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雲法師與佛教音樂（下）：面向大眾世俗化的佛曲儀式展演

▍上篇：

星雲法師與佛教音樂（上）：從宜蘭歌詠隊到呂炳川的《佛光山梵唄》

關於台灣佛教音樂的發展，按民族音樂學者呂炳川的說法，台灣的佛教主要是從福建傳來，目前在台灣的佛教音樂（即梵唄），大體分成兩個系統，一為屬大陸北方系的海潮音，一為屬大陸南方系的鼓山音，前者極為莊嚴，後者唱法緩慢，據說是由福州的鼓山寺傳來的，本省籍的寺廟大都屬於鼓山派¹。基本上，佛光山仍以「海潮音」唱腔為其主流。

就在前述（1977年7月）於大悲殿現場完成《佛光山梵唄》錄音工作後的隔年（1978）8月，對於田野錄音技術總是不厭其煩、反覆精益求精的呂炳川，又再帶了另一組工作人員來到佛光山。

彼時適逢許常惠發起第二次民歌採集運動的熱潮，甚至還有報紙媒體特地為此做了實況報導：

這回南下，呂炳川一行三人，主要為負責錄音的胡倉金與一位核對資料的李桂蘭，他們將攜帶價值數十萬元的音響設備，包括八支麥克風、高速盤式錄音機、監聽設備等。為了避免錄音時有噪音出現，呂炳川特別商請佛光山的僧侶在半夜裡誦唱，以便錄製。²

由於深受梵唄音樂的感召與吸引，屢屢讓呂炳川留戀不捨，他表示「佛光山是佛教音樂資料最豐富的地方」，並強調他曾經「前往該地四、五次，發掘了豐富的資料，值得一再去」。³據報導指稱，這回採集的梵唄錄音，將由日本的唱片公司出版，此即收錄在1978年日本「勝利唱片公司」（Victor Records）發行一套三張《台灣漢民族的音樂》唱片專輯。

此處耐人尋味的是，呂炳川對於佛光山「梵唄音樂」的喜愛和執著，或許並不僅止於單純在學術研究方面的興趣，而是在其生命際遇當中也同時激起了更為深層心靈的共鳴漣漪。聆聽此梵唄唱誦之聲莊嚴悠揚、清澈深遠，往往令人忘卻世俗煩惱，乃至拋開當下一切所有、內心頓生一股遠離塵囂之念。

對照這段期間的呂炳川，恰正處於學術事業的生涯高峰和人生的轉捩點，一方面由於《台灣原住民族——高砂族の音樂》專輯榮獲「日本文部省藝術祭大賞」（1977年12月）而聲名大噪。

另一方面卻又因此和音樂學界大老許常惠之間產生了某種微妙的「學術話語權」競爭關係，導致後來（1978年8月）發生了布農族「祈禱小米豐收歌」爭議事件（詳情參閱拙文〈重建台灣音樂史觀（中）：呂炳川的民歌採集與學術典範之爭〉）。為了和他始終不能適應的台灣音樂學術圈保持一點距離、同時避免一些交際應酬上的困擾，呂炳川最後決定離開台灣，隻身一人前往香港赴任教職（1980年9月），直到他過世之前都未曾再返台。

當寺院儀式的梵唄搬上了表演舞台

由於音樂的感染力甚大，佛教長久以來便有用音樂來弘法的例子，譬如佛典《付法藏因緣傳》記載，佛入滅六百年後，馬鳴菩薩以音樂來度化眾生，並開悟了皇族中的五百名子弟。而在高雄佛光山，星雲法師毋寧也積極地藉由現代科技媒體的傳播、興辦各種音樂活動來實踐「人間佛教」理念，甚至將原本寺院的梵唄音樂搬上舞台，並以此作為一種新時代的弘法工具。

自1979年起，星雲法師與民族音樂學者呂炳川合作錄製《佛光山梵唄》專輯（錄音帶）發行以後，傳統海潮音唱腔的佛教梵唄逐漸在台灣勃興起來，利用梵唄音樂弘法者也日益增多。同年，星雲法師也開始嘗試將梵唄結合敦煌舞蹈、民族管絃樂及交響樂等展演形式，成立了「佛光山梵唄讚頌團」，陸續在國父紀念館、台北中山堂舉辦音樂弘法大會，隨後於亞洲、美國、歐洲等地展開巡迴演出，在舞台上呈現了寺院生活、晨鐘暮鼓、修行法門及法會佛事，成功地將佛教儀式展演｢舞台化」。

其後，於1992年「台北市傳統藝術季」中，由台北市政府、國際佛光會、佛光山慈悲基金會合作舉辦「梵音海潮音」佛教音樂會，首度在台北國家音樂廳登台演出，展演陣容包括台北市立國樂團及佛光山叢林學院兩百位出家僧眾、聲樂家呂麗莉、仁愛國小合唱團，透過各種現代科技的舞台燈光和音響設計，不僅讓觀眾印象深刻，也讓觀者猶如欣賞一場戲劇表演般。

此外，佛光山也是台灣第一個將舞台展演成果錄製成卡帶、CD、DVD等影音商品販售的佛教道場，還為此成立了「如是我聞」唱片公司（1997年），以便於大量產製佛教音樂。

1998年，「佛光山梵唄讚頌團」為促進海外民間文化交流，乃前往日本參加「華麗的宗教音樂世界」中日梵唄聯合演唱會，首度在享譽國際的東京「三多利音樂廳」（Suntory Hall）登台演出，由吉岡弘行指揮「新日本愛樂管弦樂團」（New Japan Philharmonic Orchestra）伴奏。

