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願入住樂生院那一天(上):「這個身體我不要了」

聯合新聞網 樂生訪調小組
貞德舍為樂生院女性宿舍,攝於2005年。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癩為慢性傳染病,其病性難癒、病相悲慘,且治癒之困難度非其他病可比擬。一旦發病,則肉落骨縮、皮破膿流、鼻梁崩壞、手足痲痹,或成眼盲耳聾。其容顏怪異,令人不寒而慄……患者漸次病況加重,最終死去。

——《台灣豫防衛生概觀》,1935年出版

1941年,12歲的周淑英一個人在房間裡看著小說,不時伸出手摸摸鼻子。下午,附近的女校放學了,穿著白衣黑裙的女學生經過窗前,隱約可以聽見她們雀躍的談笑聲,周淑英好生羨慕。

「這個身體我不要了」

自從被檢驗出癩病,她從公學校退學,只能待在家中靜養。雖是養女,但周淑英的養父母膝下無子,疼愛她如掌上明珠,存了好多錢,準備供她升學。然而生病之後,讀書的夢想化為泡影,預留的學費也都拿來買藥了。周淑英聽說得了這個病,鼻樑會變形、潰爛,十分害怕那一天的到來,於是,她總是不自覺地摸摸鼻子,摸到自己仍挺立的鼻梁時,才能感到稍稍安心一點。

二戰末期,美軍對台灣發動空襲,周淑英也不得不走出了她的房間。此時,除了要面對自己對疾病的恐懼,周淑英也要面對他人對疾病的恐懼。

美軍轟炸的時候,要疏開1草山去,我本來想說不要躲了,既然生這個病就給他炸死好了,但我養父母說我一個女孩子留下來不行,堅持帶我一起走。我有個大堂姊是當護士的,她就很怕這個病,說吃飯的時候讓淑英一個人吃就好了,我聽到就不吃了,跑去躲在一個草寮裡,結果家人滿山到處找我。

——周淑英口述

戰後,養父母仍盡力為周淑英尋醫問診,試了很多療法,吃了很多藥,吃到吐、吃到哭,但也都沒有用。養父對周淑英的病況相當擔憂,但又捨不得讓她去住院。1948年,18歲的周淑英自己決定了:她要來樂生住院。

後來,我想說死馬當活馬醫,這個身體我不要了。我跟養父說:「你就讓我去那裡試試看,反正我不寶惜這個身軀了,要死要活你就讓我去試試看」,要來的時候我養父母一直哭,我有決心要來,所以就沒哭。

——周淑英口述

樂生院坐落於桃園、新莊交界,舊地名為「頂坡角」,位於縱貫道路旁。 圖/作者提供;...

昭和十五年樂生院配置圖。當時患者自正門進入樂生院後,必須沿著圖中紅色標識處(Y形...

「我怎麼會被帶來這裡?」

在周家不遠處,同是養女的廖滿,沒有機會上學識字。養家在大稻埕經營藝旦間,廖滿從小就要像女傭一樣勞動,每天早上端一盆水、一只棕刷,跪在地上一塊、一塊地刷洗地磚。出身貧寒的廖滿,與鄰居阿婆感情很好,有時會從廚房拿點米,偷偷接濟阿婆一家人,這位阿婆或許是第一位發現她患病的人。

我發病的時候才10歲,臉上像是長一顆大顆的痘子。那個阿婆應該是看得出來我得病的樣子。她跟我說:「妳若是出去,看到車子裡面有穿白長衫的,你就快回來,不要待在那邊看噢。」日本時代有在抓這種病的,他們都是穿消毒衣,消毒衣就是白長衫啊。

——廖滿口述

隨著戰爭爆發、台北遭空襲,往來藝旦間的客人不再造訪,養家經濟日益拮据。營養不足的廖滿身上長出越來越多結節,吃了中藥、偏方也不見效。戰爭結束後,養祖母帶廖滿去一間診所,醫生一看到她皮膚的症狀,就馬上診斷是漢生病。

我走到門口,門開開地,醫生就遠遠這樣看著:「好了,你就待在那裡,你不要再進來了!」他可能很內行,看到就知道了,怕我傳染給他。醫生說這種病要帶去新莊檢查、住院。

——廖滿口述

從診所回來之後,養祖母馬上拿出一個箱子,放了兩套衣服、一個木頭洗臉盆、一個漱口杯,為廖滿準備行李。為了避免左鄰右舍知道養女得病,當天深夜,養祖母隨即雇了一輛汽車,連夜把廖滿送到樂生院。

來到這裡天還未亮嘛,指導所前那間廁所有門檻啊,我就在那裡呆呆坐著,也不會哭。後來天漸漸亮了,透早就聽到「卡卡叩叩、卡卡叩叩」的聲音,山上的人慢慢走下來了,要去治療。 穿著日本木屐,用繩子綁住了拉著走,也有拿拐杖的、有人說話的聲音。那時候才開始哭了,哭到停不住,不知道要怎麼辦,都是陌生人,我怎麼會被帶來這裡?

