踹頭事件後，未停止的「報復性執法」——警界法治教育與心理健康危機

今年4月新北市警局中和分局國光派出所員警，因「踹頭」事件引發爭議，但事後進行私刑暴力之員警卻獲局長頒獎表揚，令輿論譁然。今年5月初，同隸屬新北市警局的三重分局三重派出所，一名員警在逮捕並制伏被告後，報復性「連呼九巴掌」，被民眾錄下並經媒體報導揭發。對此，該分局副分局長向媒體表示為該事件道歉：「警方不護短，將依執行公務傷害罪嫌函請地檢署調查」。

就在法界與警界還在討論這一連串事件時，媒體再度報導台北市警局萬華分局一名員警，在制伏攻擊計程車司機與警方的被告後，多次出拳毆打、出腳狠踹被告的頭部，引發議論。

日前，便有幾位從事警察訓練的教官與警官與我討論影片畫面中的問題，並探討「報復性執法」的成因。這些事件在短短一個月內，接二連三發生，難道都是巧合？

多餘的拳打腳踢

這三段影片被網友分別戲稱為「足球」、「拳擊」、「足球拳擊綜藝逮捕術」，它們的共同特色皆是警方在完全制伏民眾後，才出腳、出手毆打當事人，再經路過民眾或附近居民錄影，並放上網路或提供給媒體。其中，中和分局踹頭案的當事少年，經查證並非違規駕駛人，而是未犯罪也未違規的乘客；後二事件則為經警逮捕並已經制伏上銬的犯罪嫌疑人。

根據萬華分局毆打與腳踹犯罪嫌疑人的影片，當時在場員警至少有兩人，員警A完全制伏涉嫌攻擊計程車司機的女子，並持續將其壓制在地，員警B則在旁徘徊、走來走去，顯然沒有任何危急的突發狀況。但突然之間，B數度出腳狠踹女子頭部，並蹲下不斷以拳頭毆打。畫面中可以清楚看見A一方面負責壓制與戒護女子，另一方面還要忙著制止自己的同事B，然而無法有效阻止B對女子施暴。

「警察逮捕並制伏犯罪嫌疑人後，就不再有任何公法上的權力繼續對當事人施以強制力」，這堪稱教科書的基本入門常識。所以，B的行為在法律上毫無依據可言，純粹就是出於個人憤怒而對受逮捕拘禁人的暴力。即使員警對該名女子在被逮捕前的犯罪或襲警行為感到憤怒，但我國為法治國家，不容許未經正當法律程序的私刑報復行為，更不允許代表法治國執法的警察進行私刑。

萬華分局事件中，在法律上可以明顯看出B的行為與逮捕程序無關，此外，與B共同執行勤務的員警A也判斷B的行徑是錯誤的，並加以制止。然而，在影片下方卻有不少民眾留言表示：「打得好」、「發洩、娛樂一下有什麼」 、「很爽打人渣，天下人都愛看，大家來肉搜攝影者」，彷彿台灣在一夕之間回到無法治的遠古時代。這些留言，凸顯的是台灣人民法治教育的不足，而這樣的氛圍，也是讓某些員警在英雄化的飄飄然中迷失執法價值的因素。

違法的「報復性手段」，並非「執法」

許多第一線公務人員、救護與醫療人員、社工與心理方面工作者，面對的往往是攸關生命或健康、犯罪問題、人身自由拘束的個案，所以職場上常常也會遇到帶有大量負面情緒的相對人。面對這些情緒產生的訾罵、攻擊，就算是專業人員也難免被影響，但受有專業教育的人員，都知道在施以必要的強制力後——例如經司法警察逮捕、以戒具等予以控制——便不能再採取私刑等報復性手段。

以偵查庭為例，經逮捕到案的被告，被解送到地檢署拘留室接受檢察官訊問時，縱然被告毀損公物或是當庭咒罵甚至侮辱檢察官、法警、書記官、司法警察等（這類情況在實務上也屢見不鮮），但是，他的人身自由已經被拘束，只要沒有進一步攻擊而需採取制止手段的必要性，偵查庭中所有人員再怎麼憤怒，頂多就是反唇相譏制止其胡言亂語，無論如何都必須忍下「一拳打下去」或「一腳踹下去」的衝動——因為國家不允許偵查人員採取任何私刑行為，法律要求偵查人員在程序正義中，透過合法的訴追手段，達成實體正義。

