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奧梅爾殺嬰案》：一場非裔母親的虛構審判，凝視「被消失」的殖民遺毒

今年，眾所矚目的影壇盛事坎城影展，由導演潔絲汀楚特的《墜樓死亡的剖析》（Anatomy of a Fall，暫譯）獲得金棕櫚，成為史上第三位女性影人奪下該大獎，藉由懸疑法庭電影類型，描繪女性小說家遭控殺夫受審的情節，以深度刻劃當代女性困境備受好評。

無獨有偶，近期多部法國法庭題材電影獲關注，包含去年奪下威尼斯評審團大獎的《聖奧梅爾殺嬰案》（Saint Omer），令影視媒體Indiewire評價：「『法庭』已成為法國電影最肥沃的土壤，為視野敏銳的導演，提供審視社會結構的機會。」該片改編自2013年驚動法國的Fabienne Kabou真實犯罪案件，描繪塞內加爾非裔移民母親蘿倫斯，因殺害自己女兒、被控謀殺而上法庭受審，另位同為塞內加爾後代的小說家哈瑪，作為旁聽參與者，引領觀眾一同走入審判。

導演愛麗絲迪歐普過往善於紀錄片拍攝，《聖奧梅爾殺嬰案》是她的首部劇情長片。她背離法庭電影常見的類型框架，未讓法庭成為製造戲劇衝突的場景，而以穩定長鏡頭特寫，讓這位被長年忽視的非裔女性身影，重新藉由電影「現形」，揭示法國社會進步社會尚未褪去的殖民陰影。同時，電影再藉由剪輯與選曲，串連起兩位女性角色的生命，她們不僅同性別膚色、皆為人母而共感，更因同為體制之下隱隱作痛的「人」，生命進而有所連結。

打破法庭電影設限框架，鏡頭還原人的原本面目

距今十年前的2013年，自塞內加爾移民至法國的年輕母親Fabienne Kabou，因將其僅15個月大的女兒棄留於海灘導致死亡，遭法國警方逮捕。三年後，案件於事發地點、法國北部聖奧梅爾開庭，法庭參與者與媒體無不對Kabou印象深刻：她出身富裕、教養良好，說著一口流利高雅的法語。然而，她表明來法求學卻遭家庭與社會阻饒而未果，後戀上已婚年長雕塑家而產下女兒，聲稱遭非洲「巫術」下咒操控，導致她欲溺斃女兒，最終遭法院判處20年徒刑。

曾親臨法庭觀看受審的導演愛麗絲迪歐普，連同兩位女性編劇將案件改編為《聖奧梅爾殺嬰案》，僅更動案件相關人姓名，但保留絕大部分人設與背景，更近乎完整再現法庭場景。不過，電影並未如現實媒體妖魔化Kabou的形象，也非像好萊塢作品如比利懷德《情婦》，將性格複雜女性的證詞視為劇情翻轉看點，或是茱蒂佛斯特封后的《控訴》，仍透過男性凝視鏡頭，強調女性身軀以博取觀眾目光。

《聖奧梅爾殺嬰案》脫離懸疑犯罪電影的框架，捨去所有製造戲劇衝突的可能，以長鏡頭凝視法庭上受審的蘿倫斯，觀察演員葛絲拉基梅蘭達細微的肢體語言，以近乎無配樂的製作選擇，令觀眾得以仔細聆聽其證詞，全然聚焦在這位母親，試圖理解她同是殺嬰加害者、亦是結構下被害人的複雜血淚史。

由於二戰前長年的殖民史，加上戰後的移民友善政策，法國成為阿爾及利亞、摩洛哥、本片主角來自的塞內加爾等非洲貧困國家的首選移民地，據信更是歐洲最多黑人人口的國家¹。不過，今年法國黑人協會發佈數據顯示，90%黑人受訪者認為他們在生活中遭遇種族歧視，近年更有《悲慘世界》、《雅典娜》呈現法國非裔族群面對的貧窮與暴力險境，但絕大部分仍專注於男性角色。

