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考合訓所為何來：關於「法律專業資格」考試，我們能期待什麼？

據《蘋果日報》報導，考試院、司法院、行政院正在積極討論，將律師高考跟司法官特考，合併為「法律專業資格」考試，考取者即具有律師資格，接著再透過申請或考試，從取得「法律專業資格」者中遴選司法官。

報導裡提到了這項政策研議、推行的進度跟目前碰到的一些困難，最引人注目的，卻似乎是最後這一段：

知情官員分析，目前律師轉檢察官或法官者，大多是在業界混不下去，或者可能想追求穩定，與法界關係良好者，就申請律轉，因此品質參差不齊。

這段話，惹得司法院很快就大動作地以新聞稿反駁：

申請轉任法官之律師，均係對於法官職務富有理想、熱忱、理念與強烈使命感，報導稱目前律師轉任法官多有特定不當原因等語，殊屬對於有志擔任法官的律師污名化，實非客觀公允，故有澄清之必要。

兩院之間一來一往，話說得很重，卻反倒成了一筆迷糊帳。《蘋果日報》的報導其實沒講清楚，那位知情官員抱怨的，到底是申請轉任的律師，還是已然轉任、現職法官的前律師；司法院把他們分得很清楚，但「申請轉任法官之律師，均係……」這個全稱命題，又用得太快太急太隨便了。

律師轉任的法官表現大抵十分出色，這跟筆者廁身法曹、八年實務經驗非常相符；但若說申請轉任的律師均係富有理想、熱忱、理念與強烈使命感，寫這新聞稿的人可能忘了，歷年來司法院公布申請轉任的律師名單、徵求各界意見時，名單上的爛律師被挑出來，在法官論壇上公審的場景。

混得好的律師就是好法官？

更值得玩味的是，司法院如是駁斥所謂的知情官員，言外之意似乎是：申請轉任法官的律師，應該有一些混得還不錯吧！但這就表示他是好律師、且適合擔任法官嗎？這問題不太容易回答，因為什麼叫混得好、怎樣才算混不下去，並沒有清楚的答案。

從最直觀、最市儈的觀點來看，混得好就是錢賺得多，而律師要賺錢，就得多接案、接大案。能接到很多案件，或是能接到大案的律師，就是好律師嗎？

無論在理論或現實上，招攬案件的能力跟辦案的能力，都是兩回事。人民不信任司法，部分的原因其實在於法學這門專業不受尊重，對此律師也不能置身事外，所以律師往往必須在「應付當事人的無理要求」跟「秉持專業執行業務」之間，求取適當的平衡。

有一些盛名遠播的律師，常常表現得很不專業。他之所以生意興隆，只是因為很懂得怎麼「應付」當事人，至於專業層面，其實當事人根本沒有能力評價律師的表現，也「幸虧」司法低落的公信力，有疑問就推給恐龍法官，對律師來說根本萬無一失。他們混得很好，根本不會想要轉任法官。

律師轉任的法官特別值得信任？

從這個角度來看，關於律師是不是混不下去才會申請轉任法官的爭論，其實也隱約透露，司法人事多元進用的管道，早就承載著過度期待的悲哀現實。多元進用當然不是壞事，但以為換個考訓制度就能挽救司法岌岌可危的公信力，問題就大條了；就像多喝牛奶當然不是壞事，但以為把牛奶當水喝就能治百病一樣大條。

問題在於，有些人彷彿不將現有的司法官考試（以及考試出身的司法官）污名化，就講不出多元進用的好，而這樣的污名化來自於政治人物對司法所存有的不切實際的期待（這個期待最終自然又來自於人民）。

就拿《刑法》第19條的爭議來說，當刑案被告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缺乏責任能力，法院因此諭知無罪或給予減刑，對司法公信力的殺傷力，其實不下於風紀案件。然而，我們的社會之所以支持多元進用，難道是因為期望，曾經擔任律師的經驗歷練，會讓法官更清楚社會期待之所在，並且因此「忘記」援用《刑法》第19條，甚或因此而把自己對精神醫學的理解，降到跟酸民差不多的水準？

