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與故鄉，是想遺忘卻又忘不掉的存在——專訪《神人之家》導演盧盈良

觀賞完《神人之家》的第一個感受是實誠，再來則是私密，盧盈良導演於映後座談時說了許多我覺得多數人不太會告訴陌生人的話語，諸如他對自己、兄長，與父母親的感受，如同這部紀錄片一樣，實誠而私密。

然而，對盧盈良來說，《神人之家》的一切都是日常，只不過生活的碎片被攝影機記錄下來，裡頭有嗜賭的父親、努力生存的兄長、無可奈何的母親、作為潤滑劑的姪子，還有終直面家人的自己。

短片、家庭錄像與剪輯打磨促成《神人之家》

幾年前盧盈良為了幫助哥哥家計而拍攝了短片《阿志》，本來沒有要將短片發展成長片作品的想法，但許多前輩十分好奇《阿志》的後續，便鼓勵他繼續拍下去。這一拍，卻意外的拍成了盧盈良的回家路，也令他重新梳理了自己對家人的複雜情感。

「其實在拍攝的過程中多是我想拍什麼就拍什麼，即使已經開始有一些作者意識，最後我還是回到拍家庭錄像的初衷。」或許正是這般不帶太多目的性的初心，使得《神人之家》的一切處於絕妙的平衡，有著最親密也最疏遠的被攝者，也有終於忍不住而進入畫面、問出深藏心底二十多年疑問的導演。

盧盈良明白，身為紀錄片導演，這部電影存在許多他不該介入的時刻，但若不介入便違背他的拍攝初衷。他身為人子與手足，始終無法疏離地看攝影機小螢幕，他甚至認為這份介入是他應該、必須做的，在五年、十年後，這將成為他回望過往的稜鏡。

當然，拍片初衷與作者意識的抗衡沒那麼容易解決，《神人之家》的前幾輩子也曾是冷靜、自持的模樣，盧盈良沒有出現在畫面中，他的提問與話語被抹去，但那樣「太過疏離、太冷」，對他來說反倒更做作、矯情，因為「那不是他」，不是他想與他人分享的東西。

拍攝這些年間，盧盈良蒐集了大量的家庭錄像，其中有許多畫面被割捨。他與母親住在海邊的房間那天，母親一大早便把他叫醒，要去看回港的漁船，當時母親獨自坐在窗邊，睡眼惺忪、頭髮蓬亂，邊與他說著哪些地方「足媠」（tsiok suí）。那是一個很平凡，在他人生中卻十分稀缺的早晨。

除此之外，他剪去哥哥打小孩的畫面，盧盈良認為這呈現了哥哥作為父親的期待。他倆父親光是養家便耗費一生氣力，不知道如何扮演好父親的角色，也沒人告訴兩兄弟如何成為好兒子，許多事都需要自己摸索。哥哥努力避免重蹈覆徹，不希望未來兒子也用自己看父親的眼光看他，他不想成為失敗的人，但許多事亦非努力就能改變。最終盧盈良選擇放下那些監製與剪輯師認為較為「自溺」的鏡頭，留下一個半小時的家庭切片。

盧盈良經常感謝和讚許本片剪輯師黃懿齡，因為對他而言，分析、結構大量家庭錄像十分困難，兩人在互相質疑和互相說服的過程中，打磨出本片的輪廓，而多數時間裡，都是盧盈良被說服了。黃懿齡檢視與理解素材之深入、之詳細連盧盈良這個掌鏡者都讚嘆不已，許多他以為缺少、錯過或遺忘的鏡頭，黃懿齡都從茫茫片海裡撈了出來，甚至因為家人的日常生活太過固定，不同時間拍攝的素材能互相剪接。這是屬於剪輯師的銳利眼光，同時也能看出那不變的日子裡，有些情感枷鎖已經開始鬆動。

不可承受之輕的故鄉與家庭

與盧盈良對話，像是一場情感上的交匯，而非論述性的聚焦，因他總是直白而坦然地告訴我們：「我沒有辦法把自己所做的東西，或者我為什麼要拍的這件事情講得很有道理，就是一個感覺。」這無法言說的思路適切地成呈現在作品中，盧盈良不論是作為家人或作為記錄者，都為自身找到了安放的位置。

也因此，我特別想從他與他的作品中，找到一些自身問題的解答，我與導演同鄉，片中亦拍攝到我家附近的街巷。我問他：「家人與故鄉是否曾經成為他心中的邊陲？」沒想到，對他而言，他們一度連邊陲都稱不上，盧盈良不想提起家人，不想接到電話，也不想得知他們的任何消息，「所以我沒辦法用『邊陲』二字」，對他而言，家人與故鄉是想遺忘卻又忘不掉的存在。

盧盈良發覺這樣複雜的心緒似乎也與自己成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有關，他渴望見證、理解他人的家庭與故事，投射自己對家人的複雜情感，也試圖理解別人的家庭。當他進到被攝者的工作、生活場域，就像交朋友一樣，非常自由，與他當年喜歡上電影的感覺一樣——很自由，好像可以逃離這個世界。

在影像裡拆除自厭的那個「我」

在《神人之家》中呈現的是與信仰密不可分的家庭，盧盈良認為信仰去除宗教儀式後可以廣義解釋成一種「寄託」，但並非每個人都心裡有一份價值可以寄託，因此信仰在安定人心的作用上仍存在需求。與信仰的糾纏與思索，促使他在拍攝《神人之家》前，也拍攝了一部同是探詢信仰的故事——《牧者》。

他與《牧者》的被攝者一樣，都因為信仰而質疑自己，而無法愛自己，但在拍攝《牧者》時，盧盈良無法很密集、貼近地進入被攝者的生活，也無法要求對方將一切都交付給他，反倒是面對自己曾經不想再見的家人時，竟意外地毫無設限，或許就像哥哥對他說的一樣：「你本來就不是一個人啊。」在他不願轉身的背後，是家人。

許多人不願談自己的家庭是因為不願被爬梳，不滿意自己社會化的過程。縱然如此，現在盧盈良坦然地與人交談，甚至在映後說自己並不喜歡自己，他雖自認不會自我剖析，但卻十分誠實地面對，輕摳指甲的雙手正試圖撬開他心中的思索卡榫。

他不喜歡那個十八歲的自己，還留在那裡，不知道何去何從，「某一個部分的我其實留在那邊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可能是因為那就是我的原生家庭，我再怎麼樣好像也沒辦法完全剝離掉我跟家庭的關係，但在年少的時候不知道如何去解答，我就把它留在那個那個地方。」紛亂的情感令他始終覺得自己不完整，也讓他覺得自己很奇怪，但他又難以扭轉這樣的心情，無法喜歡自己的過去。

而盧盈良希望這樣的情緒會成為「壓迫」他進步的動力，即使他認爲這是自己性格上的某些缺陷，但似乎也沒什麼關係，說到這，盧盈良突然也覺得自己好像太誠實了，笑了笑又嘆口氣，「至少我可以跟我那個很年輕的我告別了，我已經放過我自己了。」這次，盧盈良不再逃離，透過紀錄片他重新解構、建構了他的家庭秩序，從疏遠地旁觀走到鏡頭後，再走進畫面裡，取回了自身狀態的主導權。

拍完片後，他與家人的關係也改變了，以往與家人說話口氣不太好，也不愛聯絡，現在媽媽每天打電話給他。聊到這時正好是傍晚時分，他指著錶面說：「快要到了，大概都五點半、六點要打給她，不然她就會打給我。」

這時台北的天空已經暗下，下起了嘉義的冬天不常有的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