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蹟背後沒有光：被黨犧牲的數億農民工，與他們處身的《低端中國》

1949年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本身就是近代史上的神奇事件。與傳統馬克斯主義理論相悖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成功，並非依靠有組織有思想的都市產業工人，而是動員了廣大而分散的鄉村農民，最後成功擊敗國民黨這個「資產階級政權」。

早在1927年，毛澤東前往湖南貧困鄉間考察，他當時得出了一條結論：

誰贏得了農民，誰就贏得了中國。

這條戰略果然正確抓住「革命情勢」，第二次國共戰爭把國民黨打得一敗塗地。

不只是「革命建國」得益於農民，所謂「中國經濟奇蹟」背後，農村更是首要功臣。文革結束、極左派倒台，鄧小平在1978年宣佈改革開放，允許財產私有、外商進駐，廣東也「先行一步」成立特區，測驗資本經濟能否在中國施行。

當時百廢待舉的赤貧中國，唯一能夠吸引歐美資本的利基，就在於便宜到不可思議的「農村勞動力」——此後數十年，一貧如洗的內陸農民，大量湧入沿海都市及其週邊加工出口廠區，並創造了連續三十年10%的經濟成長率、還有數兆美元的外匯存底。

只不過，這幾年中國經濟出現疲軟趨勢，多年來的一胎化政策導致人口紅利用盡、對土地與自然的無節制開發也到了盡頭。四十年來打造「中國奇蹟」的最大功臣——出身鄉村的無數「農民工」——他們即將與這個巨大極權國度一同陷入某種「中國陷阱」。

剝削與鎮壓：農民工的「沿海中國」

在一個混合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怪異政體內，領導所欣欣樂道的總體「發展」，很可能來自於底層人民的慷慨「犧牲」。

美籍資深經濟記者羅谷（Dexter Roberts）的新書《低端中國：黨、土地、農民工，與中國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就提供了一扇洞見全貌的窗口——從「農民工」這個廣大群體，來窺見官方絕口不提的「另一半中國」，還有資本主義中國模式的可能將來。

羅谷長年派駐中國，曾任《商業週刊》與《彭博商業週刊》社長。不過，他對紙醉金迷、捲入全球經濟的北京高端金融沒有工作以外的興趣，羅谷頻繁往返中國各地，長期追蹤訪調各地民工。

改革開放以來，大批的農村青年男女，遷移至珠江三角洲為首的沿海城市。他們在建築毫無章法、擁擠悶熱的加工製造區裡，以每小時不到20塊錢人民幣、一日上班14小時的代價，從事單調重複勞動，還要承受廠方各種剋扣條款。2010年，深圳富士康廠區陸續有14名員工不堪非人待遇跳樓自殺，那或許是農民工唯一可以自由表達的「最後抗議」。

若問誰該為此負責？全球知名大廠如諾基亞、蘋果、Coach、Calvin Klein都貪圖中國那無比便宜的勞動力。當然北京方面更加難辭其咎，在官方的默許或者有意助長下，巨型跨國企業盡可能壓低工資、福利與人權條件，讓數億工人的生活僅堪餬口，同時也擠壓出天文數字般的企業利潤與國家稅收。《低端中國》轉述了郭台銘某次失言，他認為安置鴻海旗下廣大員工有如「管理一百萬個動物，頭痛得要死」——郭董甚至懶得「把你們當人看」，員工不過牲畜。

在一個共產黨統治的國度，資本剝削卻沒有受到任何節制，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諷刺。

「赤腳律師」到「三和大神」

除了寬鬆而且很少執行的勞動法規以外，「國家」還高高舉起「看得見的手」，去恫嚇那些不肯乖乖服從命運的工人。進入二十一世紀後，農民工開始爭取稍稍有點尊嚴的勞動條件，還有為了他們奔走的「赤腳律師」（指接受過中等教育、懂得基本法律知識、為農民服務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因應而生（本書引用民間統計，指出每年都有破千起勞工抗議）。

不過中國深知提升勞動條件也意味著減損發展優勢，為了穩定投資環境、也為了讓外資企業「安心」，中國政府嚴厲地打擊方興未艾的大小勞工運動。曖昧的「擾亂公共秩序」是最常見的罪名，還有一些法律外的「喝茶」、「度假」待遇（公安突然把異議者帶走軟禁數日），或者以虛構的嫖妓罪名抓捕抗議分子，對特別勇敢的領頭羊進行人格謀殺（香港民主運動中也用過這招）。

