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剝奪的導演權威？顛覆被攝者的紀錄片《水底行走的人》

「我的畫家朋友告訴我，若你替一個畫家拍紀錄片，但他不讓你拍他繪畫，那你這齣戲注定拍不成了。」這是電影開頭，導演給觀眾的一席話。就這樣，一部紀錄片立刻讓觀眾陷入了劇情片才有的「懸念」。

《水底行走的人》是香港導演陳安琪的作品，曾於2018年台北電影節放映過，2020年嘉義國際藝術紀錄影展則將它選入了「叛逆歸屬」單元，讓台灣觀眾有機會再次欣賞這部曾獲印尼日惹國際紀錄片影展「最佳紀錄片」的作品。

不合作的受訪者

導演以跟隨紀錄、訪談等紀錄片慣用的技法，試圖描摹出本片主角「黃仁逵」的輪廓。黃仁逵是香港本土抽象畫家，但他也玩電影、玩音樂、玩人生，甚至玩了陳安琪導演與這部紀錄片。

《水底行走的人》在他的翻玩之下，意外碰撞出新火花，比如導演在片中直接進入畫面與黃仁逵對話。訪談應該是建立在訪談者與受訪者之間的信任，關係建構好之後才能挖掘出更深層的內容，拼貼出受訪者可能的樣貌。

但本片最有趣的地方是，導演與被攝者的關係不甚和睦，兩人對話一來一往煙硝味濃厚，甚至可以感覺到黃仁逵在在以言辭挑釁導演。也正因為導演在片中情緒多較為猛烈，使得她的模樣比起這部電影想紀錄的對象更為清楚。

紀錄片的面向選擇

如果不能拍一個畫家畫畫，是否真的無法完成一部紀錄片？答案可以是肯定的，也可以是否定的，端看這部紀錄片想要將「焦點」擺在哪裡。繪畫當然是一個畫家生活中重要的活動，然而要刻畫一位畫家，並不一定得拍攝他繪畫。因為他除了是畫家之外，也是其他角色，可能是誰的家人、朋友，或者擁有其他興趣。

導演在本片訪問了黃仁逵的女兒，並與黃仁逵談及他的父母，藉由他對於父母輩的印象，以及女兒對他的印象，疊合出他近半輩子的家庭圖譜。在一部90分鐘的紀錄片中，少了繪畫的鏡頭，卻多了空間放入更多的「他」。

除此之外，任何創作形式都是個人的延伸，不論是繪畫、電影、文學或是樂曲等等，都是創作者思想的產物，賞畫多少能臆測出這位畫家的性格，而與畫家談話，好似也能預想他的畫作將是什麼模樣。

被剝奪的導演權威

黃仁逵作畫的時候不想被拍攝，因為這個行為會干擾到他。美國紀錄片大師懷斯曼（Frederick Wiseman）曾說：「攝影機應該像一隻牆壁上的蒼蠅」，但對被攝者來說，他們很難忽視攝影機的存在。片中還放了部分黃仁逵自己用GoPro拍攝的畫面，我們可以發現，黃仁逵在本片大幅降低了導演（拍攝者）之於電影的權威地位。

首先，他不太配合導演「出演」，他總是猜測導演為什麼如此安排、想要什麼答案，甚至揶揄她的做法。導演通常能掌控訪談的調性，並試圖引導受訪者思索心裡潛藏的回憶或創傷，但導演在本片卻幾乎受黃仁逵擺佈。再者，導演可用的片段部分來自受訪者所提供，在這段黃仁逵獨處的時間中，他完全可以決定想要拍攝什麼、交給導演什麼，因此導演的素材已經被部分限縮。

然而導演依舊擁有不可能被剝奪的王牌——「剪輯」，即便訪談過程不甚順利，導演依舊可以選擇如何「呈現」一部紀錄片。不論是單純紀錄、訪談、介入拍攝，導演總是可以選擇如何「重現」那段時光，將片段用不同順序排列，就會帶給觀眾不同的感受，把導演的問話剪入其中，或是僅放入受訪者的回答，都將左右觀眾在看一部電影時的思路。

黃仁逵在片中曾說：「創作是唯一安撫人心的東西，過程中整理知道的東西，成為自己喜歡的形態。」這個形態觀眾不一定喜歡，但它將是最符合創作者心中最為真、善、美的存在。

被組織過的言談

本片有許多黃仁逵與他人談話的片段，除了平常與友人的嬉鬧，他也敘述了許多自己的想法。敘述之多甚至讓人覺得，導演就算沒有拍到黃仁逵繪畫的過程，也不影響我們對他的認識。

這也再次引領觀眾思考，紀錄與被攝之間永難抹滅的落差。許多人在被詢問或是闡述之前，並不曾察覺自己有這般想法，但在溝通的過程中，會下意識地將自己的思緒再釐清一遍。而當這個過程有攝影機在旁拍攝時，如此「有序」的產出將會再度被加工，聊天可能會進化成談論，談論則會再升級為論述。因為人們意識到，這段話將不會只有與談的人聽到，隔壁餐桌的人、銀幕前的人，都可能不斷地透過這些話了解和評斷一件事或一個人。

導演在片中也曾被黃仁逵詢問，為什麼要如此安排她與友人的座位，導演這才有些斷續地說出自己的想法，在這之前她甚至沒有思考過自己這樣安排的理由。拍攝者在被攝者的引導下，說出自己的想法，並加深觀眾對自己的印象，與紀錄片風格如此格格不入的呈現，是本片一大亮點。

紀錄片的永恆辯證

片尾，導演放入了黃仁逵在作畫的影像，正當觀眾對導演終於拿到畫家繪畫的影片而感到釋然之際，卻又重複了片頭兩人爭吵的畫面。黃仁逵認為導演有義務告訴觀眾她自己的感覺是什麼，如此主觀又直接的敘述，再一次打破了我們對於紀錄片的想像，導演被紀錄片的主角引導著，逐一拼湊自己對於拍攝這部片的想法。

黃仁逵給導演的一段話，更彷彿是這段時間他蒐集來的證據。他說他知道兩人對於「紀錄片」的見解不一樣，他無意改變，但也不選擇參與，這是她「導」的電影，但他不是演員。

一部拍攝畫家的紀錄片，竟意外成了對紀錄片本質的辯證。從黃仁逵許多談話便可以發現，他追求本質，甚過追求象徵，在許多創作追求高大上的時代，他誠然地告訴人們他畫什麼就是什麼，不一定有什麼象徵。但對於一切都要追求衍生義、含義，或是喜愛對於電影及藝術抽絲剝繭的人們來說，似乎有那麼一些難以承受。

我們無法接受一個美麗的事物太過簡單，正如同拍攝一個人的「紀錄片」若只是平淡的「紀錄」，對觀眾來說有點無聊，對導演來說則或許無法達成拍攝的初衷。

我們追求創作者給的「定義」，追求一個說法、觀點和解法，卻忘了當我們盡可能地收攬一切，便是「美」之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