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同再形塑：透過空間與社團經驗凝聚的台北原住民族學生（下）
▍上篇：
台北原住民族學生的空間經驗
那麼，這些原住民族學生在台北的何處聚會？而他們的日常又是什麼樣貌呢？
台北原住民族學生的空間經驗大致可從教會、校園、結社及移動四個範疇來檢視。
由於基督教信仰進入原住民族生活非常的早且深入，教會的人際網絡自然成為原住民族學生生活中重要的一環。教會的空間經驗除了禮拜堂、團契聚會之外，一些教會組織也提供學生居住的地方，例如長老教會的台北原住民大專中心。原住民族學生能夠透過這些空間獲得情感與物質上的支持與扶助。
作為學生，與校園生活相關的空間自然是他們最常逗留的地方，例如：教室、宿舍及校園周邊。值得注意的是，各校的原住民族學生社團也會有固定聚會場所，聚會如：社課或例會，及其後的休憩地點，還有社團練習發表活動的校內空間，如：操場邊緣、司令台、綠地等。這些空間形塑了原住民族學生的校園、社團及主要日常生活的經驗、記憶與認同感。
結社方面，指的是過往「北山聯」及延續其形成的「北區」群體（以台北為主的北部各大專院校原住民族學生社團）。簡言之，就是台北及其鄰近地區的原住民族學生社群。學生們在各處聚會，有的空間是關於抗爭的，例如：凱達格蘭大道、行政院或立法院等機關；有的是店家，例如：曾在公館商圈營業的漂流木餐廳，或較早期在中正區的龍門客棧；有的是城市內的邊緣空間，像是恆光橋、景美橋下（鄰近政大與世新兩所大專院校），或是再繼續往回追溯還有未完工的捷運動物園站附近的空地；有的則是市區內的公園，例如大安森林公園（鄰近師大），或是臨沂街小公園（鄰近教會的原民大專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店家之外，原住民族學生群體的聚會很多是在城市的邊緣或公共空間，尤其是在社團成果發表或母語競賽等這類各校皆會出席的大型活動後的「會後會」。在這樣的情境中，原住民族學生將台北的「空間」佔領，並轉化成族人的地方。多年下來，約定俗成的幾處空間，便被賦予了意義，多了集體記憶依附在它們之中。
在移動方面，部份台北原住民族學生雖是居於台北的二、三甚至第四代，但他們仍會在過節或放假時返回原鄉。也有不少的學生是北上求學，每二週或每月就會返鄉一次。在這樣的基礎上，「移動」儼然成為台北原住民族學生空間經驗的一個重要成分。車站、路途、兩地的比較與觀察，移動不僅是點到點，它是串聯、互動的路徑，連結了物理上的變化，以及個體對社會位置的反思。
綜上，筆者認為台北原住民族學生的空間經驗中，教會、校園、結社及移動四個範疇可以用下列三個類型來歸納之：
路徑：具重複性的空間經驗
台北之內的路徑，從上班、上課，到覓食與放鬆，這些堆疊了北區原住民族學生的日常；而台北以外的移動，那些在工作與學習的假日才得以實踐的回返，即便已有既定的模式與路徑，但仍是間歇的實踐，像是候鳥一般，換言之，發生在台北內外的兩層不同的移動有著每日／週期的差異。
住所：都市每日生活的錨點
原住民族學生的住所經驗中不只有偶發的、非日常的相聚，更多的是承載了機械式的、重複性高的細碎日常；住所內歡樂恣意的相聚僅是少數，它主要還是在扮演工作（求學）與休憩之輪迴的折返點。
佔領：意義賦予及群體凝聚
在會後會的部份，其日常與非日常性更加明顯，會後會的這些空間在日常的範疇裡是都市角落、邊緣空間，但在非日常的聚會進駐後，像是被附加了靈魂般，成了原住民族學生群體凝聚的關鍵，也成了相聚時情感的載體，成為了有情感、具意義的空間。
社團、空間經驗與認同形塑
台北（或北區）的原住民族學生社團為年輕的原住民族學生提供了文化的初階認識，也帶他們體驗政治層面的抗爭，在大專院校的數年間，給予學生情感及認同的歸屬，也慢慢培養他們成為具有文化敏感度、原住民族意識的個體。
而不管是侷限於台北以內或是牽涉到往返兩地的路徑，台北原住民族學生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在一種重複性的慣習中，實踐著移動與地方互動的行為，諸如出席會後會、往返部落和都市等等，在這樣的地方芭蕾（place-ballet）之中他們的集體操演產生了內部的節奏與歸屬感，這些移動的、空間的經驗，使他們與其他台北市民、其他族群的學生有了迥異的自我認同與思考。
簡言之，正是這些重複性的實踐與持續性的觀察和思考，學生們在身為「台灣原住民族」、身為「北區原住民族學生」等群體的邊界漸漸得以被覺察，對於社會位置的理解逐漸清晰，也就是說，這些空間經驗意味著社會位置的再確認。
原住民族權利運動不只是文化性，更是充滿政治性的行動。而文化更不只是用來觀賞和娛樂而已，身處其中的族人必須將文化視為抵抗、憤怒及力量的核心，用堅決和主流社會抗爭，以智慧和主流社會周旋。
這些台北 / 北區原住民族學生以身體性的獨特方式實踐著這個道理，即便鮮為他人知曉，但這樣的方式確實直接或間接地形塑了他們價值的建立，也漸漸對台灣族群關係及原住民族社會產生了些許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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