——廖滿口述

天亮後,樂生院的指導員帶廖滿去檢驗室檢查,確診後就給了她一件草蓆、一件蚊帳、兩個碗公、分配房間給她,與廖滿同房的周淑英來接廖滿。

1950年,當20歲的周淑英在指導所門口遇到憂容滿面的17歲少女廖滿時,她們都還不知道,將陪伴彼此為人妻、為人母的每個重要時刻,在樂生度過接下來的70年。

位於圓環左下方的魚喜料理店,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 圖/作者提供;來源/嘉義市職業...

動盪時代的棲身之所

3日,嘉義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成立。5日,嘉義民眾圍堵水上機場。9日,機場士兵劫殺劉厝庄。11日,國府軍隊空援嘉義。同日,由嘉義士紳組成的和平使者赴水上機場談判,多被拘留殺害。12日,軍隊進入市區,逮捕鎮壓。

——嘉義市「新二二八紀念碑」碑文

二戰期間,嘉義市區遭到嚴重的空襲,張文賓工作的「魚喜料理店」被炸毀,收他為養子的日籍老闆娘,也隨著戰爭結束而引揚歸國。張文賓只好返回鄉下,租了兩分地,與祖母、弟妹種些蔬菜、番薯,上山砍柴,一半自用,一半擔去嘉義市區的城隍廟前叫賣。這樣半飢半飽的艱苦日子過了一年多,1947年3月初的一個早晨,當張文賓背著茄芷袋出門賣菜時,遇到一隊奔跑的士兵。

他們看到我,對我一直開槍。那幾日嘉義下雨,旁邊有一條田梗,我就倒下趴在那裡,子彈比較打不到。那些土匪兵仔來看,說:「啊,被打死了!」我在那裡直直地趴著,不敢動。過一陣子,沒聽到槍聲,爬起來一看,他們已經走了,好險喔!

——張文賓口述

幾日後,張文賓親眼看見火車站前陳澄波、潘木枝等人遭槍決,嘉義市開始一連串的鎮壓與掃蕩。張文賓還記得,晚上10點左右,里長、戶政科職員跟配槍帶刀的阿兵哥來巡查,一戶一戶點名、問話:「你有沒有參加二二八?」

若被知道我有住在日本人的家裡、又有改日本名字叫做「三郎」,也是有可能被打死,我很怕呢!後來我就想,啊,不要再住嘉義了,來樂生好了。來這裡他就不會再抓我了,得痲瘋病住進癩疙2病院,警察也不敢進來的。

——張文賓口述

這時,張文賓收到一封來自樂生院的信,是同為真耶穌會的教友楊仁壽院長的夫人,勸他來樂生治療,也可照顧在日治時期就被強制收容的母親。

母親入院後幾年,他的臉也開始泛紅,長出一粒一粒疹子,出現病徵,只是戰爭後期,樂生院內醫藥缺乏,且張文賓的病症較輕,因此未被收容。但經歷二二八事件與其後清鄉,劫後餘生的恐懼,22歲的張文賓在1950年自己來到樂生入院,而那時楊仁壽院長與夫人都已因為白色恐怖案件被捕入獄。

1950年初期,針對漢生病患者的「大搜捕」,使樂生院的收容人數逐年增加,但也有部分患者並未搭乘「癩病專車」,而是家屬陪同或孤身一人前來入院。一方面國家散播對疾病的排斥與污名,滲透在日常生活,使患者處境艱難;另一方面戰後初期台灣社會動盪不安、恐懼蔓延,此時,樂生院反倒成了棲身之所。

患者不得不「自願入院」,因為他們無處容身了。

▍下篇:

自願入住樂生院那一天(下):「我跑去遠遠的好了」

多年來,許多患者來樂生入院,在此落地生根。圖為七星舍花園。 圖/平烈浩攝影,作者...

▲ 病行——醫路樂生(點圖前往)

樂生訪調小組

當空間與房舍在樂生院民挺身抗爭下得以留存,我們以訪談和書寫追索將要流逝...

公共政策 樂生 二二八 樂生訪調小組 社會福利

推薦文章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