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壓」的男性？台大性平委員爭議的「男性委屈」與社會氛圍

台灣大學將於5月6日舉行「十合一」選舉，選出包括學生會、學生代表大會以及性別平等委員會等各類學生代表，然而在選舉公報公開發布後，多位性別平等委員會候選人所提出之政見卻在網路上引起爭議。例如有候選人指出當前是個「男性權利受到打壓的年代」，因此「必須有人為了男性的權利挺身而出」；有候選人主張在校園性平事件中，有時候「申請人或被行為人一方腦袋怪怪的」，在此情形之下，應該為申請人提供心輔服務，而不是為了「安撫那個瘋子」而將「一個可憐鬼送去記過」。還有候選人聲稱自己的目標是「制裁台女、終結噁男」。

根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6條，學校應設置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台大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則規定該委員會由17到21人組成，除校長、教務長、總務長、學務長和教師與職工代表外，也應包含五名學生代表，由學生直選選出，其中單一性別人數不得超過三名。

校園性別平等委員會的意義

儘管許多人聽到校園性平會時，通常會最先聯想到校園性平事件——如性騷擾——的調查和處理，但這其實只是性平會的多項功能之一。校園性平會的任務還包括了整合學校相關資源以訂定校園內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辦理性平相關活動、研發性平相關課程，與建立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環境等。整體來說，校園性平會的目的與使命在於實踐校園內的性別平等、消除性別歧視，以打造友善之校園環境。而學生代表的重要性則在於納入不同視角，以理解學生的真實需求，更避免在師生間權力不平等的情況下傷害學生權益。

舉例而言，催生《性別平等教育法》的關鍵事件之一便是玫瑰少年葉永鋕的死亡，而這正清楚展示了校園性平會的職責與被期許發揮的功能。當年就讀屏東高樹國中的葉永鋕因為性別表現偏陰柔而長期遭到同學霸凌，導致他恐懼於下課時間使用男廁所。某次葉永鋕在上課時間離開教室上廁所後卻久久未歸，最後被發現他疑似因為在廁所滑倒而躺臥於血泊中，送醫後不治死亡。

葉永鋕的死亡讓台灣社會意識到，一個對於性別氣質與性傾向不同於主流的學生缺少了解與尊重的學校，可能對這些學生造成各式各樣的傷害，除了被排擠造成的身心壓力、孤獨感，與學業表現受影響外，甚至可能打造一個高度不安全的校園環境，最後使他們葬送生命。《性別平等教育法》由此而生，目的便是加強校園內師生的性別意識，讓校園裡的每一份子都不需要因為個人的性別認同、性別氣質表現和性傾向受到排擠與傷害，而能夠擁有自由與平等發展的機會。

換言之，如同其他許多性別政策，《性別平等教育法》和校園性平會的設置同時承擔著補救、矯正與形塑未來的功能。因為在傳統的性別規範與權力分配下，某些性別、性傾向與性別表現長期遭遇主流社會的排擠與攻擊、資源和機會之不平等，限制了個人的自由與發展。而校園環境作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制度與場域，自然也難以逃脫相關議題。再加上校園環境有著獨特的動力與權力關係，因此更需要設置專門的機制處理性別相關問題。除此之外，學校教育形塑、打造國家未來之人才，有良好性別意識的學子們，才能成就更多有性別意識的國民。

因此，校園性平會絕非有名無實的虛置機構，而是可以、也必須扮演重要角色的校園體制。性平會委員自然也肩負重任，應該對於性別平等和相關議題有著一定了解和關注，並致力於打造校園與師生的性別意識。這並不表示，擔任性平會委員者都必須對性別議題抱持著相同的特定意見，但性平委員本身的性別意識確實會影響校園性平政策與環境的走向，因此值得我們進一步檢視。

男性的委屈從何而來？

回到台大性平委員選舉，我們很難從幾位引起爭議的候選人簡短的政見中，就勾勒出他們對於各式性別議題的全面立場，但與其說某些看似誇張的言論是來「鬧場」的，筆者卻認為，其實這些隻字片語彰顯出，當事人並非對當前常見、流行的性別討論毫無認識。相反地，其實引起爭議的幾則「政見」都高度呼應了近年來社群網站和公民社會中，性別平權議題經常激起的討論內容，也反映出了一些常見、甚至被高度鼓吹的社會情緒。

因此，在本文中，筆者並不打算著重於這些候選人的適格性——包括他們的政見到底是出自真心或只是「反串」——或性平委員的遴選機制等議題，而想要從幾則爭議政見所透露出的「情緒」出發，討論這些情緒從何而來，又反映了怎樣的社會氛圍。

