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前，全島漢生病患大收容的那一天

桃園郡外中南部方面的癩病患者男女合計一百零四名，在醫生與警察的護送之下，十五日下午六點五分抵達桃園車站，下車後分乘自動車，前往樂生醫院。

——昭和十一年六月十六日，《臺灣日日新報》

1936年（昭和十一年）6月15日下午6點5分，從高雄發車的上行列車抵達桃園車站，最後兩節車廂的乘客全數下車，他們是104名漢生病患。隔天的日文版《臺灣日日新報》第五頁，刊載了標題為〈癩患者百名收容至樂生院，於桃園車站下車〉報導，留下當時執行全島「大收容」的片刻光景。

根據1931年（昭和六年）頒布的《癩預防法》，全台各地的漢生病患都必須強制收容至樂生院；收容工作由樂生院職員、地方衛生課職員與警察共同執行。在1936年（昭和十一年）8月發行的樂生院院刊《萬壽果》第三卷第二號中，收錄了一位樂生院職員蘇月生撰寫的〈南部患者收容記〉，十分詳細地記錄了執行大收容的過程。

蘇月生在大收容的前一天抵達高雄，6月15日當天清晨5點10分出發，搭乘汽車至屏東的溪洲車站。抵達時，正好看見由警察與衛生課職員護送來的兩輛卡車，載著來自屏東地區的13名患者。其中一台車上的10名患者來自屏東車城，他們凌晨1點就出發，開了15、16里路才到達溪洲車站。蘇月生清點人數之後，購買了往高雄車站的火車票，與屏東患者從溪洲搭乘6點52分的火車前往高雄車站。

終於到了要發車的時間，腳不好的人們先上車，十三名患者依序搭上列車，我緊跟在後。列車上大家看起來都相當不安，接下來要開始直至傍晚六點的火車之旅。上午在狹窄又炎熱的卡車上被運送了十五、六里，接下來還要搭十二小時的車程，健康的我們都有點受不了，何況這些病人。

——蘇月生，〈南部患者收容記〉，《萬壽果》第三卷第二號

在高雄車站上車的患者除了蘇月生護送的屏東患者，另有6名來自高雄市的患者、25名來自澎湖的患者。澎湖患者是在警察的押送下，前一天晚上從馬公搭乘聯絡船，經過約8小時的航行，清晨抵達高雄港。

上午8點，在警察、高雄州衛生課職員與樂生院職員共同監督之下，所有患者一一搭上列車。列車沿途行經台南、台中、新竹車站時，陸續有50多名患者被送上同節車廂。下午6點5分，列車抵達桃園車站後，104名患者分乘汽車，運送至樂生院，歷時兩天的大收容作業就此結束。

樂生院的治療與慰安

〈南部患者收容記〉中，蘇月生也記錄了在收容患者旅途上發生的一段小插曲。在溪洲車站時，他注意到患者名單上有一位來自日本的內地人，於是詢問：

「T先生在嗎？」
「是我。」對方小聲地回答，手邊帶著一把比小提琴更大的樂器。
「你帶了什麼樂器啊？很拿手嗎？」我問。
「不，還不太行。」對方回答。
「對了，病院裡也有音樂部，六月二十五日還會在收音機放送演出喔，音樂老師一周會來一次，你也可以參加音樂部喔」聽了這話，對方眼睛閃閃發亮。
「啊，這樣啊，還有這種設備啊。」對方的表情變得比較快樂。

日治時期，不論在內地或殖民地的漢生病療養所，都舉辦了各式各樣的文藝與娛樂活動，俳句、詩歌、戲劇、音樂、趣味競賽等等。然而論及初衷，其實是管束、馴化患者的手段之一。

曾任職九州療養所（現在的熊本惠楓園）、長島愛生園的日本醫師內田守，在1937年發表的文章中指出，救癩事業的兩大基礎是「使患者來療養所入院」以及「使患者被收容後在療養所內安住」。

前者是強制收容，而後者的解答就在於「治療」與「慰安」，讓患者的身心得到撫慰、精神有所寄託。內田守寫道：「為了安定療養院的經營者與患者的生活，文藝活動可說是最適合推廣、獎勵的活動，應努力使之風行。¹

而歷年的台灣總督府樂生院年報中也載明：「慰安及娛樂設置之目的為撫慰啓蒙患者的精神、善導開發其思想，給予其可及之娛樂，使當院成為無上之安住地，以杜絕脫柵逃走、賭事博戲。」²為了避免這些從各地千辛萬苦收容進來的患者逃跑，以及維持院內秩序，這些藝文與娛樂活動可說是必要之舉。

從「無癩縣」到「無癩州」運動

台南州已將散佈境內之癩患者清掃一空，截至十月底，已將七十名患者收容至臺北樂生院，殘餘患者之運送也持續進行，二十一名患者乘十八日上午七時五十分發之上行列車送達。在衛生當局的努力之下，全州患者一掃而空，成為名符其實、確然之無癩州。

——昭和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臺灣日日新報》

自1930年（昭和五年）樂生院開院以來，這樣的全島病患大收容不時發生，各州廳政府亦響應日本本土的「無癩縣」運動，致力成為「無癩州」，也就是將所有的患者都送進樂生院強制隔離、而不再有患者的行政區域。患者一旦被發現，便會被通報至地方政府的衛生課。

1944年（昭和十九年），就讀公學校四年級的江阿羨因為上課愛講話、被老師罰站，而被注意到她臉上有兩三處銅板大小的紅斑，老師覺得不對勁，立刻帶她到市役所衛生處檢查，經醫生確診為癩病。

市役所衛生處從學校那裡過一個大馬路就到了，去了馬上檢查出病來，就把我通報到樂生院來了。回家後馬上被退學，就不讓我再去讀書，那時候整間學校都消毒啦。

——江阿羨口述

被退學後，母親帶著江阿羨四處求醫，吃過各種偏方，燉過青蛙、將整隻的蛇熬湯，都沒辦法治好她的病。不久後，江阿羨就被強制收容，從台中火車站上車，隨著西部各地的患者一起送至樂生院。母親放心不下年幼的江阿羨，甚至到車站與她搭乘同班列車北上至桃園火車站，目送她入院後才返家。

我是從台中收容上來，從火車站這樣趕、趕、趕，一個站、一個站收容啊。日本時代，我們算是台灣收容的最後一次，隔天是澎湖的最後一次收容，再來因為戰爭，就沒有收容。我們被收容來時，就要在大禮堂睡一晚，天亮再分配病房，看病情是輕的還是重的，病若是輕的就要住最上面，爬得陡；病得重的就是要住在下面。

——江阿羨口述

入院之後，江阿羨常常哭泣，她與其他患病的孩子一起住，由院方聘請成年的患者照顧他們，還有專屬孩子們的洗澡木桶，讓他們不必到公共澡堂洗澡，而可以就近入浴。江阿羨發現樂生院非常大，是一片廣闊的山坡，收容了數百位患者，許多房舍外觀、格局相似，江阿羨在裡頭走著走著，時常迷路。她常常想著，要怎麼樣才可以逃跑回家，卻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在樂生院內過上一輩子。

• 內田守，〈文藝之於患者的精神開放運動〉，《社會事業研究》大阪社會事業聯盟，第廿五卷九號，1937年9月。
• 參考台灣總督府樂生院昭和五、六年年報，昭和七年年報，昭和九年年報之第五部分「患者狀態」第四節「慰安及娛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