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像四十,大惑初醒(下):香港電影已死?我們身處一個「更壞」時代

聯合新聞網 Pony 馬曼容
圖為位於香港尖沙咀星光大道的香港電影金像獎雕塑。 圖/中新社

▍上篇:

金像四十,大惑初醒(上):《國安法》巨靈籠罩的香港電影金像獎

「體制」變成自我禁錮的「鳥籠」:增設最佳紀錄片的困境

香港電影金像獎主席爾冬陞於今(2022)年3月的訪談中,提到增設紀錄片獎和《國安法》與電影審查的看法。2009年,張經緯執導的紀錄片《音樂人生》於金馬獎大放異彩,獲最佳紀錄片、最佳剪接和最佳音效三項大獎,後續讓該紀錄片不僅在港票房破百萬港幣,甚至入圍隔年金像獎最佳電影。紀錄片是否與劇情片在獎項中一同競爭?或是另增設最佳紀錄片獎項?獎項的增設早已斷斷續續討論多年,乃從考量紀錄片之於商業片和劇情片為主的電影生態,亦思考每年所符合資格的紀錄片是否足額以增設獎項競爭?加上上映門檻的參選資格,無疑對紀錄片都是沉重的負擔。

這幾年間,優秀的香港紀錄片不斷被看見,如《亂世備忘》、《地厚天高》、《3CM》、《戲棚》、《好好拍電影》等片,後兩者更獲金像獎提名,但最佳紀錄片一獎的設立卻懸而未解。直至《國安法》的到來,如今紀錄片如要設立,僅會帶來一個巨大的問號。

對此,爾冬陞則解釋:「紀錄片除了談政治的,也有很多社會性題材,紀錄片是百花齊放的。你要寫清楚,不是金像獎去審查電影,金像獎沒這個權,但的確是要合法上映的紀錄片才能參加金像獎。」對金像獎而言,何謂「合法」紀錄片?哪些又將成為「非法」紀錄片?《理大圍城》、《佔領立法會》、《野草不盡》、《憂鬱之島》、《時代革命》這些「體制外」的香港電影,都將因無法上映而被拒參賽。

作為一個獎項的公正性,金像獎又是否有勇氣,願改變上映門檻規則,去包容此些「體制外電影」,而與政府對抗角力?還是所謂金像獎的「最佳紀錄片」,是甘於頒發給僅符合國情的「合法」紀錄片?當紀錄反映真實,這些紀錄片又將反映怎麼樣的香港社會現實?

但若論《國安法》或電檢對今屆香港金像獎的影響,其實本屆不足作為一個參考標準,原因在於2020至2021年間,香港已因疫情前前後後歷經四次戲院停業潮,疫情不僅迫使許多電影停拍,許多完成待上映的電影也無法正式公映,以達到香港金像獎的參賽資格。

在近三屆(2017-2019年)每年平均約有54部以上的香港電影產出,今年將兩屆(2020、2021)合辦為一屆的金像獎,所有符合參賽資格的電影共計為76部,許多電影的完成日期與本身故事發想時間段,遠早於《國安法》頒布之前;但想當然耳,這些需要上映仰賴市場票房的電影,早已繞行選擇說一個通俗且能取得大眾共感的「好故事」為出發。個人意志下的政治企圖或許仍有些微暗湧,但檯面上早被自我審查或市場機制,抹煞得蕩然無存。

《時代革命》劇照。 圖/台北金馬影展提供

香港電影的「更壞」時代?

儘管如此,近年香港電影持續在尋找屬於「本土」的價值,何謂本土電影?什麼能代表香港的本土,或者香港電影的本土性又在哪裏(儘管這條界線已非常模糊)?是展現人物的在地特質?還是需傾訴關於這片土地的故事?而那些本土的人物和風景,是真正「香港製造」的產物,還是僅是重重刪減、挑選下「被製造」的香港歷史?

以本屆金像獎入圍影片為例,對於「本土」的想像可說是一體兩面,我們能看見《濁水漂流》所關懷的底層社會角落,悲憫的人物故事流露探討活著的價值;透過《手捲煙》有限的資源下,不僅重回嚴峻疫情的景況,族裔間的協力與苟死求生的意志,在邊緣中奮力一搏;甚至從《智齒》的架空世界觀中,流連觀塘和土瓜灣的窄坡斜巷,身處於充斥暴力死亡如垃圾堆般的廢墟之都,試圖尋找救贖的出口。

《濁水漂流》劇照。 圖/台北電影節提供

然而,真實記錄「此時的本土」和虛構重建「彼時的本土」,始終是一線之隔。如尋求溫情勵志的《媽媽的神奇小子》,積極向上的奮發口號似乎僅是對現今社會的徒勞呼喊;懷舊惹人憐愛,但刻意留下重要歷史空缺的《梅艷芳》,是真實還原梅姑的精彩一生與性格,抑或僅是後人為其篩選的「愛國」形象?更別遑論熱血揚威中國女排的《奪冠》、慶祝中國共產黨100週年的《長津湖》。它們雖都是(資格上的)「香港電影」,但每個人對「本土」的定義卻不盡相同,心之所向的國與土,皆不是同一地方。

香港電影已死?這道題目每隔幾年都會重新被議論一番。香港電影,甚至是香港電影人,固然知道前人傳承的「薪火」,必須得延續下去,但繼續下去的動力及方法又在何處?難道會是每年金像獎圍爐所點燃的「爐火」?

