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長陳紫渝約會遭跟拍：雙重標準下女性參政面對的兩難

近日，永和區永福里里長陳紫渝約會時遭到周刊跟拍。記者以極其腥羶與不尊重的口吻撰寫報導，詳細描述了女里長當日的約會行程，尤其強調她與男友在車上有親密行為與進入旅店休息的行為，甚至不時使用如「除了戀愛開房之外，陳紫渝也有很多為里民服務的行程」這種令人不解的語言對比，彷彿暗示著「女里長」的下班約會是一種「瀆職」與道德缺陷。

八卦周刊對女性公職人物外貌與私生活的獵奇追捕已令人不耐，更讓人吃驚的是，竟還有它里的男性里長以此為主題，在社群網站上發文，以一種憂心忡忡的口吻訓誡並警惕身為里長的陳紫渝應該要「避免花邊新聞」，更提出要與其分享經驗，好「教學相長」。

儘管男里長因為發文在社群網站遭到批評而道歉，陳紫渝隨之公開戀情後似乎也受到大部分民眾的支持，但整起事件仍舊反映出了，女性在進入政治領域和公共討論時，經常面對著哪些不合理的檢視與道德標準。一方面，女性必須要在職業表現上更為傑出，好證明自己也有資格從事政治工作，另一方面，女性從外貌到感情生活的各個私人面向亦成為用來評價她們的規範。

自從去年九合一大選以來，陳紫渝的外貌就一直是媒體與網友的關注焦點，「最美里長」的稱號為她帶來注意力，但卻也成為某些人質疑其專業能力的理由，例如就曾有網友諷刺她為何「不乾脆去拍寫真」。事實上，陳紫渝並非特例。外貌帶給女性政治人物的，一直是種「兩難」的處境。

女性政治人物面對的雙重標準

長相姣好、外型亮麗的女性政治人物常會因為外表而成為討論焦點，獲得如「美女XX」的稱號，但與此同時，人們也會以外貌為由來質疑她們的工作表現，暗示這些女性政治人物之所以可以獲得這些工作或位置，都只是外貌的功勞。沿襲這個思維，外貌也給了人們不認真看待這些女性、甚至是拒絕她們從政的藉口。例如當年競選嘉義市立委的國民黨政治人物陳以真，就因為外型亮麗且年輕，而被柯文哲「建議」：「可以去當櫃姐」，更在競選期間被合成爆乳照片。

但諷刺的是，外型不佳的女性同樣不會被認真看待，她們的外貌成為人們諷刺、批評的對象。因為無法好好照料自己的外貌、以理想的女性形象示人，一直都是父權社會中女性最大的「道德缺失」之一¹。當男性政治人物的「邋遢」可以被視為質樸、不拘小節，甚至是一種專注於工作的象徵時，打扮太過搶眼的女性會被質疑不務正業，但打扮不夠有「女人樣」時又會成為失格的女性。

政治被視為專屬於男性的領域，因此在父權社會的眼光中，投入政治的女性僭越了其本分位置，和男性爭奪原本不屬於她們的東西。於是，女性政治人物面臨雙重的檢查標準，一方面她們必須在某些層面上表現得比男性更優秀——甚至可以說是「比男人更男人」——才能夠獲得肯定與認可²。這包括女性必須更努力證明自己在專業知識上的傑出，或她們得投入更多的時間，表現得更為勤懇，才能彰顯出她們確實有資格從政，尤其是當她們所欲參與的是傳統由男性所主導的領域、如國防、經濟等時，更是如此。

另一方面，女性在表現得「比男人更男人」的同時，卻也必須繼續維持自己的女性形象，實踐自己的女性義務。例如在公共場域中，女性更要表現同理、溫柔，善盡傾聽之義務，否則就會被視為格外的冷漠、無情，是不合適的政治人物。而在私領域中，女性則仍需滿足父權社會對女性的期待，亦即完成結婚、生育等「角色任務」，否則她們便是失格的女人，而這類在私領域的「失格」，又會被當成她們不適任公領域的解釋。

然而這些「女性任務」無疑是雙面刃。投入政治的女性如果沒有同時滿足那些私領域中的婚育義務，她們投入公領域的資格也會遭到質疑，但如同我們在前述陳紫渝的事件中所見，如果這些女性在從政時，有任何私生活的投入，頓時她們又會被全然的「女性化」，她們的從政資格因此被否認，換來一句「終究只是個女人」——暗指著這些女性最終的歸屬始終是家庭。

女性身分的高度本質化

台灣的政治環境中早已有許多例子佐證上述所說。從最基礎的稱呼說起，除了「美女XX」或如陳紫渝所獲得的「永和IU」³這類以女性外表作為基準的稱號外，另一種女性公眾人物經常獲得的標籤便是她們的家庭角色及與男性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例如，洪慈庸和王婉諭兩人長期以來分別作為「洪姊姊」與「小燈泡媽媽」。這些身分固然是促使兩人從政的原因之一，但這也說明了，女性即使作為公眾人物，都難以被賦予主體性的困境。

在女性政治人物的能力和資格上，蔡英文自首次參選以來，就屢屢因為單身而遭質疑其專業能力，例如「如何能夠理解家庭需求」⁴。相對地，許多女性候選人會選擇主打「媽媽」的形象，好強調、證明自身在家庭、社福和教育等議題上的「適格性」。然而，當這些已經成為母親的女性在參政過程中，會自願或被迫打造某些形象或主攻特定議題，好爭取正當性的同時，前任立委洪慈庸卻因為在擔任立委、競選連任期間結婚、生子，屢屢遭到質疑是否分心，未來又能否「兼顧家庭與工作」⁵。