更顯著的例子為監獄，當被告判決有罪定讞而被執行自由刑時，監獄管理員只能依照檢察官的執行指揮書，來執行自由刑。但刑罰的執行，不包含可以在監獄中對人犯拳打腳踢，「私刑」為監獄中絕對禁止的大忌，也是長期以來獄政管考的重要項目。

既然法律不允許有罪定讞的受刑人遭到私刑對待，也要求監獄必須合法執行刑罰，更何況是經警方逮捕、尚未經法定程序確定其是否構成犯罪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呢？

專業訓練與身心照顧，警政體系做了嗎？

在實務上，很少見到有公務人員或專門職業人員會採取報復性的「動手動腳」舉措，一來是法律不准、良知不允許，二來是與當事人並無嫌隙，沒有動機採取法律以外的暴力行徑，增添自己遭到懲處的風險。那麼，何以身為執法者的警職人員，會在制伏與上銬後，再補上不必要的拳打腳踢？

關鍵可能在於警方長期以來不重視法律專業教育與訓練，甚至鼓勵「愛與鐵血」，把實務當成拍電影後，深植於體系的法治觀念偏差。不過，絕大多數的司法警察至少知道不能採取報復手段，之所以會有把當事人當成沙包打的舉措，不排除可能是在工作壓力下，需要心理輔導的警訊。

也就是說，某些警職人員一方面法律教育教訓不足，導致行止不受法律約束；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心理狀態出現問題。問題癥結除了警政高層長期以來扭曲的績效要求、各種荒腔走板的英雄化路線，導致第一線員警在職場高壓下鋌而走險違法執法外，也造成心理負荷過載。

在巨大的心理壓力下，他們順應上級的（暗示違法）命令，可能會超越他們對於法律規範的良知。而沉重心理壓力造成的身心健康問題，在警方保守又封閉的體系內，是非常大的隱患——只要了解警察體系的人，或多或少都知道該體系傳統、守舊又鮮少接受新觀念、容易盲從與人云亦云。

此外，該體系內部不少人對於心理或精神方面的疾病有很大偏見，當發現同仁出現憂鬱、焦慮或相關症狀時，往往不是正面面對，而是以各種隱晦又帶有歧視的態度，例如「抗壓性這麼低，怎麼當警察！」卻忽視了合理壓力和不合理要求之間的區別。也因此，這幾年來，不但造成許多員警為了績效壓力而為犯罪行為外，也傳出一些員警因壓力過大而自戕的憾事。

有從事警察訓練的警職人員曾與我討論：「這個問題，在警察體系內真的無解，姑且不說大環境下心態健康的人多寡，警界出名的不尊重專業，面對法律或心理都一樣。」類似的看法，台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早在2016年投書指出：

時至今日，台灣警察的速食正義生產鏈儼然完成。警察權的擴大，讓整個警察政策向尋求更高的產值的方向邁進，警察生產更多正義、生產更多安全感、更加快速的問題處理與秩序矯正，並且以此獲得「尊嚴紅利」，......這樣的條件下帶來的「速食正義、速食尊嚴」文化浪潮，正掩蓋了這樣的工作環境、背後的政策與管理概念所帶來的影響。......因為速食正義，除了象徵警察的血汗班表，是沒有其他內涵的。而這也正是包藏一切不正義的，最蒼白的正義。

由此可見問題早已存在多年，而且已然惡化成為「社會價值觀偏差連動警方內部法律觀念偏差」的結構性問題。警方高層對此不是選擇以各種荒唐的理由來護短，就是向媒體交代「調職」、「懲處」、「移送地檢署，尊重檢察官判斷」，問題在於，警方內部難道都沒有責任嗎？基層員警法律面強化、身心輔導的需求，到底何時要重視？

更進一步的問題是，經歷多年來的教育政策調整、公民課程的變革，何以國人法治觀始終偏差？到底要到何時才能擺脫遠古或中古時代血性又野蠻的報復正義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