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犯加重刑期天經地義？一場凸顯矯正制度失靈的釋憲說明會

「累犯加重刑期」就字面來看，許多民眾一定舉雙手贊成。違法在先，又不知悔改再犯，刑期當然要加重。然而，卻有三名法官聲請釋憲，要求大法官解釋這條在《刑法》第47條第1項中「受徒刑執行完畢，5年之內再犯有期刑徒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二分之一」有無違憲。

近日大法官就為此召開釋憲說明會，邀請提出聲請的三位法官及相關機關人員到庭，就兩個主要爭點做各自論述。

先來看此次累犯聲請釋憲的爭點：

第一，《刑法》第47條第1項，「受徒刑執行完畢，5年之內再犯有期刑徒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二分之一」：

1. 有無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2. 不問前、後罪之犯罪類型、犯罪行為人之罪責及犯罪情節輕重，一律須加重本刑，有無違反《憲法》罪責原則、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平等原則或法律明確性原則？

第二，《刑法》第48條前段規定，「裁判確定後，發覺為累犯者，依前條之規定更定其刑」，是否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

我國累犯制度現狀

按《刑法》第47條規定，被告若於有期徒刑、強制工作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就是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

舉例來說，假設今日某甲第一次至超商竊取物品，涉犯《刑法》第320條普通竊盜罪，可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倘若於執行有期徒刑完畢後5年內再犯竊盜，依照上開累犯條文，則量刑範圍從原本的5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高到7年半以下有期徒刑。

也就是直接將原本的法定刑度5年加上5年的一半，變成7年半以下有期徒刑。

累犯加重接地氣，有何問題？

根據媒體報導，法務部次長蔡碧仲於釋憲說明會中表示，依社會氛圍，累犯就應加重其刑，如果宣告違憲會造成喧然大波，將會動搖受刑人縮刑、假釋及遴選到外役監等。

既然累犯制度如此接地氣，有何問題呢？又為什麼有法官會認為現行的累犯制度會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呢？首先，來說明何謂「一行為不二罰」。特別提醒的是，並不是指一個行為不能被處罰二次，以下說明：

假設小明在校對著老師罵髒話（問候老師媽媽之類的），這一行為同時觸犯兩條校規「辱罵師長，警告1支」、「罵髒話，警告1支」，所以小明應該一次被記2支警告嗎？

依照大法官503號解釋，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小明是一行為觸犯2校規，但若記2支警告，會有1個行為用同樣性質、種類、手段來處罰兩次的問題。就像是考試沒考好，被媽媽打完後，爸爸再打一次一樣。

大法官曾就一名逃漏營業稅者，一方面違反納稅義務，符合行為罰；又因漏稅，符合漏稅罰，是否要罰兩次提出釋字503號解釋：

二者處罰目的及處罰要件雖不相同，惟其行為如同時符合行為罰及漏稅罰之處罰要件時，除處罰之性質與種類不同，必須採用不同之處罰方法或手段，以達行政目的所必要者外，不得重複處罰，乃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之基本原則。

簡單來說，一個行為如果同時符合多條法規的處罰要件，除非是因為處罰的性質、種類不同，必須採用不同的手法或手段，才能達到處罰的目的，否則不能重複處罰。這是民主法治國的基本原則。

而我國的累犯制度問題就出在「加重其刑」。處罰的目的是矯治犯罪，但加重其刑是加重有期徒刑，其處罰的性質、種類、手段、方法是一樣的，不符合釋字503中所說的要件，顯然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再者，《刑法》第47條累犯的規定，是無論前案與後案犯罪類型、被告應承擔的罪責、犯罪情節輕重，一律都「機械性地」加重其刑，顯然有違反罪刑相當原則（就是比例原則）的疑慮。

舉例而言，甲因家徒四壁、飢寒交迫，迫不得已行搶得手5千元，涉犯《刑法》第325條1項搶奪罪，可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因監獄內矯正制度的不完善，也無相關復歸社會處遇計畫來協助他改變其生活環境，導致出獄後持續經濟窘迫。

於是有天甲改去偷一條價值50元的吐司裹腹，偷與搶雖然都是不法行為，然而社會普遍認為搶的惡行大於偷應該沒有爭議。但依照目前累犯的規定，甲出獄後的偷竊行為涉犯竊盜罪，量刑天花板從原本的5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高到7年半以下有期徒刑，比搶奪罪還高，各位讀者可以試想這樣的規定合理嗎？

更別說搶奪5千元與偷50元吐司的犯罪情節、手段皆不同，但後案的竊盜卻可能因為累犯規定而承擔比搶奪罪還重的刑責，顯然不符合比例原則。

接著來看爭點二，在《刑法》第48條前段規定：「裁判確定後，發覺為累犯者，依前條之規定更定其刑。」也就是在裁判確定之後，才發現犯罪人是累犯，法官必須回頭重新定刑期，似乎有違一事不再理原則，而且也會嚴重影響到已經「確定」的判決的穩定性。

小結

司法流言終結者團隊一直主張，事前預防比事後刑罰更為重要，事後矯治又比刑罰更加重要。國家對於犯過錯之人有矯正其向善的責任，發現問題並解決，比一味處罰更為重要。

誠如上述舉例的甲，追究他的犯罪原因，問題出在累犯嗎？顯然不是，而是他長期以來貧困的處境。

求生是人類本能，一味處罰然後呢？國家是否能向他伸出援手，協助脫離飢寒的困境？是否在監獄時授予他求生技能？又有無可能當他因入監服刑而與社會長時間隔離時，妥適計畫協助其回歸社會？

如果相關主管機關沒有進行部會的橫向及縱向連結來達到以上這些，只著重在處罰甲，並不會使甲停止犯罪，因為生活條件與環境不但毫無改變，甚至可能墜入更糟的情況，尤有甚者，還會遭到犯罪集團吸收。

在司改國是會議中有學者提出「善時制」的制度，這也不妨是一個方向，法務部矯正署既是負責國家犯罪矯治的機關，即應深入研究後提出相應對策，而非抵死不從或是墨守陳規不願改變。

報導指出，這場說明會中，法務部次長蔡碧仲舉例民國94年至106年間，有前科的受刑人達6至8成，是「少部分人犯了大部分的罪」，難道不該內部檢討矯正署，其現正運作的獄政制度及處遇計畫有何重大缺失嗎？

對於高累犯率，法務部應檢討現今的矯正制度，不致使矯正代替懲罰的理念落入空談，更不該推託至「社會氛圍」來支撐累犯制度，令該制度成為掩飾矯正署自身犯罪矯治的無能，及行政怠惰的擋箭牌。

累犯制度除有上述缺陷外，還有許多隱憂及疑慮，此次聲請釋憲，除了可說是國家的進步外，更凸顯法務部對獄政現況的怠慢，不能再漠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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