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大搜捕：搭上「癩病專車」那一天

1945年國民政府接收樂生院，更名為「台灣省立樂生療養院」，延續日治時期的強制隔離政策。但政權轉移初期，院內人力缺乏管理鬆散，且醫藥生活物資亦不足，有患者絕望自戕，也有不少患者逃離。隨著院務經營漸漸穩定，便以地區警力配合四處搜捕脫逃患者，並收容新發現病例。許多院民都是在這一段大搜捕時期（1949-1952）入院的。

癩病專車

癩病專車，一定是在火車的最後一節，車廂上面用紅紙寫著「癩病專車」。因為只用來載患者，和其它車廂相比，裡頭空空的。月台上有人不曉得：「咦，這裡空空，來這裡坐。」跑過來想要上車，看到紅紙，就會罵：「喔，這是癩疙車！毋通坐！」收容那天，從早上開始，每停一站都會被罵是「癩疙車」，一路被罵到台北去，我一開始全身都會起雞皮疙瘩，但久了，就痲痹了。

——李添培口述

大搜捕時期，貼著紅紙的「癩病專車」車廂，從台灣南端的高雄與台東出發，一路接收各地的患者，列車到站、全部患者下車之後，將車廂撒上石碳酸水，進行消毒。

1949年，就讀花蓮中學的李添培，放學回家，遠遠地看見父親朝他揮手，以為是叫他趕緊過去，誰知是要他趕快跑的意思。一踏進家門，李添培就被警察上了手銬，父親當下非常不滿，說：「他只是個孩子，你怎麼可以用手銬銬起來呢？」但警察說這是國家的規定，沒辦法。

李添培被送到花蓮警察局，關了兩天，等待其他患者陸續到來，一起坐車沿著蘇花公路來到蘇澳，在這裡的警察局又關了一天，隔天再坐火車北上。從火車站出來的時候，天已經微微暗了，大約下午4點多，衛生所的職員叫了台小型發財車，把在東部收容的20多位患者顛顛晃晃地載到了樂生院。

那時考入花中，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爸爸還辦桌、帶我去西裝店訂做制服，但是得到這個病，什麼都沒有了。被帶去樂生院的路上，有經過花中，我從車子的窗戶看出去，心裡想：「我還有機會回到這個學校嗎？」

——李添培口述

抵達樂生院，幾個新來的患者被送到當時的禮拜廳，很多的患者聚在那裡。李添培記得有些病重的患者，有的眼窩凹一個大洞，有的沒有了鼻子，在微弱的燈光下看起來非常恐怖。一群新患者懷著離鄉的心情，拿著包袱靜靜站著，含著眼淚，無人支聲。

禮拜廳裡擺著一桶湯、一桶飯、兩樣菜。湯撈一撈，裡面沒什麼料，菜是豆豉炒豆乾，和一道高麗菜。每個新患者領到一雙筷子、兩個碗，大碗盛飯、小碗裝菜。但是，怎麼吃得下呢？李添培盛飯和湯攪一攪，吞了下去，這就是在樂生的第一餐了。再來，每人發一塊三尺的草蓆、一頂蚊帳、一條棉被、六塊床板，就被帶去各自的病舍。

「不如我現場解決就好了」

1951年，王順發應徵上台糖，擔任大响營農場第六分廠的內勤，管理轄下蔗田的種植、收穫、檢測、運輸等工作。正當做得順風順水、前途光明之時，手上卻開始長出一粒粒結節，臉頰與耳垂也莫名泛紅腫脹。糖廠醫務室中的醫生給他注射盤尼西林，但病情毫無改善，最後被確診為癩病。

回憶起醫生對他宣判診斷結果的那一刻，王順發驚恐得幾乎要昏去：「親像一聲雷公，從頭殼頂給我打下去。」為了躲避強制收容，他逃到別的莊頭，獨自居住在山邊一間空屋，但某日警察趁著王順發午睡時悄悄潛入屋內，待他醒轉，已來不及逃跑。

聽別人說，樂生那裡會挖一個洞，患者來就會被活埋進去裡面。我想說去樂生也是死、待在家裡也是死啊，一樣啊。想到那個恐懼感，我就想跟警察搶他們的槍，我說：「不如我現場解決就好了，不用去樂生那裡解決。」

——王順發口述

體弱的王順發當然沒有搶到警察的槍，他與其他屏東的患者一同被押送到高雄火車站，隨後送入樂生院；而持槍員警前來圍捕他、執行強制隔離的這一幕，至今烙印在王順發的腦海之中。

臭酸的肉粽

1952年農曆五月初，一天早晨，衛生所職員來到黃文章的家裡，要他收拾行李隨即出發，車子就在外面等著。這不是他們第一次來了，黃文章雖然是養子，但從小收養他的阿嬤非常不捨，總是向職員跪下拜託再多給些時日，等到阿嬤過世，再也沒有人能為他求情了。雖然沒有上銬，但是來了那麽多警察，顯然是怕他逃跑。

我是夏天來的嘛，五月節要包粽子，阮厝的人拿了一串要給我帶來吃。以前是用布巾包著，包得緊緊的，我也沒有把它打開，那時先在高雄的醫院過一夜，天光就從高雄坐慢車，來到樂生院差不多傍晚了，肉粽已經臭酸去了，只好丟掉。

——黃文章口述

黃文章的行李中，除了衫褲、粽子，還有家人給的60塊錢，當時樂生院民一個月領的米菜金也只有幾塊錢而已，60塊算是很多了。這筆錢他一直存著，幾年後才拿出來作為飼養兔子的本錢。這一班車廂載了4個患者，中途沒有再增加，那時已是大搜捕的尾聲了。

入院後不久，黃文章曾經偷偷逃跑回家，才聽說附近鄰居也有一位中年的患者，病況比他嚴重，不知道為什麼沒有被衛生所發現，但或許是因為知道他被強制收容的情形，心情鬱悶，不久後，在村子裡廟埕的大樹上吊自殺了。

以院作家

到了樂生院，同鄉的患者下來大禮堂找黃文章相認，便帶他去平安舍，但是屋子裡已經住不下，他只好睡在走廊，等到裡面有患者過世，才能搬進去。那個時候，黃文章以為只要把病治好，很快就可以回家了，但是老患者卻對他說：「出院？你還想要出院喔？」

而來到樂生大約10天後，李添培的父親來申請面會，但是「全身穿得像要進去核電廠一樣，包得剩兩隻眼睛而已，要是沒有聽他的聲音，還沒辦法認出他來」。父親也拜會了當時的劉明恕院長，兩人在院長室的石碑¹前，用日語交談。劉院長要父親不用煩惱，把孩子交給樂生，一定會好好地照顧；治療方面，這是一個專科醫院，可以完全放心。

「這種病，生命差不多有多長呢？」，父親問，劉院長：「平均來說大約25年。」對當時14歲的李添培來說，25年還有好長好長啊，日子要怎麼過下去呢？但是看到石碑上刻的「以院作家」，李添培明白，這裡就是他這輩子的家了。

• 原為日本貞明皇太后所賜之「御歌碑」，刻著「 つれづれの 友となりても慰めよ ゆくこと難き われにかはりて」（與在寂寞中的生活者，陪伴做朋友，安慰他們。我難以分身前來，請代我致意），在每一間日本政府設立的漢生病療養所都有這樣的一座石碑。戰後第一任正式院長吳文龍上任後將原文抹去，改刻患者葉學文所題的「以院作家，大德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