與進入中國做深度報導的所有同行一樣，《低端中國》多次描寫了外國記者的典型恐懼——每當羅谷依照受訪者指示，走入那些隱密的蜿蜒長巷，準備前往會面地點的時候，最讓這位「美國人」感到害怕的，就是身邊那些面無表情的路人突然表明自己的便衣身分。這種壓力更讓無數中國老百姓，看見帶著紙筆相機的外國人就退避三舍。

中國這種強勢維穩的作法，在某種層面上可以說「成效卓著」。如果你也是農民工階層，在這樣的處境下可有未來？雖然無數人被這種擔憂深深困擾，不過，現實讓他們慢慢學會收起憤怒，學會在嚴苛勞動條件與毫無希望的未來之下就地「躺平」。

近年來在中國廣受各方關注的「三和大神」現象（工作一日、遊玩三日的年輕民工），就表明了這一當代趨勢。對於那些持續進入沿海地區的年輕農民工來說，日薪不到100元人民幣的勞動條件，逼迫他們放棄掙扎，不再儲蓄、不再尋找穩定工作，手上有錢就流連於網咖，手上無錢就露宿街頭，然後明天再去人力仲介那裡等待一份單日結算的臨時工作。

蕭條與老化：農民工的「內陸中國」

對於離鄉背井多年的農民工來說，除了在沿海大城的艱困勞動，他們仍深情牽記著遙遠的親愛家鄉。儘管，整年只有春節假期夠長，讓遊子可以回家一次（中國幅員極廣，想想看貴州到天津的距離）。

當羅谷走訪內陸城鎮，他注意到，那些在「建設西部」口號下搭建的富麗旅遊中心、商業中心，許多都塵封廢棄，無人使用——誰會使用呢？畢竟農村地方只留下農民工的老年父母、幼年子女。

這便是所謂「空巢村」現象。在國際媒體前頻頻自誇「精準脫貧」的中國，目前有全國五分之一、為數6,000萬的出外農民工子女，是所謂「留守兒童」，在鄉村中由祖父母撫養長大。孩子們思念父母、少有人管教，最直接的後果有二：一是缺乏親情與照顧，造成了嚴重的兒少心理健康危機；二是出於同樣理由，鄉村兒童有著嚴重學習障礙。

在學歷與階級流動高度正相關的中國，全國統一的「高考」制度，更加劇了升學機會上的不平等，城市與鄉村的高中畢業率的差距，已經達到七倍以上。這意味著，留守兒童長大後很可能走上父母親成為廉價勞動力的老路，或者更慘，因為中國產業結構正在轉變，未來不再需要如此大量的低技術勞工。

與此相應的是，佔全國五分之三，超過8,000萬的老年人，也都居住在內陸的蕭條農村。多數鄉村老人的經濟狀況在貧窮線以下，還有極高的憂鬱症與自殺比率，同時因為世代差距，他們並不真正知道應該如何跟兒女們留下的孫輩相處，這對老幼雙方都是一種折磨。習近平上臺後，以政治改革為名加強中央集權，北京從省政府拿走更多稅收，地方因此無力改善老人與兒童緊迫需要的教育與醫療，使得城鄉差距雪上加霜。

這些被遺棄在農村的老人小孩，還有快速惡化的城鄉差距，都與中國「戶口制度」密切相關。學界普遍認為，戶口制度帶來雙重剝削：惡劣的異鄉勞動是第一層，在異鄉無法享有正常公共福祉則是第二層。

由於中國人民沒有完整的遷徙自由，雖然允許農民工前往遠方大城市工作，但他們的醫療、教育和社福等基本需求，依舊綁定於故鄉戶籍，即使在大城市工作三十年，要轉移戶口仍有非常嚴苛、基本上是不可能達成的經濟門檻須要跨過。這最終造成了，廣大農民工在工作地點無法享有基本公民權利，就只能把家中長幼留在故鄉（沒有城市戶籍老人無法就醫、孩子無法上學）。

振興鄉村的兩種辦法

中國當局並非不知道上述問題的嚴重性，他們有兩個振興鄉村的「辦法」。其一是，加速內陸基礎建設、鼓勵外商投資、鼓勵農民工回鄉。在這個「西部大開發」政策下，不少「空巢村」變成從事網路物流的「淘寶村」、國內旅遊中心紛紛成立、也有一些重點產業因為官方優惠自願轉移內陸。不過羅谷實地去拜訪了幾位中年「返鄉農民工」，他們都對政府的宣傳持保留態度，比如那條允諾多年的高速公路，遲遲沒有動工跡象。