與此同時，我們的社會一方面擔心擔任母親的女性無法「盡責」，另一方面卻又拒絕為這些女性提供更友善的環境和支持。例如前台北市議員黃郁芬在坐月子期間表示希望可以以視訊參加議會會議，卻遭到拒絕，甚至被網友嘲諷「領公家錢還好意思請產假」⁶。

或將時間再往前推，多年前曾有立法委員提議要開放委員可以帶子女進議場，雖然獲得部分民眾支持，卻也收穫許多嘲諷，更有男立委指出「議場是神聖的地方，不宜攜帶幼童」。這起事件一方面顯示，台灣社會在打造友善育兒空間一事上仍有諸多落後，另一方面值得警惕的也是，在支持的群眾中，不乏許多人將此提議視為「友善女性」的政策，儘管明明男議員也可以因此受惠。這些支持與反對的言論，同步地彰顯出，女性在投身政治時，所遇到的兩難。

再回到陳紫渝的例子，明明是個人下班時間的安排，更是「你情我願」、不涉及權力關係與利益衝突、單身男女的正常互動，卻要因為「年輕」和「美麗」兩個頭銜，遭到不合理的跟拍和報導，甚至在報導中被肆意意淫。更荒謬的是，人們還可以以「公眾利益」的名義包裝這樣的獵奇與意淫，彷彿監督女性政治人物的私人感情生活是對選民的「負責」。這樣的邏輯之所以可以成立，正是女人在政治領域中，不能展現出太多女性的一面，但又同時被高度女性化（且本質化）的結果。

台灣的女性國會代表比例在全球名列前茅，在上屆九合一大選中，女性和性少數的當選人數更是創下新高，更別提我們還有一位女性元首。乍看之下，台灣社會對於女性參政似乎接受度相當高，然而，這卻不代表，女性政治人物已經成功擺脫那些針對女性的雙重標準，和嚴苛的道德檢視。

公領域中被高度凝視的女性

不僅只有政治人物，一般女性的公共參與亦面對許多障礙。很多時候，女性的性別身分一方面被當成某種象徵標誌（token），拿來彰顯特定政治人物或政黨的進步性別意識。但另一方面，女性的參與和所關注的議題又難以真正受到重視，相反地，當女性對某些議題表示關切或反對時，反而會遭到男性以「相忍為大局」、「格局太小」、「女人不懂」或「和女人無關」等等理由而排除甚至賤斥。

例如當「716公平正義大遊行」上女性參與者比例明顯較低時，人們選擇以性別本質化的理由來自我說服——如女性就是不在乎居住議題、女人在家照顧小孩等等——而不是真的去詢問，該場活動的設計、主張和參與者組成，為什麼讓女性主動選擇不參與，或甚至是選擇以反對者的角色參與？再進一步說，我們也看到了，當有女性在一個政治參與的場合主動表達自己的不同意時，又會遭遇到什麼對待？她的動機身分遭到質疑（是職業學生），行為表現也被過度檢視（遮遮掩掩）。

這並不是第一次有參與政治活動的女性被高度凝視。當年的反服貿運動中，就有女性參與者因為外型、穿著打扮，或是在現場的行為與個人私生活，而被政論節目主持人在節目上嘲弄、意淫。更別提在許多社會運動（如廢死）中，女性參與者經常收到強暴威脅。又如在近日的MeToo運動中，發聲女性會被質疑其意圖為政治鬥爭，或是別有其他用心。

諸此種種顯示出，政治作為長期被男性獨占的場域，儘管如今早已沒有各種明文禁止女性參與，但女性仍舊會在過程中遭遇各種幽微和隱晦的阻礙與限制。有時被迫為此「遮掩」或「淡化」自己的女性身分和氣質，例如已故的柴契爾夫人當年必須接受聲音訓練，好讓自己說話時的聲調不如一般女性高亢「刺耳」；有時女性則必須強調某些女性面向——如母親身分——好證明自己的從政正當性與資格。女性政治人物不能暴露太多個人資訊，否則便會被懷疑「不務正業」，但與此同時人們又會盡全力追蹤、監視她們的私生活——尤其是親密關係。

在政治與公共討論領域中，女性不能是女性，又必須是女性，女性必須表現得像女性，但又不能太像女性，女性必須要證明自己可以擺脫女性「本質」，但又必須要完成各種「女性義務」。

如文章一開頭所描述的事件，其中的關鍵絕對不只是「政治人物的私生活與你我無關」，更要去探問的問題是，是哪些身分（如女性、性少數）的人的私生活，才會成為獵奇之對象。唯有誠實面對女性如今在公領域中仍舊面對哪些障礙，我們才能夠打造對於不同性別身分都更友善、平等的政治環境。

• 也不只有女性政治人物受到這樣的規範，一般女性亦同，所以才會有柯文哲說出「台灣女生都不化妝就上街出門嚇人」這類的言語。
• 比方說，經常有人會質疑蔡英文作為女性，是否能夠在重大國事上展現出「和男性同等的魄力」。甚至不少從政的女性也會以此作為宣傳內涵。
• 陳紫渝因為外型關係，被某些網友比作為韓國女星IU。
• 但相對地，曾經多次自陳鮮少處理家事、分擔育兒照護工作的柯文哲，卻不會遇到同樣的質疑。
• 那這麼多的男性政治人物多年來，又是如何「兼顧」的呢？還是男人從來不需要考慮堅固的問題？
• 而黃郁芬生子後競選連任失敗，又是否和此有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