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下六十八度》的身不由己——尋找台灣人流離西伯利亞的遺跡

若談及二戰期間的滿州，多數人憶起的應是曾三度登基的「溥儀」，也或許會記起電影《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開頭那班將溥儀從蘇聯押送回中國的火車，顯然在我們的記憶裡，對於滿州僅存著屬於中國與日本的歷史，然而台灣當時屬於日本殖民地，日軍勢力範圍自然可能有台人身影，我們對於台人的滿洲經歷，與中、蘇軍民的往來卻所知甚少。

《零下六十八度：二戰後臺灣人的西伯利亞戰俘經驗》以非虛構寫作紀錄戰後台人被俘，送到西伯利亞進行苦役工作的過往，跟隨宜蘭之子陳以文的腳步，走過中蘇邊境的戰火，踏上西伯利亞酷寒的雪地。

從個人生命歷程擴展至國族歷史

本書作者為陳以文的孫子陳力航，他將祖父的經歷分為滿州、西伯利亞與後西伯利亞三個時期，回溯祖父出生醫生世家卻志願從軍，並前往滿洲的軍旅生活。日本投降後，蘇聯軍搶奪東北物資，日軍戰俘被押解至西伯利亞，蘇聯將他們視為復甦受創國土的勞動力，而這批戰俘中，便包括了陳以文這樣的台籍日本兵。

作者針對陳以文在西伯利亞的生活有諸多描述，初入收容所便被蘇聯女軍醫捏屁股做體檢，嚴酷的氣溫和飲食上的缺乏，各國戰俘於收容所的來往，以及戰俘與監工、士兵之間的關係等等，使讀者對於當時的生活有了特別鮮明的想像與理解。

然而，在西伯利亞面臨的生活縱然艱苦，身心備受煎熬，然而離開西伯利亞後，即使肉體重獲自由，但人們對於自身國家認同的困惑才正要開始。

1948年，陳以文終於登上遣返船隻，卻被告知自己如今屬於戰勝國中華民國的人民，曾經的台籍日本兵，現在成了在日外國人，而他曾是西伯利亞戰俘的艱難歲月竟成為返台的阻礙。對日本而言，他是外國人；對中華民國而言，他是從共產國家回來、可能已被洗腦的可疑人士。陳以文經歷一番波折返台後，在宜蘭成家立業、經營藥房，並與過去的日本戰友保持聯繫，也向日本政府申請當時的薪水存款，回到台灣的這些年，他的心中依然保存著與日本極為緊密的情感連結。

個人與社會的生命脈絡交織在台灣、日本、滿洲與西伯利亞之間，作者對於自身家族歷史的探尋，同時也建構、補足了土地與國族歷史，連結當時代台人與他者的關係。也可以說，個人與社會、國家的生命脈絡可以視為同枝，社會與國家主導了每一個個體的命運，而個體的一生也可以放大成國家與社會發展的脈絡，是台灣人於歷史上留下的痕跡，而由眾人構成的多線敘事，正是今日我們所需找尋的屬於台灣人的歷史記憶。。

遺失的歷史拼圖自有真實的情感記憶

灣生與南洋戰俘的研究已然蓬勃，但被送到西伯利亞的台籍日本兵卻因冷戰局勢而被冰封，被長期被忽視，相關研究比起東南亞、南洋、中國地區的台籍日本兵研究少之又少，透過陳力航的書寫，讀者得以一窺台人於西伯利亞遭遇的苦難。身為戰俘定是十分艱難的記憶，但在作者的描寫下，雖經常讓人感受到大時代下小人物孤身面對洪流的惆悵，但更多像是枕在長輩的膝上聽他話當年，陪伴他回溯半生，感到好奇、欽佩與感念，看見時代於他們身上留下的厚繭與傷痕。

所有艱苦的日子，都是他曾經身為日本兵、曾經與同袍共患難的證明。從他身上彷彿看見了走過亂世的堅毅與勇氣。那些身處歷史現場的人們或許沒有多想，他們都只是其中一個被歷史推著走的人，但戰俘、當地人民，甚至蘇聯士兵之間建立的關係卻是這樣真實和深重。

本書以敘事為重，並穿插不少照片、日俄雙方的文件檔案等等，從中特別能感受到那一個個名字的重量，以及上頭不斷地被戰火燒灼的「人」。除了承實敘事以外，文中也包含了作者對於其祖父之記憶、認同的理解，但比例不高，不會喧賓奪主。而我認為這些理解對於全書而言是必須存在且重要的，因這不僅是一個孫子怎麼看待先人、祖父一輩與當時的台灣，更是將殖民史轉譯成「我們的」歷史，而這之間最重要的就是盡可能地理解前人，並基於此做出自己的詮釋。

被繼承的身份認同疑問

經歷戰事、國籍轉換、政權遞嬗，人們對於自己是誰總會出現分歧與困惑，戰後能否保存日籍，從共產國家回到中華民國面臨的種種困難，以及陳以文對於自己曾經是「日本人」而有的情懷與失落，令人備感欷歔。

電影《再見列寧》（Good bye, Lenin!）中的克莉絲汀因昏迷而錯失了東西德統一的歷史性時刻，醒來後她的記憶仍留在過去，而在西伯利亞作苦役的戰俘也如同昏迷一般，被迫放棄了跟緊時代變化的時機。他們從戰敗國軍人，變成戰勝國人民，曾經的祖國在歷史上被劃為敵國，戰友與敵軍的位置被置換，但由人與人建立的深刻情誼卻將超越這些歷史名詞。

本書以許多事例展現了從西伯利亞返台、返日的戰俘之認同與政治思想變化，我認為最引人深省的不在那些強烈的政治動作（例如，受蘇聯「民主運動」影響的日人回國後大力批判日本戰後體制、跳蘇聯集體農場舞蹈等等），而是一些平凡的日常。

在西伯利亞時，日本戰俘會拿各種東西跟當地民眾交換生活物資。蘇聯婦女很喜歡顏色鮮豔的布料，尤其紅色的布最受歡迎，所以不少人會拿太陽旗去換。戰時，為了守護這面旗子，人們上戰場、不惜捨身於國家，戰後，它就只是一條可以讓戰俘換得馬鈴薯的旗子，對於國家的認同可能很快地消失的，而戰後，政府對於當年捐軀的人們、遺族的補償也不那麼容易索得。

陳以文的失落與自我認同其來有自，而未經歷大戰的後輩們，卻也繼承了先人的對於自我的懷疑與叩問，除了戰後複雜的國際情勢之外，其中一個原因即是因為先人故事未能完善地呈現在我們眼前。

小結

歷史議題的研究熱度經常受到政權與政策的影響，「零下六十八度」是西伯利亞的嚴寒，也是受國內外政治局勢影響而被封存的記憶。

透由陳以文從軍、被俘、返台，後續與日人的聯繫等難得的資料，將能更加理解小人物面對劇變當下的身不由己，也試圖從中觸及其對國家、同袍永遠繫之於心的情誼，不論是否能夠與之共享歷史記憶，這都是一塊必須被填補的記憶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