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性別不平等（中）：女性「在家工作」的難題與受暴風險

2019新型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席捲全球，截至目前（3/27）為止全球已有超過52萬人感染、逾2萬人死亡，不僅奪走了許多人的家人與朋友，更對各國醫療體系和經濟狀況造成巨大的衝擊。近日許多學者提出，病毒雖然並不挑選感染對象，但不同的個人、群體和社會身分卻可能造成感染風險、路徑、醫療資源和機會的不同。

「性別」因素如何影響個人和社群在疫情下的處境？女性又可能因為性別而面臨那些特殊的困境和風險？這可以從三方面來說：病毒本身的威脅、防疫政策造成的影響，以及長遠的經濟處境。

被徵召的女性身體

面對疫情，首當其衝的自然是各國的醫療照護體系，與在其中工作的第一線人員，為了應付大量並需要特殊處置的病人，許多國家的醫護人員必須承擔延長的工時、巨大的工作負荷和心理壓力，與此同時，不同性別的醫護工作者是否又會遇到不同的挑戰？比方說，我們都同意，醫護人員應該因為延長的工時和增加的工作量獲得適當補償，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據WHO統計，女性醫護工作者的薪資收入平均比男性少了11%，這代表當男女工作人員同時為了疫情承擔巨大的身心負荷時，他們卻未能獲得平等的補償。

另一方面，強化的工作條件對於不同性別也可能造成不同程度的挑戰。例如醫護人員們可能缺少休息甚至是如廁的時間，而男女不同的生理結構使得這些問題造成的困擾程度不甚相同；白話地說，比起女性，男性可以相對容易並快速地解決小便需求。

來自中國湖北的例子又進一步說明了，很多時候不同性別的不同需求如何被忽略。武漢封城時，大量醫護人員為了應付源源不絕的病人而長居醫院，許多物資仰賴外界的援助；研究發現，湖北省的醫護人員中，有將近90%為女性，然而此時微博上卻爆出女性的生理用品不被列為支援物資，於是被隔離在醫院內的女性醫護人員，將面臨月經來卻沒有衛生棉可用的情況，最後乃靠民間人士發起「募捐」。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矛盾的景象：女性的身體被徵召，為國家與社會福祉服務，然而女性的身分卻在此「被隱形」，與此身分相關的特徵、需求也被忽略。

防疫政策對於女性的影響遠遠不止於此。為了防止病毒擴散太過迅速，許多國家紛紛採取各種限制人際互動、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的舉措，包括鼓勵或強制在家工作、減少社交與出外活動，以及關閉學校等。然而，當許多人體驗到在家工作的彈性時，許多女性卻面臨了蠟燭兩頭（或多頭）燒的窘境。

蠟燭多頭燒的女性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2018年的統計，在所有投入於無償照護工作的時間中，全球女性共負擔了76.2%的時數，超過男性3倍以上，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比例更高達80%。這顯示，在全球家戶裡，女性承擔了大部分的育兒和照顧家人的工作，而這些必要的防疫措施可能再次加劇這個不平衡。當學校關閉，兒童因此必須留在家中，女性在日常的打掃、採買和煮食工作外，往往還成為組織孩子自學、監督並協助孩子做作業，以及陪伴孩子玩樂的人。若家中有老人需要照料，這個負擔也經常會落在女性身上。

若女性本身的工作可以在家完成，這通常表示她們必須重新規劃自己的工作方式和時間安排，而額外的照護工作可能影響她們的工作效率，某些情況下，她們可能因此必須選擇放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家務分工相對平等的家庭中，這也可能是難以避免之事，因為女性經常是雙薪家庭裡薪資較低的一方，當有人必須為了育兒與照護工作而放棄工作時，女性就成為比較「理性」的選擇。

