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法官評鑑大門之後：站在正義的一邊是否更難？

上禮拜有個同事說道，他承辦的案件，當事人收到敗訴的裁判之後，打電話給書記官，宣稱要告法官，據說那位當事人聲稱「掌握了把法官搞死的管道」。

輸不起的當事人，回頭就去告法官、告法院、告檢察官，甚至告法務部長、告司法院長的，早就不是新聞。法官、檢察官被當事人告，向來都是家常便飯，告人之前先打電話來嗆聲的，倒是比較罕見。

至於「把法官搞死的管道」？那位當事人該不會是看到最近關於「法官評鑑」的新聞了吧？

「官官相護」何其廉價

《法官法》在去年修正後，請求法官、檢察官評鑑的權利，不再由少數民間團體獨佔，提起訴訟的當事人也可以請求評鑑法官，而據報載，新制至今實施一年，請求評鑑總共622件，沒有任何一件成立。

在司法公信力如此低落的年代，光看上述結果，很容易引來「官官相護」的抨擊，司改企業更是藉此大做文章。不過，如果我們將法官評鑑委員會（簡稱法評會）的委員組成攤開來看，就看得出這項膝反射般的抨擊，多麼廉價與背離現實。

按現行《法官法》第33條第1項規定，法評會13個委員當中，光是外部委員（學者、律師、社會公正人士）就佔了九人，超過三分之二，法官加上檢察官卻僅有四個人。在這樣的組成之下，六百多件都不成立，與其說是官官相護，還不如說是應驗了濫行請求評鑑的疑慮，這更是在修法當時就可以預見。

對此，林孟皇法官試著提出另一種解釋：

法評會有沒有充足的調查能量也有疑義，而外部委員只是「兼職」，甚至有些人的配偶或親友也是法律人，能否真的完盡調查之責，其實也有疑問。

這些意見，看似有力，實則漏洞百出：

首先，評鑑的請求程序是否合法，當事人是不是用法定評鑑事由以外的東西請求評鑑，應該就請求書狀形式審查；換句話說，濫行請求評鑑，從書狀的內容就看得出來。孟皇兄再怎麼質疑法評會的調查能量，也用不著懷疑委員們連好好看完當事人的書狀都有困難吧？

其次，在懲戒法院成立之前，舊制的職務法庭法官是由各級法院的法官兼任，孟皇兄自己就兼任過職務法庭法官，為什麼他兼任就沒毛病，別人兼任就問題叢生，這似乎讓人有那麼一點難以理解。

最後，孟皇兄質疑，外部委員因為配偶或親友也是法律人，未必能完盡調查之責，這是非常嚴厲的指控。問題是，這些外部委員到底是誰？他們到底有哪些法律人配偶或親友？如果講不清楚，就是地圖砲。外部委員何辜，非得承受這樣的地圖砲？

不過是多一個告司法官的管道

開放當事人請求評鑑司法官後，請求評鑑的大多是敗訴的當事人，評鑑的請求會隨之暴增，能夠成案的也將會減少。這樣的結果，早在司改國是會議討論相關議案時，就已經可以想見。

輸不起的當事人（學名「法院之友」，俗稱「刁民」），反過來告法官、告檢察官，企圖把本來應該是公親的司法變成事主，早在有《法官法》之前，法官、檢察官就必須經常面對這種情況。

這些「法院之友」常用的套路是，訴訟的進行不如己意，就聲請法官、檢察官迴避，干擾訴訟程序的進行；敗訴之後再用不知所云的理由上訴到底，判決確定之後又再用更不知所云的理由反覆提起再審，並且夾雜著對承辦法官、檢察官提出各種不知所云的訴訟，或者向各府院部會、各級民意代表提出各種不知所云的陳情。

「法院之友」會這麼做，或許是妄想，連法官、檢察官一起告下去，說不定有翻盤的機會，也或許不過是想報個老鼠仔冤而已。我剛分發時，就從澎湖地院的行政人員那邊聽聞，澎院轄區裡有四個經常出現的「法院之友」，他們私下稱之為「四大惡人」。

如果澎院的狀況有一點參考價值的話，粗略估算，全台灣大概隨時約有八十到一百個「法院之友」在活動，對他們來說，《法官法》所創造的評鑑制度，不過是多一個告法官、告檢察官的管道而已。

案件快輸了就聲請迴避，輸不起就告法官、告檢察官，這樣的「法院之友」早就是司法日常。媒體報導的浮濫請求評鑑、無從實質審酌，只是「法院之友」把他們的司法日常延伸到法官評鑑制度而已。

職業司改家們卻對此一無所知，還聲稱「應反過來思考怎麼建立人民信任、有效的個案評鑑制度」，恐怕是與現實脫節了。濫行請求評鑑的當事人，並不是等待司法英雄拯救的可憐人；相反地，他們是浪費司法資源、妨礙評鑑制度正常運作的寄生蟲。

站在正義這一邊

在我受訓期間，分發前最後幾堂課的課堂上，有位法官前輩說道，每個人都希望正義站在他那一邊，卻不是每個人都願意站在正義這一邊。筆者廁身法曹，八年實務經驗，對這句話自有另一番體會。

像一開始提到的那件再審，之所以被駁回，是因為再審必須在判決確定後30日內提出，而那個案子早在幾百年前就已經確定了。這位「法院之友」不曉得是不是不知道如何計算日期，總之他沒有把30日再審期間擺在眼裡，甚至還威脅要告法官（順道一提，這可能就是未來的國民法官）。

因為攸關個人利害，當事人很難站在「正義」這一邊，這無可厚非，甚至理所當然。法官必須站在正義這一邊，以中立第三人的視角處理當事人之間的紛爭。「中立第三人」的意思是，訴訟勝敗跟我沒有利害關係，而必須確保法官能夠妥適扮演這個角色，在對於個人道德良知的寄望之外，透過制度保障法官的獨立地位，才是長久之計。

從這個角度來看，法官評鑑的請求不容易成立，其實並不奇怪。一方面，防止假藉懲戒之名、對審判上下其手，本來就是評鑑制度存在的目的；另一方面，法官評鑑能夠處理、該處理的，本來就是有限的。

別忘了，無論是法官、法評會，還是（有權發動法官懲戒程序的）監察委員，手上的權力都是法律賦予的，因此有其侷限，法官不是也不該是包青天，不能也不該毫無限度地滿足人民素樸的正義感，法評會或監察委員亦復如是。

法官的工作固然重要，但審判只能是人對人的審判，審判並不神聖，法官也並不神聖。如果我們希望法官能做好自己的工作，就必須營造出「即使不是至賢至聖的司法良心，也能義無反顧地站在正義那一邊」的環境。降低評鑑的門檻，甚至跟國家賠償連動，看似大快人心，但讓司法動輒公親變事主的結果是，案件勝敗也會跟法官利害攸關，要站在正義這一邊，也會變得更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