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照駕駛失控釀禍：司改不是拿民意當適法依據
日前，21歲男子謝亞軒和友人黃佑呈11日在北市南京東路疑似無照開車失控撞死3人，謝亞軒和黃佑呈遭檢方依「不確定故意殺人罪」聲押。台北地院審理後，改依「妨害公眾往來安全致人於死罪」分別諭知黃佑呈及謝亞軒以10萬、15萬交保、限制住居。隨後因謝亞軒無處覓保，改裁定羈押。
檢方聲押理由一出，多數網友齊聲叫好，然而北院不採的消息一出，瞬間引發眾怒。有律師接受媒體採訪批評「司改沒在改」，直言「明知有危險仍然去做，就有不確定的犯罪故意」，更有桃園地檢署檢察官投書媒體，力挺北檢。而台北地院針對矚目社會案件，除僅私下提供媒體資料，任由媒體報導，並未對社會大眾發出統一的新聞稿來說明，以致民眾只能「媒體怎麼報，就怎麼信」，無從查證。
此次風波，究竟潛藏哪些司法流言？台北地院沉默的態度，為司法帶來什麼風波？檢察官聲押的「不確定故意殺人罪」又為何遭法院不採？以下讓司法流言終結者一一分析。
是故意還是過失？
首先，我們先來區分「故意」與「過失」的差別。
第一種：知道這麼做會發生什麼後果，同時也希望後果是如此發生。例如行為人知道現在拿刀戳被害人眼睛，會導致被害人失明的後果，但同時這也是行為人希望發生的。
第二種：能預見這麼做可能會發生什麼後果，這未必是行為人所希望發生的，但發生了也無所謂。例如行為人知道現在拿一顆籃球往馬路上滾過去，可能會造成車禍死傷，雖然也不希望發生車禍，但發生了也無所謂。
有看出兩種故意的差別嗎？第二種即是所謂的「不確定故意」。
第一種：應注意、能注意而未注意。例如開車應注意車前狀況及保持距離，而天氣晴朗也無任何視線遮蔽亦無機械故障等種種原因，但開車時恍了神，未注意前方已煞車，就給他親上去了。
第二種：能預見可能會發生什麼後果，但行為人確信不會發生。例如行為人知道闖紅燈可能會發生車禍，但看左方無來車，右方一輛機車靠近，行為人認為過得去，確信不會發生車禍，所以闖了紅燈，但車禍還是發生了。
從上述分析可見，無論是哪一種故意或過失，都要審查當事人的「知」與「欲」，而不是僅審查行為人是否有「知」。因此依謝律師的批評，基本上只審查了前半段的「知」，而未審查後半段的「欲」。
照律師所言，是否往後發生交通事故，只要一方明知自己有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及《道路交通安全處罰條例》的情況，導致車禍後都通通以「故意」論之？照律師的邏輯，若變換車道未打方向燈，導致後車追撞，車輛毀損、駕駛受傷是否依「傷害罪」「毀損罪」論處？如果人不小心死了，就變成「故意殺人罪」囉？且所有的加重結果犯都可以廢除，多輕鬆方便？
然而，此案明顯是在道路上超速行駛，肇事原因是「車輛失控打滑」，並非駕駛想撞死人而故意朝他們撞去，與網友舉例的鄭捷事件「就是想殺死捷運上的人，而故意拿刀子戳捷運上的人」顯然有所不同。
本件駕駛所為，顯然涉犯《刑法》第185條2項「妨害公眾往來安全致人於死罪」，因此對於檢察官以「不確定故意殺人罪」當作聲押理由，令人不禁懷疑，檢察官的舉動是否只是為了呼應民意，平息眾怒，把戰火往外推，背棄事實，並忽視刑法從嚴解釋之精神？
在德國，也有同樣是競速飆車撞死用路人，柏林地院判謀殺，卻遭聯邦最高法院駁回的案例。違反交通法規的駕駛行為，若致他人死傷，究竟能否適用「不確定故意殺人罪」？於學理上尚有討論空間。
值得思考的是，倘若要如此適用，那麼檢方就要面對如何出證的問題——如何透過客觀證據來證明主觀——畢竟《刑事訴訟法》第154條2項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僅僅依照「學理推論」，而必須有證據足以支撐論述。因此，針對法理概念爭議這麼大的議題上，檢察官武斷且欠缺更深入學理依據的投書，令人甚憾。
民意不是適用法律的依據
針對本案風波，台北地院選擇保持沉默，僅私下提供媒體附件資料，任由媒體渲染、揣測，並未對外發布正式新聞稿向社會大眾說明。司法院為使法院能於第一時間有效與社會溝通，減少媒體過度渲染與揣測，責令全國各級法院成立公關室，對於社會矚目之案件應發布新聞稿統一對媒體及社會大眾說明。
然而，此次案件卻未見台北地院公關室出面回應，台北地院面對社會矚目案件應頗有經驗，此次漏接，以致其他司法人員陪葬，也加深民眾對司法之誤解，筆者認為，台北地院公關室確實欠社會大眾一個道歉。
司法，有其獨立性存在，不受媒體、名嘴、律師、政黨等操縱；而身為司法官，更應保持其獨立性，遵照法規之規範與精神，不應為了滿足民意，而恣意解釋與適用，如果民意是適用法律的依據，那麼代表台灣的社會尚未從蘇炳坤的冤案中記取教訓。
- 《刑法》第13條：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
- 《刑法》第14條：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為過失。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預見其能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以過失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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