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家暴羅生門」到「女巫獵殺記」：安柏赫德讓女性主義蒙羞了嗎？

過去一個多月間，除了仍舊僵持的烏俄戰局與起伏不定的COVID-19疫情以外，許多人的眼光還聚集於美國維吉尼亞州的一間法庭。法庭上正在進行——並以現場直播方式讓全世界得以同步追蹤進展——的是，曾有過短暫婚姻關係的演員強尼戴普（Johnny Depp）和安柏赫德（Amber Heard）的妨害名譽訴訟。

戴普與赫德兩人於2016年結束婚姻關係，後來互相指控對方在婚姻期間有暴力行為，就此展開一場「家暴羅生門」。不過，這次的訴訟並不涉及刑事犯罪，甚至也不是在討論家庭暴力議題，而是一場民事訴訟。

主要的爭論在於，二人離婚後，2018年時赫德投書《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講述自己作為「家暴倖存者」的經驗。儘管她在文中未曾提及戴普的姓名，戴普仍認為赫德違反了兩人離婚時所訂下的保密條款，並藉著暗指戴普為家暴加害者而損害他個人的名譽、甚至造成他損失工作機會。

因此，戴普對赫德提起訴訟，求取五千萬美元的損害賠償，而赫德則因為戴普律師主張她的控訴乃是騙局一場，反過來對戴普提告索賠。自2018年至今，兩人接連提出新的指控，隨著各種證據的呈現，整體社會也跟著起起伏伏，許多人忙著選邊站隊，挑揀自己認為在這場爭議中「正確」與值得同情的一方。

女人的「壞榜樣」？

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證據顯示赫德於兩人婚姻期間也曾有過暴力行為，並在事件之初有所隱瞞且不盡誠實後，如今社群網站上的風向可以說是一面倒地支持著戴普。在整個訴訟進行期間，除了如#JusticforJohnnyDepp（為強尼戴普伸張正義）等標籤以外，更隨處可見對赫德的質疑、嘲諷、與批評。有人懷疑指控她在法庭上刻意「模仿」戴普的穿著；有人認為她的一言一行都是謊言，並諷刺她演技拙劣。

網路上更流傳著許多嘲弄她的影片與迷因，包括在赫德描述戴普曾經對她造成的肢體傷害後，便有人示範要如何透過化妝術來呈現出那樣的傷痕——言下之意便是，赫德的傷乃是造假，不足為信。

儘管訴訟尚未結束，但社群網站卻早已宣判。有人聲稱自己從事件初就支持戴普，如今看到戴普終於「沉冤得雪」深感欣慰；有人則認為赫德這樣的女性濫用了#MeToo運動與女性主義思想，並進而主張，「真」女性主義者更應該譴責赫德這樣的行為，才不至於因為赫德這樣的「壞榜樣」而傷害女性主義。

不論是哪種一論點，都逐漸地轉變成一場將赫德推上女巫之位，並予以獵殺的過程。赫德的「女巫」身分一方面來自她對戴普這樣一個「無辜男性」所造成的污衊與傷害，二方面則是她作為一個不誠實的女人，所展現的道德缺陷。一時之間，似乎不論個人原本是否支持女性主義，赫德都是敵人、汙點，都是可以且必須群起而攻之的對象。

家暴議題的高度複雜

其實，如筆者過去曾經提過的，這起事件本身有許多值得我們反省與警惕之處，包括我們對於家庭暴力事件的理解與對男性受暴者抱持的刻板印象。比方說，對於某些人來說，去相信像強尼戴普這樣的男性也有可能施行與遭遇暴力，是非常困難的。但事實上性別暴力經常跨越種族、國籍與社經地位：並非只有特定階級的男性才會是家暴加害者，看似陽剛的男性也有可能遭遇來自伴侶的暴力¹。

另一方面，這起事件也展現了家暴的複雜性。親密關係中的衝突確實很多時候是互動下的產物——亦即雙方有來有往——因此如戴普與赫德這般，兩人都在關係中有施暴行為、彼此傷害的情況其實並不少見。但與此同時，也有學者提醒我們，儘管傷害行為可能是雙向的，但親密伴侶暴力絕大多數時候仍舊涉及權力與控制，個人企圖透過施行暴力來展演與鞏固自己支配的地位；換句話說，當我們在討論家暴事件時，不該只留意「誰打了誰幾下」這樣的表面問題，而必須更深入去探討，個人的社會地位、性別、與其他身分如何影響他們在關係裡的權力位置，而暴力行為又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

