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的名字只配縫在禮服上？女性影人躋身奧斯卡的困境

我想以一種微妙的方式，
表揚那些今年完成傑出作品、卻未被認可的女性。

星光熠熠的奧斯卡紅毯上，曾以《黑天鵝》封后的女星娜塔莉波曼（Natalie Portman），展示其鑲著金邊的黑色斗篷。上頭繡著8組英文字母，正是2019年拍出優秀電影、卻遭奧斯卡忽略的8位女導演的姓氏。

其中，包含獲6項提名的《她們》導演葛莉塔潔薇（Greta Gerwig）、《別告訴她》的華裔導演王子逸、坎城影展獲獎的《燃燒女子的畫像》瑟琳席安瑪（Céline Sciamma）及《大西洋》瑪蒂迪歐普（Mati Diop）、令珍妮佛羅培茲（Jennifer Lopez）入圍金球獎的《舞孃騙很大》導演蘿倫絲卡法莉亞（Lorene Scafaria），以及《我的寶貝男孩》艾瑪哈瑞爾（Alma Har'el）、《知音時間》瑪麗艾海勒（Marielle Heller）、《Queen & Slim》梅琳娜馬特索卡斯（Melina Matsoukas）等人。

8部電影皆在去年備獲影評人、觀眾好評，更曾風光奪下歐美各地大小獎項，然而這些女導演卻皆未獲奧斯卡提名，僅有編導《她們》的葛莉塔潔薇（Greta Gerwig）被提名最佳改編劇本——最終也仍敗給《兔嘲男孩》的塔伊加維迪提（Taika Waititi）。一件亮麗禮服上的微小細節，點破女性導演的玻璃天花板，即便她們的作品備受讚譽，卻仍難獲「老白男」美國影藝學院（AMPAS）的青睞。

92年來，只有5位女性入圍「最佳導演」

這已並非娜塔莉波曼首次在電影獎項典禮，指出好萊塢性別不平等的現況。早在2018年頒發金球獎「最佳導演獎」時，她便在唸出入圍名單時說：「以下是『清一色皆為男性』的入圍者」（Here are the ALL-MALE nominees），嘲諷當年名單同樣缺乏女性導演作品。

事實上，金球獎創立至今77年，「最佳導演獎」共有7度由女性入圍，已經「勝過」奧斯卡僅有5次的提名紀錄。這5次分別為《七美人》里娜韋特繆勒（Lina Wertmüller）、《鋼琴師與她的情人》珍康萍（Jane Campion）、《愛情不用翻譯》蘇菲亞柯波拉（Sofia Coppola）、《危機倒數》凱薩琳畢格羅（Kathryn Bigelow）以及2年前因《淑女鳥》入列的葛莉塔潔薇等5位女導演入圍，且僅有凱薩琳畢格羅在2010年獲獎——那也已是10年前的事了。

不僅如此，根據《READr》的整理分析，截至91屆的得獎名單，歷年奧斯卡各獎項（不含特定性別獎項，如男女主配角）的女性入圍者都未曾超過25%，且在導演、攝影、特效、配樂及音效等獎項的女性更不到10%，是奧斯卡長年飽受「性別嚴重失衡」批評的鐵證。

為何女性無法在獎季嶄露頭角？

常被視為奧斯卡「風向球」的金球獎、評論家選擇電影獎、英國影藝學院獎等，也常因缺乏女性入圍或得獎者，成為輿論的眾矢之的。兼任英國影藝學院院長的威廉王子，同樣在頒獎閉幕式上，檢討本屆入圍名單忽略女性與多元種族，應重新檢視入圍或得獎名單產生的機制，此舉卻引起《衛報》專欄作家大衛考斯特（David Cox）撰文反擊，認為威廉王子根本「狀況外」。

身為英國影藝學院成員之一、同樣具有投票權的大衛考斯特，認為院內的專業評審唯一的投票考量，便是作品的藝術成就優劣，而未必因性別或種族影響。他也更進一步指出，比起評審的父權思維導致獎項結果不公，影視產業大環境的性別與種族比例失衡可能才是主因：「只要這一行仍由白人男性主導，他們便很有可能繼續占據獎項名單。」也就是說，改善整體影視產業的性別與種族比例，才有可能根治問題。

女性在影視產業為少數是不爭的事實，但近幾年情況已在轉變。「賽璐璐天花板」（The Celluloid Ceiling）2019年的年度報告顯示，全美票房前100名的電影中，女性從業人員的比例大幅攀漲，女導演數據更是創新高，從前年的4%翻漲兩倍到12%；另一項「安納伯格融合倡議」（Annenberg Inclusion Initiative）研究，分析全球票房前100名的電影，同樣有10.6%由女性執導，創下13年來的新高。

