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裁判品質與法官素質，打給民眾看就對了？

司法院擬推行「裁判品質提升方案」，要求各級法院院長落實監督權，每月抽閱所屬每位法官一篇判決書，引起我的法官同儕的劇烈反彈。筆者曾經撰文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但在烏俄戰事佔據版面的同時，這個新聞似乎已經漸漸為人淡忘。

正如筆者在前述文章提到，法官群體的反彈並不是單一因素造成的，不過，限於篇幅，先前那篇文章沒談到其中的歷史背景，也就是裁判送閱及其廢除的血淚史。

箱子的噩夢

裁判送閱，就是法官作成裁判之前，必須將裁判書送交給庭長、院長核閱，庭長、院長不蓋章，法官就不能宣判。由於送閱的方式，是把裁判放在箱子裡，呈送給庭長、院長，所以司法官的行話把裁判送閱稱為「送箱子」、「看箱子」。

送箱子曾經是每個法官日常工作的一環，直到1990年代，司法體制內部以「箱子還你，獨立還我」為名的改革運動，才將送閱制度廢除。送閱制度的支持者，往往以裁判品質為主要訴求，但無論是否真能達成這個目的，送閱制度都創造了干預審判的龐大操作空間。

論者指出，對於裁判送閱制度，不能以「威權統治」一語帶過，因為「那個時代當事人所面對的巨大誤判風險」，而且政治案件沒有那麼多。這種說法固然可以自圓其說，卻未必合乎事實。

關說、行賄、干預審判，這些事情從來就不是政治案件的專利。筆者多年前承辦一個大規模土地糾紛當中的兩個案件，敗訴的當事人找上立法委員，那位立委就拿著我的判決，在立法院質詢司法院秘書長。這不是政治案件。政治案件的多寡，跟干預審判的危險，其實沒什麼關聯，利用送閱制度干預審判的指標性案例，即南鯤鯓代天府案，就算不上政治案件。

以「那個時代當事人所面對的巨大誤判風險」證成送閱制度，恐怕也過於粗糙。我在碩士論文引述一位實務工作者，自述其創辦法學期刊的動機，在於司法實務「審判結果之準確效率，則甚低劣」的說法，我的指導教授楊芳賢先生看過論文初稿後嚴正地提醒，我必須要意識到，這是那位實務工作者片面的說法，假如我不加反思地當成事實，對當時的法官並不公平。

我們當然可以安心地說，由於時代的進步，現在的裁判品質好過威權時期，正如現在的職棒球員素質樂勝所謂的中職黃金時期，但威權時期是否存在巨大的誤判風險，這是可以當成博士論文題目的法律史公案，用來為送閱制度說項，反而掩蓋了威權時期的司法欠缺「最後性」的現實。

送閱制度的存在，就表示裁判的結果不是承審法官說了算，而是看箱子的庭長、院長說了算，這樣的司法當然欠缺「最後性」。司法院要求庭長定期抽閱裁判，之所以引起法官群體的強烈反彈，正是因為那一天，法官們想起了，被箱子統治的恐懼。

提升品質，有何不可？

話說回來，台灣的裁判品質還有進步的空間嗎？當然有；提升裁判品質不好嗎？當然好；院長定期抽閱，對裁判品質有幫助嗎？好像也不能說沒有幫助；所以司法院要院長定期抽閱，法官群體是在反彈什麼？

這是支持司法院「裁判品質提升方案」的另一個論述策略，將同樣的問法套用到別的議題上，就能看出它的問題：台灣酒駕的問題嚴重嗎？很嚴重，至少人民覺得很嚴重；嚇阻酒駕不好嗎？當然好；提高酒駕的刑罰，甚至酒駕視同殺人，有助於嚇阻酒駕嗎？好像也不能說沒有幫助；所以酒駕視同殺人，司改／人權團體是在反彈什麼？

無巧不成書，筆者開始寫這篇文章時，有位律師以苗栗地院周姓法官的法官評鑑案為引子，鼓吹每年對全國法官進行考察，就其中表現最差的「百分之一」加以淘汰，連續幾年下來，一定可以大幅提昇司法品質，增加人民對司法的信賴云云。