然而，隨著赫德成為社群網站上的笑柄，親密伴侶暴力議題的複雜性與性別權力關係已經不再是世人的焦點。相反地，如今人們著迷於征討赫德這個不誠實的女人，並企圖藉著將她打造成「女性主義的恥辱」，來抵銷#MeToo與其他性別運動過去幾年來的成績和進展，甚至強化對女性主義發展的反撲與拒斥。

本文無意討論這場訴訟之細節與兩人間究竟孰是孰非，而是想要聚焦在社會大眾對於赫德的敵意反應，以及這樣的敵意從何而來。並進一步指出，這種敵意對於我們進一步了解、重視家暴議題毫無幫助，甚至反而如某些評論者所強調的，不夠誠實的女性並不是女性主義的失敗，但當我們拒絕傾聽像赫德這樣的女性時，才真正代表著#MeToo運動的尾聲。

「無辜男人」vs.「邪惡女巫」？

我們可以從目前法庭呈現的證據中看到，戴普與赫德兩人都曾在關係裡有過暴力行為。赫德承認她曾經動手打戴普，也在兩人的對話中有汙辱並貶抑他的情形。另一方面，戴普曾在簡訊中告訴友人他要殺了赫德，並「在確定她死透之後強姦她燒焦的屍體」；有影片顯示戴普砸毀家中廚房櫥櫃，赫德則在一旁試圖安撫他；戴普自己也承認曾經用頭撞擊赫德（但他表示那只是個意外）。赫德甚至成功申請過對戴普的保護令。

儘管如此，網路上對待戴普的同情卻從一開始就遠遠超過赫德。戴普的支持者們始終不吝表達對戴普演藝生涯可能受到影響的擔憂²，赫德說詞的可信度與動機也不斷遭到挑戰。例如，許多人質疑，如果戴普真如赫德所說，在關係之初便有暴力傾向，那赫德為什麼不離開他呢？（諷刺的是，這正是許多家暴受害者所面臨的共同誤解與質疑。）隨著赫德被紕漏也有施暴的行為，進而建立了她不誠實的形象後，上述的動力更為明顯。

為戴普聲張正義的人們將他看作無辜的受害者，受到了赫德的蠱惑、利用與傷害；相對地，赫德則是心機重、機關算盡、滿口謊言、低劣又虛偽的邪惡女妖。事實上，社群網站上出現了針對赫德的大型「資訊戰」，企圖強化上述對立：一個專門追蹤假資訊和網路騷擾的團體於2020年時發現，大約有340個推特假帳號專門致力於破壞赫德的聲譽，並鼓吹她不應該繼續獲得演藝和模特工作。

這場獵巫行動也不僅限於網路。綜藝節目與喜劇藝人也紛紛以赫德為「哏」——例如，在奧斯卡上因為嘲弄潔妲史密斯（Jada Smith）的脫髮問題而引起軒然大波的克里斯塔克（Chris Rock）便在表演中嘲諷道：「相信所有的女人，安柏赫德除外。」（Believe all women, except Amber Heard.）

台灣的社群網路上亦有許多人熱衷於討論赫德「有多假」，而戴普又有多倒楣。不論中外，這個「無辜男人」與「邪惡女巫」的對立在我們的文化中流傳已久，如今得以再次重現：在這個文本中，男性是受到引誘、陷害，進而失去純真的男孩，而女方則是用美貌外表掩飾惡毒心思的梅杜莎。

不值得信任的「壞女人」

再一次地，筆者必須指出，戴普在這段關係中所受到的傷害，以及事件最初可能因為事實未明而遭受不平等待遇一事，當然值得我們的關注與重視。另一方面，赫德也可能確實有錯，並需要被究責。然而，本文想要強調的是其中敘事的傾斜：從事件一開始，赫德就面臨格外嚴格的檢視，而儘管她（很可能）也受到了傷害，在她被證明不是一個完美受害者之後，就失去了被同情的資格。

在父權社會裡，男性被賦予「知識的資格」（entitlement to knowledge），因此他們得以自由地發言，他們的經驗、證詞和意見也更容易被相信與採納。相對地，女性不享有占據發言位置的權利，而當她們企圖提出某些主張—尤其是當這些主張和男性立場產生衝突——時，她們就經常面對挑戰與質疑：她們的資格與動機會遭到懷疑、經驗不被採信，意見亦不受重視。