因此《聖奧梅爾殺嬰案》之特殊，在於它可被視為《聖女貞德的審判》的非裔版，抑或是片中也提及希臘神話人物「美狄亞」（以殺害兩名稚子形象聞名）的現代版，強調的既是非裔種族、亦是女性身份，如何成為社會所忽視的群體。正如導演迪歐普所述：「這是個複雜的黑人女性故事，我很少在電影或文學中遇見，我們不知該對她同情還是提防，或認定她是否有可能是騙子或詐欺者？」

《聖奧梅爾殺嬰案》別於法庭題材影劇，常以男性角色為出發，大半強調其理性縝密或足智多謀，或是在戲劇外的現實司法制度，也多是講求以客觀角度審理案件。電影藉由女性編導的陰性書寫與凝視，藉由旁觀審判的小說家哈瑪一角作為切入視角，讓觀眾看見「人」的複雜性，從感性層面理解蘿倫斯，而非僅透過冷冰的客觀事證，以及男性檢察官的嚴厲控訴將角色定罪。一如導演表示：

《聖奧梅爾殺嬰案》不是法庭電影，蘿倫斯是否有罪也並不重要，這是一部從角色出發的電影。全片的場面調度，都是為了讓我們深入蘿倫斯的腦海中。

被殖民的失語狀態，以虛代實的電影令缺席歷史浮現

開場不久，小說家哈瑪在菁英學校巴黎政治學院課堂講課，以女性作家莒哈絲編劇創作的《廣島之戀》劇本台詞，配上二戰法國女性因與德軍相好、反遭自家人剃髮懲罰的殘酷歷史畫面，侃侃說明創作者如何運用敘事手法昇華現實；緊接下場戲，哈瑪與伴侶前往舊家與母親和姊妹團聚，面對母親和觀看家人以其母語沃洛夫語交談的過往家庭錄像，前場戲自信表述的哈瑪，卻在此變得寡言沉默。

《聖奧梅爾殺嬰案》在此展現被殖民後代的「失語」。哈瑪與蘿倫斯根源的塞內加爾位於西非沿海，自15世紀起成為歐洲列強爭奪之地，而後更是交易奴隸的重要據點，自17世紀起由法國作為主要殖民國，直到二戰後的1960年才正式獨立。今日其官方語言仍為法語，而非原屬當地的沃洛夫語（其語言所代表的沃洛夫人，仍佔塞內加爾超過三分之一的人口）。

法庭場景中，受審的蘿倫斯也提及，母親自幼便禁止她講述沃洛夫語，而要說一口「漂亮法語」，未來才有機會晉升上流，承襲翻譯官父親的地位，卻也破壞她與原鄉的連結。當她前往法國留學，選擇研究20世紀奧地利哲學家維根斯坦的學說，卻為教授調侃「為何不選擇與她文化『更有連結』的內容研究」；蘿倫斯曾因外婆過世返鄉，卻被當地親友嘲笑談吐像法國女人。如他們嘲弄的話語，蘿倫斯活像「巧克力奶油餅」，既失語也失根夾在兩國文化間。

片中，即便蘿倫斯面對法官審問時，態度自若表述，但其「漂亮法語」也時常顯得冰冷。現實中的Fabienne Kabou也曾因此被媒體曲解為無情，更是一種失語的表現，亦即蘿倫斯或Kabou皆無法以原生母語表述自我。導演愛麗絲迪歐普亦稱，塞內加爾學校教授的並非日常法語，而是殖民統治時期遺留下、更貼近文學的文雅法語，因此她更要求演員葛絲拉基梅蘭達，以背誦莒哈絲詩文的方式演繹台詞。導演說：

她像是說著這種語言的外星人⋯⋯擁有豐富詞彙和表達方式，讓她與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保持距離。就像閱讀一部偉大的小說，你會開始理解它為何或如何發生，不僅關注可怕的罪行。

