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失控全境封鎖，台灣軍方的因應之道
2019年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快速擴散，戲劇性地展示出在後冷戰全球化的今日，所可能發生的非傳統安全威脅。利用研究窠臼和學術贊助，周邊國家放鬆了可能的威脅警告，將過於樂觀的期待和政治利益的交換置於國家安全戰略之上，使得今日的疫情威脅，成為各國普遍的恐慌來源。
但此次疫情爆發，也讓我們更加確定，對某些國家而言，所謂的理性決策並不存在。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而不惜犧牲一切的作為，都是各國家可能實施的做法。此次疫情形同要脅了國際社會成員及周邊國家，除了不得已必須幫助中國克服疫情難關外，目前國際社會孤立主義再起，各國陸續採取的邊界關閉及排華現象，就是一個警訊。
核生化與病毒威脅
如今，國際社會所面對的威脅，不僅包括過去傳統的核生化武器，細菌、病毒及傳染病的威脅力度也不斷提高。隨著生化科技日新月異，即便是非屬於國家的個人或小組織團體，也有能力改造具有高度傳染力的生物病原體。更不用提許多國家迄今仍未放棄使用生化武器。
這些國家除了致力於建立第四級高危險實驗室（P4實驗室），也保有許多現代醫療系統已將其除名的危險病原體。這些病原體的使用、改造和保存，在某些國家的觀點來看，都是屬於國家內政問題，因此完全不受國際組織的監督和管轄。
若碰上有心人士刻意傳播，或生化／醫療研究機構可能的洩漏意外時，其所造成的影響不僅遍及國內，還會透過現代航空交通運輸，快速影響到周邊鄰國。更糟糕的是，為了維護自身利益，這些國家往往還會刻意隱瞞相關生化威脅的實情，導致原本可在第一時間降低並有效處理的損害狀況，反而因此錯過黃金阻卻時間，而無限制擴大。
車諾比事件如是，此次疫情也有過之而無不及，未來同樣情事也可能再度重演。面對這些不確定的非傳統威脅，我們該怎麼做？
台灣軍方的角色及因應
首先，必須提高承平時期的狀況監控，且要隨時以最壞的預測進行相關應變措施，而非以樂觀偏見的想法來自我滿足。這也是目前國內戰略研究社群最欠缺的危機意識。
以台灣為例，面對類似事件時，撇除目前以支援方式協助機場、港口等特殊狀況需大量人力的檢疫外，軍方全面介入有兩個前提：
- 民間醫療系統超過負荷崩潰；
- 民眾恐慌導致暴亂。
台灣軍方的化學兵和軍醫系統，原本就是為了因應大量死傷而設。因此倘若遇上民間醫療系統崩潰的情況，具有獨立作業能力的軍方醫療和化學兵部隊，也能夠快速建立安全隔離區以及野戰醫院。
化學兵和軍醫系統能夠降低疫情對健康民眾的生命威脅，針對患者也能夠給予最大限度的支持性醫療和後送。也由於軍隊本身有紀律的強制性，因此軍醫系統和化學兵部隊在執行高危險的隔離與清除污染工作時，貫徹命令與執行任務的能力，理論上會來得更好。
第二，當民間社會陷入恐慌而發生大規模暴動時，具有自衛能力以及高強制力的軍隊，在執行隔離任務和污染清除時，會比起無生化防護裝備能力的警消單位，來得更為有效。
但在這種極端狀況下，也代表軍隊必須同時肩負內部安全任務。對於沒有警察權的一般軍隊來說，除非政府已頒布戒嚴令，否則很容易導致民眾誤傷事件，或是過度使用暴力進行鎮壓。
綜合上述，當需要派遣軍隊協助執行醫療和安全任務時，基本上已宣告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就整體戰略規劃而言，軍方介入可說是最後的選擇，而不是第一時間內的優先動員單位。
就算動用軍方協助防疫工作，比較理想的角色是作為民間醫療體系的支援，而不是完全取代警消系統和民間醫療單位。這樣一來，不僅能夠保存戰力用於應付後續的突發狀況，也不會快速消耗預備應付的能量。
更重要的是，雖然軍隊能夠降低社會和民眾的恐慌程度，但主政者也切勿將其當成特效藥，而提早與過度使用。
台灣對特殊襲擊的應變
第一時間派遣軍方執行隔離和防疫工作，最糟糕的狀況就是受到生化襲擊。生化襲擊不單指正規或非傳統攻擊，而是包含大規模的實驗室洩漏意外，或者是透過特戰小組在境內進行先制攻擊所造成的結果。
事實上，生化攻擊不比傳統攻擊，要判別攻擊來源往往非常困難。因為即便是被懷疑，最可能的生化攻擊源頭，都可以把病原體歸咎於尚未發現的野外新型病菌或是自然變異。除非能夠現場人贓俱獲，不然要確定生化攻擊的源頭，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任務。更不用提當生化武器在進行散播後，極有可能會自行快速變異，導致和原有的病毒株出現顯著差異。
如果出現大規模生化襲擊，軍醫系統和化學兵部隊的保護重點也會迅速改變。在確認生化襲擊散布後，必須立刻假定敵方的下一步行動，就是實施傳統攻擊。因此，軍醫系統和化學兵部隊勢必將以保存現有部隊的戰力為第一優先。
至於民間傷亡則需要仰賴民防系統和現有醫療單位的協助，這表示在承平時期，就必須要貫徹軍民聯防的計畫作為，針對各種狀況建立有效的動員及處置方式，這樣才不會在狀況發生時陷入恐慌，導致全面性的社會崩潰。
唯有承受住第一次襲擊，並準確傳達出政府、社會、軍隊的運作有能力加以反擊的訊息，才是台灣應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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