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書籍的收藏與離散(上):人與書的相遇機緣、告別與輪迴
當前網路資訊爆炸的年代,人們讀書的時間相對減少,文字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似乎也跟著逐漸衰退,取而代之的是日以繼夜大量衝擊的視覺影像。有趣的是,在台灣儘管一般大眾閱讀紙本書的風氣普遍不佳1,但每年的出版量卻始終居高不下2,當代出版書市就如同現下的消費社會濫觴,平均供給量早已超過需求量。
大抵而論,現代人的居住空間有限,收納大量(紙本)藏書不易,再加上網路購書(物)消費管道愈趨便利,往往一不小心就會「手滑」買了太多不必要的東西,或是毫無警醒地買到重複的書。因此,針對「買書」一事,許多愛書人的購物清單通常也是越來越需要慎選,避免「踩雷」或者「過度消費」。
基本上,買書於我而言有幾個大原則,除了內容選題要有新意之外,最好還能夠引人不斷反覆閱讀、值得一讀再讀回味之作,抑或市面上相對少見、一般書店通路不會出現的稀有絕版書。
舉凡前些日子,我在台北「竹風書苑」偶然購得了一部人文地理學(human geography)的奇書《清代台灣詩歌的氣候識覺》。此書頗具奧妙奇趣之處,即在於結合傳統民間文學與現代地理學的跨域書寫,並由師大地理系獨立發行,平常各家書店與大學圖書館亦是絕無僅有。作者主要透過蒐集清代台灣的詩歌、俗諺等民間文學作品,檢出具有氣候意象的部分,分類加以論析彙整,便能據以體會當時人們對氣候景觀的感受與識覺。
此外,該書亦提及一年四季有關降雨的天候用語,包括:西北雨(風時雨)、雨白及風篩雨、禪雨(春雨)、梅雨、騎秋、秋霖、鹹雨、雨毛、放風根、新雨、喜雨、畏雨、苦雨等。觀諸各個時節不同地方落雨的情境描寫,當真是姿態萬千、變幻莫測,甚至隱藏著許多大自然的奥秘。
私家藏書聚散無常,但流傳有序
逛舊書店與一本未知的書籍邂逅、相遇,這樣的過程既是一種老派浪漫,也是一種尋訪樂趣。德國著名哲學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曾在〈打開我的圖書館〉("Unpacking my library")這篇文中描述愛書人渴望買書的心情寫照,認為「愛書人最美好的回憶莫過於透過購買行動而將一本孤單的書籍從商品陳列架上解救出來,這種彷彿讓書本獲得自由的當下感受」。
由於書與人之間某種奇妙的緣分,我經常也會在舊書店尋獲作者簽贈之書,譬如不久前,我恰巧購得已故民族音樂學者張炫文(1942-2008)的絕版著作《七字調的音樂研究》,即是從台北「竹風書苑」的書架上「解救」得來的、由語言學者洪惟仁所散出的其中一部分藏書。
常逛舊書店的讀者,心底大概都有數。幾乎每隔一陣子,便會在書店發現一批特定題材類別的新進書籍上架。這時或許不難猜測,應該又是某個學者教授或是愛書人士,由於搬遷、出國、移居、賣房,抑或遭遇變故、離世等種種原因而大量出清自家藏書。
今年(2022)3、4月間,一樁關於學者教授「出清藏書」的個人事件,一度在臉書社群上掀起了一陣漣漪。
彼時高齡77歲、一輩子探究台灣語言文化的資深學者洪惟仁,自承他雖已退休十幾年、卻依舊「不服老」,且仍不斷持續寫作出書,包括前年(2019)出版《台灣語言地圖集》,今年8月又有《閩南地區方言地圖集》,接下來2024年亦即將策畫《台灣中南部方言地圖集》,預計每隔兩、三年就會出版一套關於台灣語言研究的大作。
然而考量個人的時間精力有限,因此除了保留語言學、民間文學等部份藏書作為參考資料之外,其餘所有畢生收藏的文學著作、歷史文獻、黨外雜誌、學刊、論文集,另外還有大量的影音資料——包括各種戲曲(歌仔戲、崑劇、南管)、台語電影和流行歌的黑膠曲盤與CD唱片,以及黨外時代的台語演講、調查民間故事、口述歷史、客家山歌、唸歌仔、相褒歌的錄音帶和錄影帶等,為了避免留給子孫煩惱,所以就在臉書公開說要這些收藏書物全部清掉。
