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兒子是死刑犯》：槍響之後，那些被留下來的人

司法院為推動司法與社會對話，多次舉辦司法相關影展、研討會等，今年司法影展更與金馬影展合作，挑選多部國內外的司法影視作品，希望透過電影，讓觀眾得以接近司法、認識司法。而於死刑議題部分，則選入《我的兒子是死刑犯》一片，本月9日舉辦的映後會，更邀請到司法院秘書長林輝煌、司法院刑事廳廳長蘇素娥，與導演李家驊參與座談。

去年12月，司法影展針對死刑議題，挑選一部南非電影《殺了七個人之前》，本團隊也發表〈《殺了七個人之前》：你關心殺人後怎麼判？還是殺人前發生什麼事？〉一文，指出我們該關心的，是什麼時候才要執行死刑？還是嘗試瞭解，為什麼死刑犯之所以成為死刑犯的原因？

而《我的兒子是死刑犯》這部紀錄片，透過鏡頭的刻畫與敘事，帶領觀眾認識到，在家人成為死刑犯後，那些被遺留下的至親，其所背負的罪惡與痛楚又該如何被理解。

刑法的任務

對大眾而言，刑法的任務不外乎維護社會秩序、預防犯罪及保護法益與社會共同生活的基本倫理價值，而多數人也都傾向支持「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應報論觀點。甚至，深信「刑法萬能論」，認為刑法可以解決社會中一切的不和諧；就算再不濟事，還是可以「解決你」。

然而，刑法的任務真的只是這樣嗎？

在台灣社會，多數民眾崇尚所謂的「治亂世用重典」，當國民犯了錯，就該以嚴刑峻罰加以懲罰，殺雞儆猴、以儆效尤。然而一味的重典，是否真能治亂世？還是只是提高了犯罪成本，甚至愈具挑戰性，就愈加吸引人？或者，既然犯罪成本墊高，而結局也都一樣，乾脆一不做二不休，悲劇的連續性會不會由此而生？

我們翻開歷史，嚴刑峻罰從來沒少過，從拔指甲、夾手指到滿門抄斬的斬首示眾，但「亂世」真的被終止了嗎？每個時代都有「亂世」的不同定義，但亂與不亂理應有犯罪數據做為佐證，但我們卻總是看到，特定刑事案件透過媒體被放大，而恐懼也總是被無限擴散，人們感嘆好亂好可怕，但真的是這樣嗎？

因此，刑法的任務，是基於「復仇」心態展開的國家權力行使？還是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發現一名名被告的人生軌跡如何走上偏差，並協助他們重新與社會、與人建立連結，最後得以復歸社會，並終為社會所用？

死刑的意義

有不少人認為，「欠錢還錢，殺人償命」是天經地義，但是，他欠你的錢，可以用錢還你，但是用死刑犯的性命能換回逝去的生命嗎？死刑，讓犯罪者受到國家的制裁，但「一命抵一命」真的就是公平正義嗎？槍響之後，又真能撫平被害者家屬心中的痛楚？而那些對社會造成的創傷與恐懼陰影，又該如何平復？

片中，一名死刑犯在監所中自殺了，「死刑」就像標籤，預告他已被世界拋棄，而他也放棄了自己。而死刑，也像是對他傳達，「你可以不用再為你做過的事情感到懺悔，也不用去彌補你所傷害的，因為你死了，這世界的春夏秋冬、悲歡離合再也與你無關。」因為你一死了之了；因為你很快就解脫了；因為你不必再對這個世界有所後悔。

然而，令人們不解的是，為什麼犯錯的人可以不用為他犯下的錯道歉？不用懺悔？不用彌補？就這樣一了百了？在震撼社會後，為什麼犯案沒人知道。沒有原因，沒有解釋，只有死刑執行後的一片沉默。

死刑是否意味著國家與社會面對犯罪的集體失能？縱然那些「窮兇惡極」的死刑犯凸顯多少社會矛盾與問題，但國家與社會不僅無心釐清問題，只想執行槍決以撲滅民怨，甚至用來挽回低迷的民意支持。如果我們未能從線頭抽絲剝繭，依循線索探勘問題的本質，那麼，問題總會週而復始，而發生重大社會案件的週期，也或將越來越短。

其實，一旦社會發生重大刑案，媒體揭露嫌疑犯的家庭、成長與社會背景後，在各大新聞留言區，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一種可稱做「專業比慘」的留言。

有網友經常框稱，「我小時候也XXX，怎麼就沒有去殺人？」「我小時候比他還XXX，怎麼我就活的好好的？」更有甚者，「我爸媽也怎樣怎樣，我怎麼就沒有精神病？」

然而，這類以自我中心出發的評論，也總是疏忽了每個人人格特質的差異，甚至是好運。或許你在某個關鍵的時刻被拉住一把；或許你有足夠的支持系統；又或許，僅是你運氣很好而已。換言之，每個人面對同一件事的耐受程度不一、相關支持系統也殊異有別，我們是否真的去了解過，那些重刑犯的背後的結構性問題，讓他們被碾壓而過、並墜落至此？

小結

《我的兒子是死刑犯》記錄了三位死刑犯及他的家人，為什麼牽扯到家人？就如同〈《我們與惡的距離》：留下的空白，你想填上什麼？〉一文中所述：

「誅九族」是古代帝制時期冒犯皇室的下場，然而時過境遷、物換星移的現在，誅九族消失了嗎？不，並沒有，只是換了個方式存在。從以前的推上刑場斬首示眾，變成了推上新聞畫面，讓大眾以「言語」這把利刃，在網路的世界「斬首示眾」。

透過這部紀錄片，或許我們可以多一些思考空間，重新思考死刑的意義，以及面對社會重大案件時該抱持的態度，是吃瓜看戲、擁抱正義烈火追殺九族，還是走過那些激情與憤慨的輿論，看見死刑犯的生命經驗，與尋找可能的處遇方式？又或者我們可以重新思考死刑的替代手段，讓他們為自己犯下的過錯懺悔、彌補？

映後現場也有民眾提到，台北捷運殺人案的鄭捷，犯案動機就是為了死刑，因為沒有勇氣自殺，所以只好透過制度，將自己殺死；但是為了利用制度殺死自己，他必須先帶走其他人。

而我們也可以藉此思考，這個社會所需要的，或許不是死刑，而是讓每個蜷縮在陰暗角落的人，能夠重新找回與社會連結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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