及至2003年後，佛光山的音樂弘法展演活動開始再度轉型，包括減少僧人法師的唱誦儀式，逐漸增加一般信眾的演出機會，甚至改由音樂專業人員擔綱主要節目。直至2011年「佛陀紀念館」落成（內含具高科技多功能設備、三層升降舞台、可容納2000人的專業劇場「大覺堂」表演廳），關於舞台展演工作大多皆由音樂與劇場領域的專業人員擔任，不僅讓展演內容更加精緻化，也成為佛光山吸引觀光客的熱門景點。

與此同時（2003年），為了使佛教音樂更能普及社會大眾，「佛光山文教基金會」創辦了第一屆「人間音緣――佛教歌曲音樂發表會」徵曲活動，由各界參賽者根據星雲法師所寫的歌詞內容來譜曲。此後，佛光山每年便固定舉辦徵曲活動，參賽人數也年年增多，並且來自世界各地。

神聖與世俗的辯證

隨著佛光山推展「人間佛教」在影音媒體方面的落實，讓原本只存在於寺院裡的梵唄儀式，得以音樂會形態在舞台上呈現，亦能迅速地將音樂展演所蘊含的佛法精神在社會上廣泛流通，甚至還可透過卡拉OK來直接學習傳唱早晚課誦、佛教聖歌，不僅徹底改變了傳教者與信眾（聽眾）之間的互動關係，同時也創造出一種新型態的佛教音樂文化。

對台灣佛教界而言，類此「世俗化」的音樂展演都是非常大膽的「創舉」，卻也引發不少爭議及討論。譬如早期曾在佛光山教導梵唄唱誦的廣慈老和尚，晚年接受媒體採訪時便強調「堅決反對用流行歌拜佛號」。由於時代的改變，他雖也贊成許多寺廟要發展新的歌曲來宣揚佛教，但他認為，佛教的歌曲必須要能唱出屬於自己獨特的曲調和韻味，這才是真正的宗教音樂。

「我們不只要求好聽，那是一種取悅於耳的『聲塵』，把我們的心唱亂掉了」，廣慈老和尚表示：「在唱誦時，我們的心就像是渾濁的水，要把裡頭的泥沙慢慢慢慢沉下去，沉下去以後這個上面的水才能照亮。」⁴

觀諸佛光山的「世俗化」現象，誠然受日本寺院和企業管理的經營理念影響甚深，這可追溯到早年（1963）星雲法師第一次出國的經驗，他從日本寺廟學習到怎樣向遊客收香油錢的訣竅，以及如何透過舉辦大型的法會活動並結合多元化的展演媒介來激起普羅大眾的信仰熱忱。

舉凡日本佛教常強調「煩惱即菩提」，意指充滿煩惱的俗世生活，其實就是我們開悟修行的最佳道場。迥異於華人社會對佛門中人應該要像個「苦行僧」那樣清心寡慾、遠離塵世的刻板印象，在僧侶世襲制的日本，則自明治時代發布「肉食妻帶」解禁命令之後，日本僧人普遍吃肉、娶妻的「入俗」現象早就習以為常。

近幾年「佛系男子」更是頗受歡迎，不但有以和尚型男為主角（山下智久主演）的日劇《朝五晚九》（中譯：俊俏和尚愛上我）流行一時，甚至還能大玩電音、同時又開演唱會。包括像是2018年曾經來台開唱、主張「音樂活動是我的修行之一」、將佛教寶典《般若心經》改編為民謠風格心靈音樂的藥師寺寬邦（現任「海禪寺」副住持），另還有結合電音和誦經、把傳統法會化身為電音派對的「電音和尚」朝倉行宣（現任「照恩寺」住持），以及使用電子合成器進行Beatbox Remix（節奏口技混音）念誦《般若心經》的「DJ 和尚」赤坂陽月（據說在岩手縣的一座寺廟中擔任住持）。

或許從台灣人的立場看來，佛教發展過於偏向「世俗化」的結果，很可能使得原本作為修行的佛門淨地，逐漸轉變成經商逐利的世俗場所。一般信眾則被灌輸了功利思想，以為燒香拜佛為的是消災解難、祈福發財。僧人們接觸各種慾望之後，修佛的意志也會慢慢渙散。

然而以上述「入俗」極深的日本佛教而言，他們不僅至今相當活躍、香火鼎盛，許多深入民間事務的寺廟即便「世俗化」，仍不失某種肅穆神聖的空間氛圍與日式文化美感，也因為有後代（長子）繼承的世襲制度，所以許多古老的文化傳統能夠一代一代地流傳下來。

反觀佛光山的金碧輝煌如皇宮，毋寧真實反映了台灣社會的拜金特色。私以為，宗教對外活動的「世俗化」或「商業化」並非真正問題所在，關鍵在於寺院本身的自治（財務）經營管理是否能夠建立公開、透明的健全機制，以及內在精神是否違反佛家哲理、犯了貪顛妄念。誠如那些「肉食妻帶」的日本僧侶，在生活上儘管充滿了世俗氣息，但若換個角度，這說不定也是一種究極的「人間佛教」呢！

• 參考呂炳川，1979年，〈台灣漢族音樂概況〉，收錄於《呂炳川音樂論述集》，台北：時報文化，頁71。
• 參考1978年8月19日《新生報》〈商請僧侶半夜梵唱，呂炳川今起南下錄製佛教音樂〉。
• 參考1978年8月19日《新生報》〈商請僧侶半夜梵唱，呂炳川今起南下錄製佛教音樂〉。
• 參考2015年12月18日，鳳凰佛教《大師紀》專欄在台灣桃園龍潭佛照淨寺獨家專訪廣慈老和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