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願入住樂生院那一天（上）：「這個身體我不要了」
癩為慢性傳染病，其病性難癒、病相悲慘，且治癒之困難度非其他病可比擬。一旦發病，則肉落骨縮、皮破膿流、鼻梁崩壞、手足痲痹，或成眼盲耳聾。其容顏怪異，令人不寒而慄……患者漸次病況加重，最終死去。
——《台灣豫防衛生概觀》，1935年出版
1941年，12歲的周淑英一個人在房間裡看著小說，不時伸出手摸摸鼻子。下午，附近的女校放學了，穿著白衣黑裙的女學生經過窗前，隱約可以聽見她們雀躍的談笑聲，周淑英好生羨慕。
「這個身體我不要了」
自從被檢驗出癩病，她從公學校退學，只能待在家中靜養。雖是養女，但周淑英的養父母膝下無子，疼愛她如掌上明珠，存了好多錢，準備供她升學。然而生病之後，讀書的夢想化為泡影，預留的學費也都拿來買藥了。周淑英聽說得了這個病，鼻樑會變形、潰爛，十分害怕那一天的到來，於是，她總是不自覺地摸摸鼻子，摸到自己仍挺立的鼻梁時，才能感到稍稍安心一點。
二戰末期，美軍對台灣發動空襲，周淑英也不得不走出了她的房間。此時，除了要面對自己對疾病的恐懼，周淑英也要面對他人對疾病的恐懼。
美軍轟炸的時候，要疏開1到草山去，我本來想說不要躲了，既然生這個病就給他炸死好了，但我養父母說我一個女孩子留下來不行，堅持帶我一起走。我有個大堂姊是當護士的，她就很怕這個病，說吃飯的時候讓淑英一個人吃就好了，我聽到就不吃了，跑去躲在一個草寮裡，結果家人滿山到處找我。
——周淑英口述
戰後，養父母仍盡力為周淑英尋醫問診，試了很多療法，吃了很多藥，吃到吐、吃到哭，但也都沒有用。養父對周淑英的病況相當擔憂，但又捨不得讓她去住院。1948年，18歲的周淑英自己決定了：她要來樂生住院。
後來，我想說死馬當活馬醫，這個身體我不要了。我跟養父說：「你就讓我去那裡試試看，反正我不寶惜這個身軀了，要死要活你就讓我去試試看」，要來的時候我養父母一直哭，我有決心要來，所以就沒哭。
——周淑英口述
「我怎麼會被帶來這裡？」
在周家不遠處，同是養女的廖滿，沒有機會上學識字。養家在大稻埕經營藝旦間，廖滿從小就要像女傭一樣勞動，每天早上端一盆水、一只棕刷，跪在地上一塊、一塊地刷洗地磚。出身貧寒的廖滿，與鄰居阿婆感情很好，有時會從廚房拿點米，偷偷接濟阿婆一家人，這位阿婆或許是第一位發現她患病的人。
我發病的時候才10歲，臉上像是長一顆大顆的痘子。那個阿婆應該是看得出來我得病的樣子。她跟我說：「妳若是出去，看到車子裡面有穿白長衫的，你就快回來，不要待在那邊看噢。」日本時代有在抓這種病的，他們都是穿消毒衣，消毒衣就是白長衫啊。
——廖滿口述
隨著戰爭爆發、台北遭空襲，往來藝旦間的客人不再造訪，養家經濟日益拮据。營養不足的廖滿身上長出越來越多結節，吃了中藥、偏方也不見效。戰爭結束後，養祖母帶廖滿去一間診所，醫生一看到她皮膚的症狀，就馬上診斷是漢生病。
我走到門口，門開開地，醫生就遠遠這樣看著：「好了，你就待在那裡，你不要再進來了！」他可能很內行，看到就知道了，怕我傳染給他。醫生說這種病要帶去新莊檢查、住院。
——廖滿口述
從診所回來之後，養祖母馬上拿出一個箱子，放了兩套衣服、一個木頭洗臉盆、一個漱口杯，為廖滿準備行李。為了避免左鄰右舍知道養女得病，當天深夜，養祖母隨即雇了一輛汽車，連夜把廖滿送到樂生院。
來到這裡天還未亮嘛，指導所前那間廁所有門檻啊，我就在那裡呆呆坐著，也不會哭。後來天漸漸亮了，透早就聽到「卡卡叩叩、卡卡叩叩」的聲音，山上的人慢慢走下來了，要去治療。 穿著日本木屐，用繩子綁住了拉著走，也有拿拐杖的、有人說話的聲音。那時候才開始哭了，哭到停不住，不知道要怎麼辦，都是陌生人，我怎麼會被帶來這裡？