另一個方法可能更為直接粗暴。國家強制性低價徵收農村土地，再變更地目，賣給開發商蓋起住商大樓或工業園區。除了官商都能在此過程中獲利，還能夠「強迫鄉村城市化」。不過這種模式在近年造成激烈反彈，每年都有自焚抗議或是人命衝突。真相是，假如農民拒絕搬遷，還會有不知哪來的流氓上門，砸爛家具門窗，打斷抗拒者的胳膊雙腿。

農民工的暗淡前景

在這個數千年來民變頻頻發生的古老國度，出身農村的人，在歷史與在當代都是次等公民。《低端中國》細膩地展現了「農民工」這種複合身分的兩難。身為偏鄙內陸的「農民」，他們的戶口被限制、父母孩子被留在家鄉、土地被國家強迫徵收；而作為進入繁華城市的「工人」，他們必須忍耐惡劣勞動環境、領取微薄薪資、任何維權主張都被打壓。

本書更進一步指出，隨著產業自動化、機器化的趨勢，以及都市人口政策的緊縮，農民工最終會被逐出傳統的加工製造園區。也許沿海大都市還是會收容這些漂泊的人——比如方興未艾的電商經濟、外送平台還有三級服務業，目前都需求大量人力來滿足富裕的都會白領階級——不過，羅谷提醒我們，這些新型態工作機會，更缺乏足夠的法律規範，也因而同樣不安全、高工時、缺乏基本勞權與職災保障，很可能只是換了名目的血汗勞動。

《低端中國》從長期深入的基層訪調出發，也有建立在經濟學與社會學上的犀利視野，精通中文的作者甚至能夠回顧中國歷史裡，中央政府與地方農民的長久矛盾。而羅谷本人多年的中國居住經驗，更與民工家族或維權人士發展出誠懇友誼，這又幫助了他在帶領讀者看見結構問題的同時，筆下又充滿了人情與故事的溫度。

回到「國家」的盤算，農民工問題有兩個互相衝突的面向。曾經，他們是中國快速發展的無名功臣；但如今，他們已是中國經濟轉型的「沉重負擔」。官方在「國家利益」的大旗下會怎麼權衡——是要繼續軟硬兼施，對龐大農村人口進行沒有節制的勞動力榨取？或者是「不可避免地」剝削或遺棄他們的同時，稍稍推出保護政策，避免相應的社會動盪？

中國模式的「中國主義」

令人難過的是，農民工的困境其實遠遠不只繫於國家政策，還包括保守中間階層對他們的敵意與漠視——農民工的存在，很大程度「保障」了都市白領的經濟利益，因為便宜的服務業與製造業確實提升了城市生活品質，但排擠農民工的現行戶口制度，又讓這些「外鄉人」無法分享繁華都市內的各種公共資源。

也許，所有中國人都心知肚明，在中國共產黨主導的私有制經濟裡，無論我們稱呼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或者「中國特色資本主義」，其真正的本質都是立足於寡頭統治的「國家主義」，或乾脆說，「中國式威權主義」。這恐怕才是中國經濟奇蹟背後最大的秘密——國家機器決定勞動型態、決定利潤分配、決定產業藍圖。換句話說，國家很清楚超額勞動的農民工正是經濟快速發展的必要代價。

在疫情與貿易戰夾攻下，當前中國政府面對越來越明顯的衰退，當然有自己的如意算盤——中國需要從世界「工廠」轉變為世界「市場」，如果農民工能夠提升為中產階級，那麼龐大內需就足以成為經濟增長的動能。但是《低端中國》指出，這個十四億人口的國家，除了六億以上國民依舊陷於勞動貧窮，平均人力素質也長久低落，短期內難以真正轉型。

對於「中國工人能否成為中國經濟的核心驅動者？」這個問題，本書顯然不抱樂觀。但是不管是社會的、經濟的所有當代中國問題，或許還是得回到這個國家最根本的政治體質：如果沒有徹底的民主改革，底層農民工在今日無比迫切的生存困境，將永遠也沒有機會，進入保守自私的公眾視野與專制僵硬的決策中樞，遑論任何實質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