這乍聽之下好像沒什麼好反駁的：「淘汰最差的百分之一」有什麼不對？誰叫你是最差的百分之一？不要表現得那麼差不就沒事了嗎？法官是在反對什麼？但同樣的道理，我們是不是也可以說，酒駕死刑有什麼不對？誰叫你要酒駕？不要酒後開車不就沒事了嗎？司改／人權團體是在反彈什麼？

同樣的道理，我們是不是也可以鼓吹，每年淘汰表現最差的百分之一律師，就從收入最少的開始，連續幾年下來，一定可以大幅提昇律師品質，增加人民對律師的信賴？或者你為什麼不乾脆主張，每年殺掉表現最差的百分之一國民，就從每年為數三萬的監所新收人犯開始，連續幾年下來，一定可以大幅提昇人口素質？

不要盲動，面對現實！

正如不斷加重刑罰代表政治人物對犯罪束手無策，一再宣稱要拿司法官開刀，同樣表示人們不知道該怎麼監督司法；將表現差等同於不適任，更是偷換概念。這些說詞，如果沒有標註作者是執業律師，我還以為是網路鄉民套用鼓吹重刑的說詞所寫的幹話哩！

事實上，兩者之間還不是真的沒有關聯。正如美國哲學家傑森．史丹利指出的：

……那些惑眾妖言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都會利用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去阻斷人們的理性討論。

——傑森．史丹利，《修辭的陷阱》，第84頁

筆者認為，就前面引述的說詞而言，所謂「有問題的意識形態」，就是傳統教養觀念對於體罰的盲目崇拜，也就是「小孩不乖，打到他乖就對了」。由於司法官不是說打就能打的人，這種意識形態進而豢養公眾對於司法官的集體仇恨。

了解這種仇恨、不讓它主導司法政策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認識現實是改變現實的前提，忽視甚或曲解現實將會造成盲動，這是哲學的基本議題，也是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

這種情緒，與司法官的好壞良莠，往往沒有直接的關聯。反覆出現的羈押爭議（當重大刑案的被告獲得交保，「拿三十萬出來就沒事了」、「一條人命才值一萬塊」等幹話漫天飛舞，天曉得羈押或交保都不是刑罰，也不是賠償）、適用兩公約的爭議（將兩公約詆為法官拒絕量處死刑的藉口，天曉得兩公約有國內法律的效力），一再提醒我們這個悲哀的現實。

正如筆者反覆指出的，裁判品質的優劣，也跟人民對司法的仇恨無關。就拿前陣子紅極一時的暖心法官判決為例，某位法官在離婚判決後面附了一封信，安慰並鼓勵這對離婚夫妻的孩子，一時洛陽紙貴，然而，按筆者粗淺的家事審判經驗來看，那個判決著墨最深的地方，毋寧是它准許當事人離婚，以及酌定親權行使的理由。

再拿前面提到的苗栗地院周姓法官來說，法官評鑑委員會的決議書，劈頭就揭露這位法官辦理少年事件時，當庭命少年下跪、掌嘴的事實，其實，根據小弟對我國國民法律情感粗淺的體會，如果這不是寫在法評會的決議書上，說不定會在網路上被鄉民瘋傳，再加上一句「打得好！少年犯就是欠揍！」

畢竟，在媒體的渲染下，司法程序裡的少年，早就被塑造成一副窮凶惡極的嘴臉，更令人感到天理難容的是，少年跟精神障礙者一樣，沒有承擔刑事責任的能力，而將這種缺陷理解為特權的，更是大有人在。這一切跟裁判品質或司法官的素質，都沒有任何關聯。

請不要誤解我。我並沒有主張，司法都沒有需要改進的地方，一切都是人民的誤解；我要指出的是，利用人民的情緒，透過少數違法失職的個案，攻擊整個司法官群體，無法解決任何問題，反而會使我們距離現實越來越遠。

這些現象，在在源自於台灣作為新興民主國家，社會的民主法治素養跟不上制度變遷的窘境，政客跟職業司改家們卻以為，利用少數不適任法官的個案，不斷打擊司法就能解決問題，這就如同誤以為一直餵毒給吸毒的人就能戒除毒癮一樣，完全搞錯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