負責「賽璐璐天花板」的瑪莎勞岑（Martha Lauzen）博士表示，即便產業的未來趨勢仍有待觀察，但2019年無疑是女性影視工作者的轉捩點。然而，這也是許多如娜塔莉波曼的業界人士、媒體或影迷，對於本屆奧斯卡——或獎季各大獎項——無意提名女性導演的最大質疑：為何在女性於產業大有突破，且同時交出評價不俗的作品之時，卻不願意給予肯定？

正如「安納伯格融合倡議」的負責人之一、史黛西史密斯（Stacy L. Smith）博士所言：「當一個藝文機構的決策，不能反映我們所身處的世界，或廣泛的娛樂行業所發生的變化時，他們就必須承擔起做出這個決策的責任。」

在「奧斯卡好白」事件之後

我們必須去捍衛多元的價值觀，但是對我來說，我看到了共通性。我想我們不論是在討論性別不平等、種族歧視，或酷兒族群、少數民族及動物的權力，我們都在探討面對『不公』這件事，都在反對一種信念：當一個國家、一個人、一個種族、一種性別或物種，有權利在不受罰的情況下，去主宰、控制、利用或剝削另一個族群。

主演《小丑》的性格男星瓦昆菲尼克斯（Joaquin Phoenix），今年在奧斯卡獲得最佳男主角時，震耳欲聾疾呼上述普世價值，獲得台下如雷掌聲。然而，他所站立的這座奧斯卡殿堂，背後決定獎項名單的美國影藝學院，卻依然被多數的「老白男」會員把持，再加上近30年公關大戰的陋習，使得作品能否被「公正」評斷仍是一個問號。

不過，自從2015年的「#OscarsSoWhite」（奧斯卡好白）事件爆發後（當年入圍奧斯卡的演員皆為白人），隔年影藝學院允諾在2020年前，要將女性和非白人會員數增加一倍。相較於2015年的25%，至今，影藝學院整體的女性會員比例上升到32%；非白人會員則從8%上升到16%。

進步的速度與幅度雖有限，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個改變已為奧斯卡得獎名單帶來有別過去的面貌。例如：2017年描繪黑人同志題材的《月光下的藍色男孩》拿下最佳影片，今年韓國電影《寄生上流》勇奪包含最佳影片等4項大獎，兩者分別立下LGBT議題及非英語電影的里程碑。

另外，以《小丑》獲得最佳原創音樂的冰島音樂人希爾杜古納多提瑞（Hildur Guðnadóttir），睽違22年成為史上第3位獲獎的女性配樂師；5部入圍的紀錄片中，更有4部由女性導演參與，最終由朱莉婭萊切特（Julia Reichert，身兼導演及監製）以及另外兩位男性導演和監製以《美國工廠》獲獎。

2020年，是女導演突圍的一年嗎？

雖然，這仍無可消弭女性止步於「最佳導演獎」的爭議，或者歷年女性入圍或得獎者遠低於男性的事實，影視產業本身的性別比例失衡，也並非一時半刻得以改變，但2020年仍有大量女性執導電影將嶄露頭角，有機會讓產業更加均衡。

商業電影部分，包含由閻羽茜（Cathy Yan）執導的《猛禽小隊：小丑女大解放》、妮基卡羅（Niki Caro）的《花木蘭》、凱特蕭蘭（Cate Shortland）的《黑寡婦》、派蒂珍金斯（Patty Jenkins）的《神力女超人1984》、趙婷（Chloé Zhao）的《永恆族》，皆由女性執導，且頗有機會吸金巨量票房。

因此，我們或許得以期待，女性導演在商業電影上的突圍，能為產業注入活水。研究影視產業性別變化的「安納伯格融合倡議」史黛西史密斯博士表示：「當女性有機會在更多的類型和更大的預算範圍下拍電影，就會有進步。」

作為獨立電影領頭羊的日舞影展，在今年已公布的得獎名單中，也有大量作品出自女性導演之手，包含：奪下最佳劇情類導演的《The 40-Year-Old Version》、紀錄片評審團大獎得主《Boys State》（由男、女兩位導演共同執導）、女星伊莉莎白摩斯（Elisabeth Moss）主演的《Shirley》、《浪蕩沙灘》導演伊萊莎希特曼（Eliza Hittman）新作《Never Rarely Sometimes Always》等。

或許在影藝學員組成漸變，以及「獎項的公正性」被正視之時，我們能再遇見女導演獲得榮耀的時刻，她們的名字並非出現在女星的禮服，而是小金人獎盃上，希望正如史黛西史密斯博士所言：「2020年對女性導演而言，將會是不平凡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