片中伴隨法院開庭，即便蘿倫斯的證詞時而矛盾費解，但我們仍可從旁人言詞，明白她如何掉入「西方幻想」陷阱中。父母嚴厲控管其行為與教養，希冀她前往法國發展，但卻因她不願就讀法律，欲改選哲學便切斷對她的金援；情人呂克暗藏與她的關係，不讓妻子或外人發現，甚至在她懷孕期間仍忽視其需求，更懷疑女兒莉莉並非其血肉；指導教授如前述批評蘿倫斯不應選擇維根斯坦研究，只因這與她的文化背景無關，足以說明歧視偏見在蘿倫斯的日常間蔓延。

蘿倫斯描繪她在法國深陷孤立絕境後，始以在法庭透露她曾向靈媒求助，聲稱自己被巫術掌控、「巨大蝴蝶」侵入她當時的居所，致使她犯下傷害女兒罪行，令法庭受眾費解。而後被指認恐是負責調查的預審法官（Investigating Judge），訊問時誘導蘿倫斯提出的答案，亦成為西方世界設下「陷阱」的另一例證，令失語的她猶如抓住浮木。如同導演所述：「蘿倫斯也需要為自己難解的行為做出解釋，因此轉向殖民幻想（Colonial Fantasy）為自己辯解。」

哈瑪與蘿倫斯的失語狀態成為片中著力焦點，她們作為非裔女性落於西方社會，若非如失意的蘿倫斯陷入孤立，即是如哈瑪看似成功卻失去故鄉根源，說明兩位女性角色隱形的連結，其所承受的歧視與忽略，藉由《聖奧梅爾殺嬰案》中的證人證詞——蘿倫斯情人的懦弱、教授的傲慢、執法人員的偏見一一浮現。

全片正以此慢步調循循善誘，帶領觀眾看盡蘿倫斯的謎團，暗指殖民陰影仍未褪去，甚至說明蘿倫斯犯下費解罪行的原因，即是當代社會淡忘殖民史，將歧視細部包裝入日常後所帶來的後果。當《廣島之戀》以日本軍官「扮演」法國女人的德國戀人，召喚起二戰歷史的女性傷痛；《聖奧梅爾殺嬰案》讓以虛代實的法庭審問，揭開被社會隱形的殖民後代痛楚，正如導演迪歐普屢次提及，她試圖以電影「修正」（repair）歷史的缺席：

我以電影試圖為某些人的隱形、缺席、沉默、被邊緣化平反，將那些在歷史、政治上被主流推向邊緣的身體，置於我的鏡頭中心。

以女性連結進行陰性書寫，以虛構藝術為現實辯駁

《聖奧梅爾殺嬰案》以法庭上大量話語自述、交流、對立，建構起整部電影的核心，但作為關鍵的兩位女性角色——旁聽小說家哈瑪與受審的蘿倫斯之間，並無實質言語或行為互動。觀眾只得藉由剪接暗示，明白哈瑪在法庭聆聽蘿倫斯話語、或與其嚴厲母親碰面之時，一再回想起她與母親疏離的相處片刻，而後也藉此揭示她懷有身孕、即將成為人母的事實。

片中在現實法庭與哈瑪回憶的場景轉換之時，採用Caroline Shaw的阿卡貝拉曲Partita for 8 Voices做串連。樂曲具大量女性呼吸、喘息與吟唱聲疊合，既與法庭上蘿倫斯受審時深沉呼吸聲連結，也與哈瑪身陷與母親回憶後難以平復、躺在旅館床上的喘息聲相呼應，強調《聖奧梅爾殺嬰案》不僅是泣訴殖民遺毒的作品，更是貨真價實由女性編導描繪、由女性角色出發的「女性電影」（Woman's film）。