在幾則政見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一種「男性的委屈」，例如認為當前性平會在調查性平事件時，未能給予行為人（在多數的情況下為男性）足夠的表達空間，或是直言當代男性權利受到嚴重「打壓」。事實上，網路上也有評論指出，這些政見的出現有其「脈絡」，那就是不少男性有過因為被「誣告」而進入性平調查的經歷。提出這項意見的評論者事實上只給出了兩個例子（而且只有其中一個確定有進入性平會），但言詞中卻隱約透露出，這種「被誣告」的經驗彷彿是男性之日常，並且已經造成許多恐懼和壓迫。

事實上，綜觀社群網站上的討論，這類主張並不少見。例如當《跟蹤騷擾防制法》通過時，便有不少人主張這將會被女性當成用來任意指控男性的工具。又例如「人醜性騷擾」這句話其實也就在暗示，女性們的性騷擾指控並不見得真實，或是當某些女性提出指控時，經常會被質疑是「想要錢」或單純「事後反悔」。這類「誣告說」通常並不著重於控訴的真實性¹，而是營造出一種情緒，亦即當前的性別政策對男性並不公平，甚至是在壓迫男性。

男性社群所主張的「委屈」也不僅限於此。包括「母豬教」和「女權自助餐」等用語也表達出同樣的情緒：性別平等早已達成，女性也早已在各方面都獲得和男性相同的機會與待遇——如果如今性別壓迫還存在，那也是女性利用女性主義語言對男性造成的剝削。

台灣並不是唯一發展出這種氛圍的社會，在經常被台灣社會引作參考的南韓，這種情緒也主導了性別討論，甚至造成社會撕裂。許多人指出，南韓女性主義者已經太過「激進」，剝奪了許多男性的空間與權益。在今年的南韓總統大選中，還有候選人以這樣的情緒作為政見基礎，更主張「南韓早已沒有性別歧視」。

然而，不論是台灣或南韓，或世界任何地方，客觀數據都顯示，我們距離「性別平權」其實還有非常漫長的一段路，從女性仍占世界上貧窮人口之多數、到女性在政治與經濟上的參與率及擔任領導者的比例仍舊較低、男女同工不同酬、女性承擔較多的家務工作，到女性作為性別暴力的受害者。在社會的各個面向上，女性都仍面臨巨大的結構不平等。舉例來說，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每年都會發布《性別落差報告》，追蹤156個國家在教育、健康、經濟機會、及政治賦權等四大領域中的性別差距。2019年時，該報告指出男女還要99.5年才能達成平等，2020年時則發現，這個數字因為疫情退步，變成了135.6年。

無所適從的時代？性別文本與公私領域的「不對稱」

這並不是說，某些男性所感受到的委屈或被剝奪感就完全是虛假的。為男性發聲本身並沒有錯，女性主義從來也不只關注女性的權益，而是希望不同性別的人都能擺脫父權體制所設下的性別規範，得以實踐自由的性別表現並獲得平等的機會。然而，這類瀰漫在男性社群中的委屈情感，卻一方面可能來自一種錯誤的歸因，另一方面也因此無法真正地解決男性們所感受到的困境。

這種委屈跟剝奪的感受，其實產生於一個劇烈變動的時代下，思考和情感上的「不對稱」。在父權社會成長的我們從小到大學習到一套性別互動文本，解釋、規定男性應該如何和女性互動，這些互動往往必須遵循父權社會的性別想像，並都指向單一的形式跟結果：建立一個雙人一世、以養育子女、傳承血緣和累積財產為目的的婚姻和家庭關係。

白話地說，我們一直以來學習男人在親密關係裡要主動、女人要矜持；男人要扮演經濟支柱，女人則負責照護與情感勞動；男人透過展現自己的經濟力和收穫到一個「好女人」來證明陽剛價值，成為合格的男人，而女人則透過婚姻和生育的成果來成為一個合格女人。

然而隨著社會的性別意識改變，這套性別文本已經不再適用，但我們的社會卻也沒有提供太多其他另類的選項和資訊。於是當舊日的互動技巧不被接受、新的建議遍尋不著，許多資訊甚至多互相矛盾²時，難免令人感到無所適從，卻又不能退出，因為父權文化還是要求，成為「合格」男性的唯一路徑就是藉由親密關係和性的征服來證明自己的陽剛地位。

另一種不對稱存在於公私領域的落差。男性一方面覺得自己還是被要求要承擔家庭經濟責任，但另一方面「新時代」的論述又主張男性應該要分擔家務、參與育兒。於是男性忍不住覺得，自己似乎沒有享受到任何女性主義者所主張的解放與好處，但反之，女性卻好像同時在公領域和私領域都獲得了更多的自由和權益，男性便因此產生了被剝奪感。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社會裡的貧富和階級差距更加深了這種感受。父權資本主義社會打造的各種「不合格」使人焦慮，而女性便經常成為這種焦慮的發洩對象³。

