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仔聊齋（一）：升官文化下，荒腔走板的檢警關係

我在今年辭去檢察官職務前夕，應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學系邀請於5月31日前往該校，與未來的警官們談檢警關係與法定使命。

對於《刑事訴訟法》中「檢察官」這個角色的定位、任務與使命，同學們的印象大概就是「指揮偵查、開庭、看卷」，但具體的角色功能，不要說很多民眾不清楚，連具有第一線實務經驗的警大二技學生，也只能從過去工作中與檢察官接觸的片面印象，模糊的回答。

我在投影片上展示了一張澎湖地檢署的舊剪報資料，那是我在2015年9月從司法官學院結業，初分發前往澎湖地檢署擔任檢察官時，《澎湖日報》刊載檢察長對我們的要求。

一轉眼，3年9個月過去了，我也在無能為力的挫敗感中辭去這份工作，箇中甘苦，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當年的宣誓，以及我所堅信的使命

新聞報導檢察長的期許：「檢察官係代表國家追訴犯罪，伸張社會正義，期勉兩位新加入之生力軍在實踐過程中，審慎行使強制處分權，並遵守程序正義。」「能展現團隊辦案的精神，統合轄內警、調、海巡等司法警察機關之力量，發揮積極主動的精神，秉持客觀中立的立場，依據證據仔細偵辦案件。」

報紙中寫到的以上「檢察長期許」，其實是《刑事訴訟法》與《檢察官倫理規範》的基本義務，是檢察學基本理論，也是法律人琅琅上口的——「只有遵守程序正義發現的實體正義，才是正義」、「檢察官是刑事程序守門員」、「檢察官是審查強制處分的第一道防線」、「客觀義務」等。

檢察官的工作貫穿整部《刑事訴訟法》，從偵查、公訴到執行，都是檢察官的工作。檢察官所見的刑事訴訟過程、被告到受刑人過程的全貌，可能比法官更多；檢察官是整部《刑事訴訟法》以及特別法所規範，實踐程序正義、追求實體正義過程中最重要的角色。依照《刑事訴訟法》，身披紫袍的檢察官，是整部《刑事訴訟法》中最重要的靈魂人物，也直接影響每個刑事案件的發展。

我在司法官學院受訓時，由於對於刑事法的熱愛與執念，所以打從一開始就決定選檢方。初分發時，看到地檢署官長傳給我的這張剪報，點出了偵查檢察官的使命：「透過程序正義，依照證據仔細地發現實體正義。」

我滿腔熱血的以為只要自己不忮不求、堅持依照《刑事訴訟法》行事，就可以勇者無懼地在實務工作裡，實現在學校裡學到的閃亮亮理想。

我所看到的現實

然而檢察實務中面對的現實並不是如此，而且與理想有很大的距離。

這3年9個月來，我在一次又一次對於體制的失望中，發現扭曲的人事升官圖、或某些複雜因素下所導致的畸形「檢警關係」；在警政績效制度扭曲化之下，基層員警口耳相傳的騙票、騙指揮、浮濫移送、連線民和被告都可以是假的；指揮動能不彰；媒體與檢警高層歌功頌德的英雄文化；民眾集體的素樸正義感等種種「現實」。

「理想」中那些看似簡單的道理，竟然要窮盡洪荒之力，甚至不惜與輿論和政治力為敵，才有辦法在遍體鱗傷中實現。而這些問題的根源之一，在於檢察體系有一套「升官圖」的潛規則。

擔任檢察官滿一段期間後，接下來面對的就是「升主任」的競爭。由於主任檢察官的名額有限，所以必須在前後幾期的學長姊、同學、學弟妹之間評比「戰功」，以及誰「適合」當主任。只要有點檢察實務經驗，不論是否抱持想要升主任想法的檢察官，都聽過前輩提點：「敵人就在同學與前後期同事之間」。在遴選主任前夕，總是會有一些人事運作，當然也不乏出現暗箭與流言。

為什麼要搞小動作？因為在人事升遷上有個「過站不停」的潛規則，如果沒在一定服務年限中升上主任，那就幾乎不可能升遷了。在這樣的文化下，競爭自然激烈。升上主任檢察官以後，接下來還有繼續升官的「前景」——選襄閱主任檢察官、升二審（高檢署）。當上高檢署檢察官後，還是會有當檢察長、從事政務官等升遷的升官圖。

