運作的必要機制。也因此，當代社會，如台灣，工時制定的議題也經常引爆衝突，抗爭屢屢上演。

但，到底「勞工的工時應該多長」？這個問題我們該如何思考？以下我將分別從生物演化與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分別論述「工時」此一問題。

工時該多長：生物演化歷史的角度

人類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生理條件仍然依循生物世界法則，而自然界所有生物都是以生存與繁殖為首要任務，在此處境下，無時無刻處於勞動的狀態。其中，尤以蜜蜂與螞蟻，一直是人類社會管理階層夢寐以求的「社會化生物」，在生物學中稱之為「真社會生物（Eusocial Animal）」，其角色分工的穩定性非常高²，對於真社會動物而言，自然也沒有所謂的工時可言。

如果理解這樣的思維，就不難想像為何會有「為了尋求生存與發展，一旦機會上門就算是半夜也要出門工作」的意見提出、並擁有為數不少的支持者。然而，這樣似是而非的觀點卻成為資方反對工時管制的主要立論，也在行政院此次修法邏輯中一覽無遺。

為什麼這樣以「真社會生物」作為反對工時管制的邏輯難以破除？恐怕是因為長期處於社會結構下的我們，早已失去對生活與生存的敏感度，也由於查而未覺，更失去了反思的空間。

的確，自然界的所有生物，其生命狀態與處境可以被認知為「因生存與繁殖而存在」，生物為生命而有的一切作為都可以被視為「為生存而工作」，然而，在那樣的自然狀態下，工作並非為了關係的建立，或結構的維持，而是為了個體自身的存活——沒有勞動便沒有獲得，因此工時的長短在此是假議題。

即便是真社會生物的蜜蜂與螞蟻，在那樣的社群結構中，只有「功能性角色」的差異，並沒有所謂的「管理者」，社群中任何個體的生存所需更不是經由「被」分配而得。

同理，在人類社會中，那些掌握資源、或主導資源分配的管理者，近似自然生物「因生存與繁殖而存在」，當然沒有所謂的工時問題；但是，人類社會中的勞動者並非如此。勞動者的所得是來自被管理者佔有的資源，並必須經由特定分配方式才能在社會結構中合理擁有，如支持「勞工要更多的薪資，那就增加勞動的工時」的論點，那麼請先將所有的資源釋出，進到蜜蜂與螞蟻的「真社會」狀態，由勞工自由取得所需。

若生活即生存，因生存而勞動，生活就是生命存在的意義與呈現方式，社會資源可以經由勞動自由交換取得，何來工時的概念？不過，或有論者會質疑，從自然現象反思社會運作的思考理路，這樣的類比是否合理？

近代生物科學的發展，有不少從生物自然現象的角度來思考與反省，並衝擊了人類的文明成果，像是自由、道德、性（Sex／Gender）等關乎社會發展、人類本性的內涵與價值。然而，這樣的思考與反省仍受不少「人類情結」的抗拒，從生物演化的歷史觀討論勞工工時，必然也有不少人會認為「人與動物不同」，並批評人類歷史發展至今，怎能簡略粗糙地與自然生物類比？遑論還作為論證的基礎？

那麼，以下我將回歸人類的歷史發展，重新檢視「勞工的工時應該多長」此一命題。

工時該多長：人類文明歷史發展的角度

人類社會發展之初，所有的人類成員得面對自然生存的必要需求——取得食物。因此，不管是狩獵游牧或是農牧聚落，人類以「共同合作」作為聚落演化的內聚力，繼而使大多數的人類得以居有所、居有食、居以安，進一步形成具有社會結構的人類社群。³

爾後，人類社會從農業延伸至商業、進而以工商社會作為當代社會的重要形式；如今，我們則處在一個虛擬與真實交錯的資訊社會中。儘管社會結構隨著人類文明不斷轉變，其中唯一不變的是，資源的使用與分配，始終脫離不了圍繞在社會體系中的「資本」與「權力」。