期望法官因為過去擔任律師的經驗歷練，極力服膺國民法律情感，違法裁判也在所不惜，當然極不可取（雖然這大抵就是臺灣的社會期待）。那麼，或者我們的社會可以期待，如果做出這類判決的法官，曾經擔任多年的律師，人民會因此更願意接受這樣的判決嗎？

我們難道期望，人民對判決失望之餘，會稍微想到承辦法官以前當過律師，所以就比較能夠體諒審判的艱難？我們難道期望，人民的反應會從無差別的謾罵，轉變成「雖然不贊同這個結果，但這個法官既然當過律師，會這樣判一定有他不為人知的原因」？

姑且不論這種政策思維變相鼓吹因人設事、以人廢言，有教壞gín-a（囝仔）大小的嫌疑，現實是，絕大多數人在「臭幹」他們痛恨的裁判之前，根本不會先去查詢承審法官是不是律師轉任的。更常見的毋寧是，在臭幹的同時加上一句「公布法官姓名」，完全不曉得法官的姓名從一開始就是公開的。

再次躲過改革的辛亥監？

內行人都知道司法官訓練是司法病灶，卻始終圍著司法官訓練所（現在叫做「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又因位在辛亥路與基隆路交叉口，並因為半軍事化且半監所化的管理，圈內人戲稱「辛亥監」）跳恰恰，這早就成了臺灣司法改革的七大不可思議之一。這波「法律專業資格」的改革，可別再跳起同樣的舞碼。

按目前的制度，司法官訓練所負責訓練司法特考出身的司法官，律師轉任的法官則在法官學院受訓。如果律師轉任的法官的表現值得讚賞，是不是至少有一部分的原因在於，比起司法官訓練所的訓練，法官學院的培訓更有效率？法官學院對轉任的律師在受訓期間的生活管理，是不是比法治國所需要的半軍事、半監所、甚至半封建式的規訓機制，更能合乎法治國對司法該有的期待？

筆者之所以一再用「司法官訓練所」的舊稱來稱呼該機關，就是因為即使它換了一張牌匾，冠上「司法官學院」這富麗堂皇的名稱，只要主政的司法官僚沒有拋棄舊有的黨國父權思維，它就永遠都無法洗清威權統治留存下來的殘渣。

然後，鼓號齊響地大步前行的司法改革，總是將槍口對準這個機關訓練出來的人，而不是這個機關本身，真叫人不知如何是好。如果只改考試制度，不處理訓練這一端的問題，這等於是重蹈覆轍地，拿著國家考試或律師轉任出身這種最形式化的東西做文章（正如職業司改家動不動就拿司法官的年齡作文章），而讓司法官訓練所再一次躲過檢討與改革。

改革之難，難在對症下藥

眼尖的讀者應該早就發現，文章一開始引用的報導，日期是今年年初，距今已約半年，這篇文章寫了這麼久，其中的曲曲折折就不足為外人道了。但俗話說得好，來得早，不如來得巧，在嘉義鐵路殺警案終審判決之後回頭來看，司法官考選制度的改革，能夠解決的問題，其實相當有限。

人民的想像跟法律的實然之間的落差，以及因此產生的衝突，在後進國家繼受現代法律制度的過程中，本來就是常見的現象，在十九世紀的大清帝國、大日本帝國如此，在二十一世紀的臺灣同樣如此，而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多元進用、合考合訓都不是壞事，但冀望它們能夠弭平現代法律體系與庶民價值觀念的衝突，恐怕陳義過高。

前面提到人民跟《刑法》第19條的不共戴天之仇，只是其中一例。正如刑庭法官與精神科醫師分別為文強調的，社會期待不能凌駕法學或精神醫學專業。如果社會期待總是超出界線，以社會期待之名，在法律制度跟法律人身上動刀的司法改革，就永遠脫不了打小孩給人看的嫌疑，而沒有對症下藥的改革，跟掩蓋問題其實沒有兩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