這樣的情況在女性指控男性時特別常見：在這些情境中，女性的證詞與男性相悖，她們更試圖透過自身證詞來推翻男性的支配位置，因此也更容易遭遇到嚴厲的反撲。比方說，她們會被認定沒有能力做出某些判斷、被質疑她們提出指控乃是因為某些不純正甚至自利的動機（如為了謀取金錢和名聲）。她們因此經常面對特別嚴苛的道德標準，必須證明自己毫無道德瑕疵，才能夠被信任。

相反地，當這些女性被發現在道德上有所缺失時，她們被傾聽與被信任的資格就會遭到剝奪。像在性別暴力的場景中，女性自身的行為經常成為不信任她們的理由，尤其當這些這些行為不符合主流社會對女性的規範時，更是如此，例如：女性夜歸、飲酒或穿著不夠「得體」。

換言之，父權社會使用一套以性別為基礎的行為標準區分出可以信任的「好女人」與危險的「壞女人」，進而決定她們各自的發言資格。與此同時，即使女性暫時獲得了發言權，一旦她的發言對父權社會不利、危及男性的既得利益時，上述這套行為標準就會再次被用以貶低、消解她的發言可信度。

因此，進一步來說，這種過高的道德標準並不只是針對單一或特定群體的女性，而是女性整體。一方面，尚未發言的女性會被警惕要恪守這些道德標準，才不會失去發言資格；另一方面，當某些女性違反規定，成為不誠實、不可信賴的發言者時，所有的女性也被賦予任務，必須透過切割與譴責來證明自己的不同與道德。

白話地說，一個男性的失言或錯誤通常都只會被歸因為個別男性的不足與缺失——這些缺失甚至經常被視為暫時或不得已的——但個別女性的不道德卻會成為整體女性的缺陷，女性們被要求必須在其他女性犯錯時一同道歉承擔，或是透過排除犯錯女性，來強調自己依舊是「好女人」一族。

#MeToo運動因此蒙羞了嗎？

於是我們便看到，某些人以赫德的不誠實為名，來質疑#MeToo運動、女性主義，甚至是女人本身的可信度。甚至不少女性主義者也在言談中隱約透露出，如果自己不批評赫德，彷彿就會使女性主義蒙羞。

我們遺憾地發現，在父權的這套治理秩序下，某些時候自詡支持女性主義的人反而更著急於劃分誰是好女人、誰是壞女人，誰是「真」女性主義者，誰又是藉著女性主義謀利的老鼠屎。

這並非是說女性不可能犯錯，或女性主義者從來無須檢討自己，而是想要指出，女性經常不自覺內化了父權社會的道德規範，而服從一種更高的道德義務，以更嚴苛的標準要求自身與其他女性同胞。但這種嚴苛的道德分界並不會讓女性在父權社會中獲得更多資格與地位，反而進一步地分化女性。

說謊的赫德是#MeToo的失敗嗎？筆者認為，這從頭到尾都是一個偽命題。#MeToo作為一個反性別暴力的運動，宗旨從來不是只聆聽那些標準的、符合主流想像的、沒有瑕疵的「完美」受害故事，而是希望藉由「我也是」這三個字，強調性別暴力的普世性，並呈現出性別暴力事件與受害者之中層層疊疊的複雜與多元性。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會聽到很多不同的、出乎我們想像與理解的故事，甚至某些故事可能違背我們自身偏好、令我們感到不舒服，有些受害者們可能惹我們厭惡。然而這正是#MeToo的重點：你我不見得贊同或喜歡某個人，但對方卻仍有可能在某些層面，與你我一樣。而這些在廣大的異質性當中的共通經驗，說明了性別暴力的不可忽視，以及串聯與結盟之重要。

赫德並不是一個完美、合乎期待的受害者——甚至有些人會主張她根本不是一個「合格」的受害者——你我也有不認同、支持與喜歡她的理由，但赫德的不完美並不影響#MeToo運動的合理性，反倒再次提醒我們，傾聽所有故事的重要性。

• 甚至很多時候，這種對陽剛的追求和鞏固反而成為傷害的工具。比方說，女性可能透過言語嘲弄、貶低男性伴侶的陽剛氣質來達到攻擊的目的（例如「你怎麼一點都不像男人啊！」這樣的評價）。
• 筆者在此必須強調，戴普是否應該因為這些行為而失去工作，這是一個可以被討論的問題。筆者也絕非認為所有對戴普的同情和同理都不可理喻，而是想要指出，社會上對於戴普與赫德的態度，有著明顯的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