此消息一出,旋即引起臉書一眾網友騷動。有人認為文化部應該主動介入負責典藏,也有人質疑為何沒有圖書館願意前來接收這批藏書?根據洪惟仁本身的最初想法,他原是希望有圖書館願意提供一個專屬空間成立「洪惟仁文庫」,這樣便能將這批藏書完整保留、避免分散。豈料,多方詢問之下,卻始終沒有得到回應。
洪惟仁認為,既然尋求「完整收藏」無望,只好退而求其次,按其依序處理原則、分批散出:首先,是聯絡各公家圖書館前來搶救收藏,其中包括「臺灣歷史博物館」率先接收了部分黑膠唱片、錄音帶、錄影帶、CD等影音資料;緊接著「臺灣文學館」也來挑撿了手稿、書信和一些台灣文學、台語文學書籍,隨後「臺灣圖書館」亦指派專車載走了部分台灣研究的相關書籍。
再來,則是分送給專家學者或好友學生(若有需要者,請他們自行前來挑書)。最後,便將其餘的藏書——包括民俗學、人類學、宗教學、台灣史、漢文古典類,連同部分出版《臺灣語言地圖集》著作存書共約數百本,全都賣給了舊書商——也就是「竹風書苑」。
「藏書」倚賴熱情,「散書」要靠智慧
藏書作為讀書人的精神寄託,但私家藏書往往聚散無常,所以明末清初大儒黃宗羲(1610-1695)曾為此大發感慨:「嘗嘆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
由於(紙本)書籍本身不僅是一種特殊的文化商品,同時更是一種擁有高度私密性、知識性,且必須彼此產生精神共鳴才能夠彰顯其價值的文化財產,因此通常很難像其他有形的物質財產那樣直接傳承給第二代。從古至今,回顧當代這些學者教授、抑或其他民間愛書人士的藏書結局幾乎大同小異,絕大多數都是一代而終。
如今在這個媒體資訊瞬息萬變的時代,即便是看似穩定的日常生活,也都到處充滿了不確定性(比如今年9月全台各地突發的一場場震災),更何況是人與書的未來去向。
儘管書籍的流通在現代人看來早已是習以為常,甚至理所當然之事。然而對於某些愛書成痴的「戀書狂」(Bibliomania)而言,卻依然抱持「敝帚自珍」的封閉心態,將其罕見的絕版藏書視為私人財產,束諸高閣且秘而不宣,一廂情願期盼這些書籍應該會永遠留在自己身邊。他們內心始終不肯面對這樣的現實:存放世間之書終必盡散。到頭來,書的主人撒手西去,書的命運還是只能交給後人來安排。
看待藏書的聚散,正如面對人的生死。最理想的做法,即是能夠及早「預立遺言」,並且做好「生前告別」、交代清楚「身後事」。說到這裡,我頓時想起清代詩人袁枚曾經寫過〈散書記〉與〈散書後記〉等文章,文中記述了他晚年趁著自己仍有餘力之時、主動將藏書流散出去的感受和態度。
袁枚說:「天下寧有不散之物乎?要使其散得其所耳」。在他看來,將藏書流散出去,雖會產生不忍決捨之情,如此每散一書,必會謹慎重新審視閱讀,「窮日夜之力,取其宏綱巨旨,與其新奇可喜者,腹存而手集之」,最終便能達到「散於人,轉以聚於己」的效果。
無論是捐贈給圖書館、分送給學生友人也好,甚至賣給舊書商也罷。終其一生熱愛買書的藏書者,總是希望自己多年來辛苦積存的私藏愛書,最後都能夠找到足以託付的知音人。因此,為了有效流通藏書,更要懂得適時放手、忍痛斷捨離。這樣的心情,就好比把自己親生的女兒嫁出去,雖然於心不忍,卻也相當欣慰能夠替她找到一個好歸宿,一如在臉書上交代「散書」過程的語言學者洪惟仁所形容:
冊有歸屬著好,真歡喜嫁查某囝
▍下篇:
現代書籍的收藏與離散(下):從圖書館到書店,尋覓愛書「託孤人」
- 根據2019年《聯合報》「願景工程」的調查,有40.8%的台灣人,在過去一年沒有閱讀任何紙本書籍。
- 參考「110年台灣圖書出版現況及趨勢報告」顯示,去年(2021)新書出版數為57,710種,較前一年成長6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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