片中設定哈瑪因改寫希臘神話的新作《美狄亞邊緣人》，因此對蘿倫斯的案件深感興趣。原神話故事中，法力高強的美狄亞不惜為情人伊阿宋，殺害親弟弟、伊阿宋的祖父國王，卻仍遭對方背叛，因而親手結束兩人孩子的性命。當男性編輯告知哈瑪，出版社不認為《美狄亞邊緣人》適合作為書名，因「大眾未必熟悉美狄亞的故事」，哈瑪不置可否得笑出聲，暗指女性故事同種族殖民史般，始終被主流社會邊緣化。

電影格外這些讓女性經驗顯化，建立眾女性角色之間的連結，也完成鐵證罪行之外的陰性書寫，例如：哈瑪聆聽蘿倫斯在法庭描述與母親的相處，回顧起童年時母親夜裡外出工作身影，或當母親發現哈瑪經血沾染外褲時怒斥對方；當哈瑪聽完蘿倫斯自訴女兒出生前後的處境，遙想起母親曾穿上塞內加爾傳統服飾與配件，凝望鏡中似乎正在思念家鄉，與蘿倫斯同作為移民女性的孤獨身影重疊。

哈瑪在聆聽審判後曾一度情緒崩潰，她對男性伴侶說：「我都沒在法庭上看見莉莉（蘿倫斯死亡的女兒），我甚至都沒能想到她。」美狄亞、蘿倫斯與莉莉同樣是被社會隱形的存在，直到她們成為法律定義的「加害者與被害者」，才藉由一場犯罪的審判，呈現出殖民歷史與性別的交織性，讓關乎非裔女性的真相水落石出，一如最終蘿倫斯律師的結辯辯詞：

這個女人如同幻影，沒人看過她、知道她的名字。這是個關於女人緩慢消失的故事，有著母親攜帶孩子走入地獄的悲慘結局。

律師更結合醫學與神話，將母親與胎兒細胞的雙向運輸關係，形容女人皆為異種生物混合的「奇美拉」神獸，同時向上繼承母親、向下保留女兒的遺跡：「我們女人在某種意義上都是怪獸，但我們是充滿人性的怪獸。」此時律師直面鏡頭，猶如打破第四面牆直接向觀眾對話，欲喚醒觀眾與故事的連結：我們皆是曾從母親體內誕生的「人」，應皆能找到與故事的共鳴之處。

《聖奧梅爾殺嬰案》既是講述兩位女性角色，因同為人母或人女、擁有相同膚色及性別而產生連結，更是創造故事與觀眾之間的接點，藉由法庭長鏡頭、家庭私影像、女性私密回憶，建立起深厚的情感樞紐，賦予給每個在現實中迫於「發炎」著的觀眾，產生絕佳共鳴與陣痛。

觀眾只要曾因現時體制而疼痛，曾為舔舐傷口築起防禦高牆，便能感受痛苦被《聖奧梅爾殺嬰案》解壓縮的痛苦，正如法庭上蘿倫斯望向哈瑪勾起的神秘微笑，如何讓對方徹底崩潰。但也同時能被電影溫柔承接，如同聽完律師的辯詞時，法庭上包含哈瑪、法官等女性皆全神貫注聆聽，辯詞結束後，全程繃緊神經的蘿倫斯哭倒在律師懷中，仿若終被同理而卸下重擔，或是哈瑪在審判後找回與母親的連結，女性間的共感與共生成為電影的最深情之處。

導演愛麗絲迪歐普以本片奪下威尼斯影展評審團大獎時，以「我們的沉默，並不會保護我們」作為致詞結語。如同她藉由以虛構劇情電影，呈現一場非裔女性的審判，將她們的痛苦浮出水面，正是希冀觀眾凝視這群被社會禁聲的族群，使用藝術的力量試圖改變現實。她未於結尾呈現判決結果，而與編劇改寫律師的最終辯詞，聲嘶力竭替體制下的受害者辯駁，她說：

我直視著每一位觀眾，讓他們成為陪審團。我正以電影解釋，為何我們應當宣判她們無罪。

• 由於法國禁止人口普查時，調查人民的種族、族裔或宗教信仰，因此難有確切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