另一方面，有些女性的工作並沒有辦法在家完成——例如那些從事清潔、照護等勞力工作的女性——而在社會隔離的政策下，外來援助（如保母）難以取得，這些女性於是面臨著艱難的選擇：繼續工作表示必須將小孩獨自留在家中，但如果不工作卻會影響家庭生計。擔任醫護人員的女性面臨的又是另一個難題，她們必須在工作崗位上待命，這代表她們必須犧牲照顧自身家人的機會。比方說，調查發現在SARS風暴期間，許多香港護理人員感到自己如同三明治，被夾在不同的任務之間，分身乏術，並因此產生憂鬱和焦慮情緒。

對於單親母親來說，情況更是艱困，她們經常已處於經濟上的弱勢，並可能在家庭和社會上缺少正式和非正式支持，疫情會讓她們更孤立無援。最後，社會隔離措施很可能使移工們失去了少數的休假時間（通常一週一天），因為出門限制，她們無法投入以往休假時的社交活動，和家鄉同伴友人互動及和遠方家人聯繫的機會遭到剝奪，甚至因為家務工通常與雇主同住，不能出門的她們可能被雇主要求超時工作。在疫情威脅之下，如何保障這些弱勢女性不落入更無助與艱困的局面，是一個迫切需要被討論的議題。

疫情加深受暴和健康風險

除此之外，親密伴侶暴力是許多女性在防疫期間可能面臨的另一個風險。在武漢封城、湖北封省期間，當地的家暴防治工作者發現家暴事件的數量大幅增加，一名北京的NGO工作者也向BBC表示，他們收到了比往常多出3倍的通報。

隔離、病毒帶來的焦慮情緒、疫情造成工作不穩定、失去社交生活，這些情況往往會加劇原本的親密伴侶暴力風險因子，如酒精與物質濫用、財務困難，及對生活缺少控制的感受，而各種封城和旅行禁令則表示女性難以逃離受暴環境或獲得庇護，或是受暴女性會因為擔心生計和安全，選擇留在暴力的環境之中。在社會隔離的氛圍下，這些被困在暴力家庭內的女性更難以被發現，也幾乎無法獲得協助與支持。英國組織「女性協助」（Women’s Aid）便發表聲明，擔憂「社交距離和自我隔離可能被暴力行為人用來當作強迫和控制行為的工具，並關閉取得安全和支持的管道。」

這樣的暴力威脅甚至可能在疫情結束後持續。實務工作者指出，在2007至2008年的金融危機後，危機造成的失業、財務困難導致低收入家庭的親密伴侶暴力事件比例增高，考量新型冠狀病毒也可能對全球經濟健康和社會生活造成長遠影響，我們必須持續留意，是否有更多家庭成為高風險家庭，而女性是否將因此暴露在更大的暴力風險之中。

最後，學者也擔心，疫情對醫療體系造成的負荷會使得醫療資源被迫轉移，進而使女性無法取得許多必要的醫護協助，損害她們的性與生殖健康。例如懷孕女性可能無法獲得及時的門診諮詢和必要檢查，或生產鏈的斷裂可能使女性無法順利取得必要的避孕用品，或更糟的結果是，女性們可能因為無法取得必要的醫療協助而死亡。伊波拉病毒於西非爆發時，當地母親死亡率增加了近70%；根據統計，在2014至2015間，獅子山國內至少有3,600起因為健康照護資源被投入伊波拉疫情防治工作，而額外導致的母親與新生兒死亡及死胎案例。

德國醫師近日亦於一項聲明中指出，冠狀病毒疫情一方面可能使許多女性暴露在親密伴侶性暴力風險下，並造成無預期懷孕，另一方面，醫療資源緊張則會讓女性無法及時中止懷孕。因此，醫師們呼籲政府應該要正視女性的健康需求，並配合防疫措施，透過電話和網路提供女性們及時、易取得的醫療諮詢。倘若上述服務因為疫情加劇而無法進行，則應該考慮暫時取消墮胎手術前的強制醫師諮詢和等候期規定，讓女性在疫情期間，依舊可以順利取得必要的中止懷孕協助。

以上這些例子說明，即使每一個人都需要遵守防疫措施，防疫政策卻可能對不同性別造成不同的影響，若政策制定者不能將這些特殊風險和需求納入考量， 那麼原本立意良好的政策和手段反而可能使某些族群陷入更艱難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