然而，這樣的發洩方向一來忽略了，女性其實也受到同樣的性別文本箝制，亦同樣感受到公私領域性別意識進展不同所帶來的落差。二來，其實將男性置於此種「不合格」標準與陽剛檢視底下的，往往是其他在父權社會裡掌握陽剛優勢地位的「勝利組」、「阿爾法男」（alpha male），因為作為成功占據支配地位的一方，這些男性比任何其他人都有更充足的理由，去維持現行的這套性別規範。

「制裁台女」無法為男性發聲

也正是因為這樣，感到委屈與被剝奪的男性，如果真的希望為男性發聲、出頭，所應該採取的行動絕非制裁女性，而是加入女性主義者的行列，檢討父權社會的性別規範如何和資本主義思維結盟，進而打造出評量男女性別的標準。因為事實上，如果有任何「女權自助餐」存在，那也都只是父權社會祭出的蠅頭小利。真正在大快朵頤的，始終是那些在種族、性別、階級等各種身分下，同時享受著父權與資本主義紅利的男性們。

台大性平委員的遴選爭議，其實絕不能只歸因於校園性別教育的不足，或是少數男性的「惡搞」，而是反映了一種普遍、但卻是被錯誤打造的社會氛圍，這種社會氛圍因為不正確的歸因和問責，形成男女之間的對立。然而，那樣的對立其實是父權社會的詭計，藉此來挑選合格的男性與女性，也因此，不論是「制裁台女」還是「終結噁男」，都不會是問題的解方⁴，反倒是維持舊有的權力分配結構。

更重要的是，性別平權並非分食大餅的過程，男性的權益並不會因為女性被賦權而遭遇打壓。我們需要的是更多的性別溝通，而大學性平會也的確有可能提供這樣的功能。因此，如果有男性願意透過加入這樣的機制，來促進更多的性別對話，自然是值得鼓勵之事。

然而溝通的前提是父權社會賦與陽剛男性的資格感受，以及對女性的各種情感勞動與道德要求應該先獲得拆解。比方說，傾聽女性在性別互動中感受到的不舒服與騷擾其實就是性別賦權很重要的過程之一，因為過去女性經常被要求容忍、合理化這些騷擾經驗，或是在發聲時不被信任、甚至被責怪。又例如，性平委員的參選人中，男性依舊占了多數，是否反映了政治參與等公領域仍舊對男性較為友善？而這樣的男性資格又可能造成什麼影響？

說到底，男性這個性別絕非「原罪」，但挑戰父權規範的過程的確涉及了檢討陽剛男性所得以享受的既得利益，並進行權力的重新分配。而男性應該明白的是，移除過去的特權並不代表個人從此遭受壓迫，事實上，在拆解男性資格的同時，也是在幫助男性擺脫各種男子氣概的要求和束縛。

• 亦即，它們通常並不會提供任何真實數據，指出所謂的「男性被誣告」的比例究竟有多少。而事實上，如果我們細究性騷擾和性侵性別暴力犯罪等通報的數據，我們會發現，因為缺少證人、證據蒐集困難，以及要件認定等等問題，這類案子成案的機率並不高。白話地說，受害者要成功對「真的行為人」提出告訴都已經非常困難了，更別提誣告。
• 例如有人會說現在約會吃飯應該AA，但另一些人又主張男人沒有房沒有車不能結婚；有些人說互動時溝通最重要，另一些人又宣傳男性送禮物時不能問，不然就是沒誠意；我們一方面強調性別互動時的關鍵是合意，但兩性專家又說女性喜歡說話用肯定句的「霸氣男性」。諸此云云，不免讓人困惑。
• 但這種不對稱和焦慮其實不只影響男性，女性亦然。女性一方面被告知自己在職場上要「挺身而進」、主動爭取，但女性的薪資水準、升遷機會卻還是不如男性同儕，而結婚生子也依舊被當成女性最終最重要的人生成就。又例如女性如今相信進入親密關係後還是要盡量經濟獨立，而男性也不再是唯一的養家者，但轉頭卻可能發現自己一結婚生子就會失去勞動機會，等等。
• 更別提，「制裁台女」和「終結噁男」並不是一個公平的對比。一來，「台」作為一種本質身分的同時，「噁」卻是個人行為選擇。白話地說，一名女性無法決定自己「台不台」，但男性卻可以選擇自己要不要從事任何「噁」的行為。二來，如同所謂的母豬教，誰是需要被制裁的「台女」這個標準始終是浮動不變的，更是在舊有的性別規範和不平等權力關係下被定義出來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