要如何在這套升官圖中平步青雲、一帆風順？其實沒有人具體且清楚地知道要怎麼做，才是高層心目中「適格」的主任、襄閱主任、高檢署檢察官、檢察長人選。不少前輩表示，重點之一在於「戰功」，即辦過多少大案、新聞案件。

也不乏有學長提醒：「承辦過的新聞案件，記得新聞要影印或存檔」。存檔的目的不是紀錄辦案經驗，而是將來升官路上可能用得到。這也是在偵查專組中，黑金、緝毒等有較多新聞關照的組別永遠炙手可熱的原因。除了戰功外，更重要的是長官提拔、人際關係。一個檢察官是否聽話，在大地檢署中有沒有小圈圈、派系，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升官的路上，要顧慮的事情，比精緻偵查一個案件還要麻煩。那我們可不可以很豪氣地說「我這一輩子就不升主任、不升二審，當個陽春檢察官就好」？這段話我說過很多次，身邊很多志同道合、由衷令我敬佩的學長姊都講過這樣的話。但現實是什麼？

曾經有前輩奉勸我辦案要知所進退、發言要收斂、要我聽話，還「苦口婆心」地說：「到了一定的時間，看到同期同學都升主任、上二審，而妳還是陽春檢察官，妳就會後悔了。」

升官文化下，荒腔走板的檢警關係

許多基層員警萬分不解的是，檢察官身為偵查主體，為什麼要被扭曲的警政專案績效制度牽著鼻子走？甚至不乏檢察高層結合警政高層一起催生專案績效，要求檢察官「配合」警察績效辦案？

基層檢察官不解的是，為什麼當我們堅持法定門檻而不願意「配合」警方績效，下一步可能會面對的是「警方高層電話直通檢方高層辦公室」。檢方高層在被咬耳朵後，在根本沒有看過全卷資料、釐清案情下，草率對檢察官下達指令的荒謬事件？

法律圈內人不能理解的是，在某些地區，警方公關單位甚至可以在沒有與指揮檢察官的討論下，任意發布新聞、向媒體揭露案情，甚至公開警用密錄器、偵防車行車紀錄器、逮捕畫面等偵查不公開的核心資訊。到底是想要辦好案件還是想要充當英雄？但為何檢方軟趴趴的沒有動作？

這背後與檢警高層的互利共生文化有關。檢方的升官圖上需要的是「戰功」，加上國人集體素樸正義觀、媒體喜歡捕捉腥羶色、製造聳動標題，在這樣的背景脈絡下，檢警高層其實是需要攜手製造「正義」假象的。因此，司法警察高層當然可以肆無忌憚地向罹患「官癌」的檢方高層咬耳朵、予取予求，甚至以「選妃」之姿，挑選紅牌檢察官承辦註定會上新聞的「現成大案」。

在這樣的氛圍下，又有多少檢察官願意當壞人「破壞檢警關係」呢？

不少同事都有堅持依法辦案，而遭到警方高層背後咬耳朵的經驗。以我的經驗來說，我曾經承辦過一件被告親戚為地方首長的重大案件。承辦員警與被告的地方首長親戚有「不尋常通聯」，甚至有拖延報指揮，拒絕依照檢察官指揮及時前往現場找證據進行證據保全的情況。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認為有必要「大破大立」，翦除地方警察與地方政治不當的關係。於是我約談該分局警官，但分局長、偵查隊長電話中表示「沒空」，非要發傳票才「不得不以證人身分到地檢署」。但是，這麼做的「下場」是什麼？

這群警政高官跟檢方高層胡說八道，一度在我背後插滿箭，引來檢方長官們關切：「辦案重要，但是地方派系錯綜複雜，檢警關係更重要。」也有學長告訴我，如果不是案件最後成功找到證據，起訴並判決定讞，那麼最後反噬力量不是「初生之犢」的我能夠想像的。這是什麼樣的價值觀？

誰還記得法定使命？

《澎湖日報》舊報紙中的那段話，看似理所當然，卻也寫滿了我對近年檢察改革失望之後的不甘心。

那些在升官路上平步青雲飛黃騰達，跟著警政高層手牽手催逼基層檢警血汗「製造」專案績效；不好好看卷濫行把案件屢次發回，逼一審檢察官起訴的二審檢察官；對基層檢察官指手畫腳「要求聲押」的檢方高層；以一些曖昧的政治手段干擾或「責成」基層檢察官辦案的政客，都還記得這些基本理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