經濟學視資本、土地及勞動為生產要素，在社會發展過程中，資本成為使用土地與勞動重要的權力來源，貨幣則是其最顯著的呈現形式。因此，人類的生活從此脫離自然存在狀態，進入由人類觀念所建構的社會結構中。

在當代社會結構中，所有的資源都是預設被擁有，擁有資源的人具有分配資源的權力，而人類的生活不再仰賴自然資源的原始型態，而是轉以為貨幣的經濟型態；縱使個人有能力從自然中取得生活所需資源，在社會架構中也無法合理取得，所有的生活所需皆需由社會架構中的轉換模式取得，人類生活不再自然，從此「異化」（alienation）」。⁴

由於社會結構的強制性，在階級的區分上，管理者與勞動者從來不是對等的權力關係。幾千年前，在那個還有奴隸制度的時代，奴隸沒有工時的限制，因為奴隸是「物」，不是「人」，因此不適用工時觀念。接著，在農業與商業的社會中，由於沒有勞動就無法累積資本，因此，為了累積資本就必須不斷勞動，工時的概念也還未被建立。直到工業革命以降，機器取代人力成為生產的一部分後，工時才在機器可以不休息的衝擊下被反省，造就近代對勞動條件的思考。

從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來看，既然工時不是一個在人類社會發展之初就被確認的生活條件，那麼當代社會何來「勞工的工時應該多長」之應然爭議呢？

「應然」的探索，是人類文明的價值所在

從自然生命的存在狀態，「生命的意義」一直是人類所特有的問題，這也是人類文明獨特之處。那麼，作為一個人，生命的意義所謂為何？

回顧人類歷史的發展，在奴隸制度的年代，人可被奴役，奴隸只不過是將那樣的觀點落實於制度的呈現，因此，人們期望從「被奴役」的狀態脫離、重獲人身的自由——而自由，可說是當時文明發展的價值所在。

然而，儘管有形的奴役制度在當代社會中消失了，但卻因為人們擁有的資本與權力間的巨大落差，使那些欲獲得基本生活條件的人，再次落入權力不對等的結構中，被不平等地對待，再次失去了自由的生命意義。那麼，沒有自由的生命，當代人類的文明還有什麼價值可言？

在自由民主的社會中，「勞工的工時應該多長」是個必須正視且充分討論、尋求其應然價值的課題。儘管我們在形式上已脫離被奴役，然而實質上卻落實了奴役的不自由；若缺乏對自由的應然追求，當代人類文明價值也將蕩然無存。

1223反勞基法修法大遊行，是台灣社會企望追求「如何實踐人的自由」的具體表現，人民有這樣的期待，作為政策制定管理者的政府卻沒有進步的思考與作為，是當前艱鉅的困境。

維持勞工生活的最低勞動條件有二：薪資與工時。薪資是實質所得，但卻因為時薪的連動關係，使得工時成為決定薪資的「形式」依據。

在生態學與動物行為學上，蜜蜂、螞蟻與裸鼠被稱為「真社會」生物，意指這些生物「並非只因」其社會結構而驅使其社會分工角色，更重要的是在遺傳上的生理特性使得其社會分工的角色確定難變。

在生物演化的「選擇效應」論點最常受到誤解的便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八字箴言，「彷彿」生物演化的過程中，在選擇效應之下，只會有「最適者」一種結果，實則不然。

就以人類聚落形成的過程，「群居社會化」是目前國際社會、各國民族文化發展至今「效率顯著」的普遍型態，這當然是人類社群演化的顯著成果。但是，如此的「普遍型態」並非適合所有的自然條件。在熱帶雨林、在高山森林、在沙漠地區，除非人類完全改造自然環境以適合當代社群的發展條件，否則，在當地的原住民部落仍然是以「個體」為強主導而部落為「親緣性」連結功能的型態為主。甚至，「離群索居」的生活型態也時有所聞。這樣眾多類型不斷變動發展的現象，才是演化的真實內容，而不只是人類文明觀點對自然現象的解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