——廖滿口述
天亮後，樂生院的指導員帶廖滿去檢驗室檢查，確診後就給了她一件草蓆、一件蚊帳、兩個碗公、分配房間給她，與廖滿同房的周淑英來接廖滿。
1950年，當20歲的周淑英在指導所門口遇到憂容滿面的17歲少女廖滿時，她們都還不知道，將陪伴彼此為人妻、為人母的每個重要時刻，在樂生度過接下來的70年。
動盪時代的棲身之所
3日，嘉義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成立。5日，嘉義民眾圍堵水上機場。9日，機場士兵劫殺劉厝庄。11日，國府軍隊空援嘉義。同日，由嘉義士紳組成的和平使者赴水上機場談判，多被拘留殺害。12日，軍隊進入市區，逮捕鎮壓。
——嘉義市「新二二八紀念碑」碑文
二戰期間，嘉義市區遭到嚴重的空襲，張文賓工作的「魚喜料理店」被炸毀，收他為養子的日籍老闆娘，也隨著戰爭結束而引揚歸國。張文賓只好返回鄉下，租了兩分地，與祖母、弟妹種些蔬菜、番薯，上山砍柴，一半自用，一半擔去嘉義市區的城隍廟前叫賣。這樣半飢半飽的艱苦日子過了一年多，1947年3月初的一個早晨，當張文賓背著茄芷袋出門賣菜時，遇到一隊奔跑的士兵。
他們看到我，對我一直開槍。那幾日嘉義下雨，旁邊有一條田梗，我就倒下趴在那裡，子彈比較打不到。那些土匪兵仔來看，說：「啊，被打死了！」我在那裡直直地趴著，不敢動。過一陣子，沒聽到槍聲，爬起來一看，他們已經走了，好險喔！
——張文賓口述
幾日後，張文賓親眼看見火車站前陳澄波、潘木枝等人遭槍決，嘉義市開始一連串的鎮壓與掃蕩。張文賓還記得，晚上10點左右，里長、戶政科職員跟配槍帶刀的阿兵哥來巡查，一戶一戶點名、問話：「你有沒有參加二二八？」
若被知道我有住在日本人的家裡、又有改日本名字叫做「三郎」，也是有可能被打死，我很怕呢！後來我就想，啊，不要再住嘉義了，來樂生好了。來這裡他就不會再抓我了，得痲瘋病住進癩疙2病院，警察也不敢進來的。
——張文賓口述
這時，張文賓收到一封來自樂生院的信，是同為真耶穌會的教友楊仁壽院長的夫人，勸他來樂生治療，也可照顧在日治時期就被強制收容的母親。
母親入院後幾年，他的臉也開始泛紅，長出一粒一粒疹子，出現病徵，只是戰爭後期，樂生院內醫藥缺乏，且張文賓的病症較輕，因此未被收容。但經歷二二八事件與其後清鄉，劫後餘生的恐懼，22歲的張文賓在1950年自己來到樂生入院，而那時楊仁壽院長與夫人都已因為白色恐怖案件被捕入獄。
1950年初期，針對漢生病患者的「大搜捕」，使樂生院的收容人數逐年增加，但也有部分患者並未搭乘「癩病專車」，而是家屬陪同或孤身一人前來入院。一方面國家散播對疾病的排斥與污名，滲透在日常生活，使患者處境艱難；另一方面戰後初期台灣社會動盪不安、恐懼蔓延，此時，樂生院反倒成了棲身之所。
患者不得不「自願入院」，因為他們無處容身了。
▍下篇：
- 日語的疏散之意。戰爭時為躲避空襲，將都市的居民及設施疏散到鄉間。
- 據臺灣癩預防協會1936年出版的《癩的傳說與實話》之記載：癩病（癩疙）是自古以來最被厭惡的惡病，因其外觀看起來汙穢、外表呈現醜陋的樣子，因此在台灣又有「癩疙爛羅」的說法。肉體糜爛的患者又稱「癩疙人」，在語意上又有良心被腐蝕、背信忘義之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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