在第40屆金像獎所傳遞的氛圍,經過此三年的動盪,足能感受到新舊時代正在交接與轉型。受頒終身成就獎一代笑匠許冠文,感謝著自己的師父李翰祥;獲得專業精神獎的「金鉸剪」周國忠,則是新藝城時期的幕後推手,並推動提升香港電影的後期技術;高齡85歲的謝賢終獲最佳男主角的殊榮,光陰飛逝,上一代香港電影人所創造的輝煌盛世依然歷歷在目。

或許不能再笑言香港電影僅剩「Jimmy仔」古天樂和「東莞仔」林家棟獨立支持,前者於2013年創立天下一電影公司,投資眾多商業及獨立電影,林家棟更是能者多勞,出資並擔任監製、編劇,今年以《殺出個黃昏》入圍本屆金像獎。

高齡85歲的謝賢以《殺出個黃昏》終獲第40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主角。 圖/中新...

睽違兩年的金像四十實體頒獎:「精神」勝利的無奈

世代的傳承也在本屆金像獎別開新面,棒子似乎開場即由MIRROR接起,搭配新生代音樂人湯令山(Gareth. T)作曲的《金人》唱跳開場;從鄭中基頒獎時提及自己與吳君如、梁詠琪和呂爵安主演的《闔家辣》,在戲院重開之際,三天上映已破千萬港幣,接續新演員王丹妮、新晉導演陳健朗的獲獎,到頒獎組合更找來一眾新生代演員頒獎,屬於香港電影的新轉機、新氣象,或許未來指日可待。

但比起台上的積極喊話與提攜,僅僅兩字的「精神」,時至今日在金像舞台上,道出的卻是一種無奈。2011年第48屆金馬獎頒獎典禮,當劉德華獲獎時對香港電影的低潮言道:「現在是我們香港電影最低迷的時候,我也希望我們這一群人能撐過去。」時隔十多年的2022年,我們還是能聽到許冠文勉勵著香港電影:「我們明天一定會更好,香港人永遠有一種精神,就算我們哭,都是笑著哭。」

對香港(電影)而言,或許現今面臨的並不是壞的時代,而是一個「更壞」的時代,如同黃偉文於林宥嘉〈壞與更壞〉所填的詞:「『捱下去』、『別放棄』日日說金句證明無用,絕非雞湯那樣濃。」以《時間的初衷》奪下最佳原創電影歌曲,ToNick主唱兼《一秒拳王》導演的趙善恆亦說:「我知道好難,但希望大家可以繼續相信香港是一個有希望的地方,『避不到,我們一起捱』!」

這些金句的弦外之音,雖然旨意明顯,但昔日的「精神」已經移轉,隔了十年一再重複,可惜已無法於金像獎再看見另一部《十年》,甚至連出現於片目都難。諷刺的是,依然猶言在耳,當2015年爾冬陞在頒發最佳影片時,引用美國前總統羅斯福名言:「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但當恐懼已化作實質的律法,今時的香港抑或香港金像獎,身處於「體制」內,都難再有對抗政權的勇氣。

然而,香港電影人就因此放棄而沈淪?還是說金像獎已不再作為他們獲得業內認可的唯一指標?比起獲得業內大佬的賞識,他們反將重心著眼於體制外的自由創作,自力更生,以己身之力跨足國際。前述的「體制外電影」更是另闢蹊徑,為電影找出一條新生大道——《時代革命》於坎城影展首映後,攜手與《少年》在金馬獎獲得掌聲,後兩片於世界各地遍地開花,正式上映戲院。也當港人近年再現移民潮,「體制外電影」更在異地找到了知音同鄉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絡繹不絕地於每場放映呼喊著。

這些金句的弦外之音,雖然旨意明顯,但昔日的「精神」已經移轉,隔了十年一再重複,可...

香港電影還有「自由」的一天嗎?

在第40屆金像獎的頒獎前夕,由任俠、陳力行、安娜、周澄成立的組織「豐美股肥」,集合35名香港電影工作者,連署發起「香港自由電影宣言」,簽署成員不乏有影意志發起人崔允信、《十年》伍嘉良、郭臻、《時代革命》周冠威、《憂鬱之島》陳梓桓、《32+4》陳巧真、《野草不盡》黃靖凝等人。

宣言提出「自由、自信、不屈、傳承、根源」五大方向,並重新賦予「香港.電影.宣言」三個詞語革新的意義,企圖不再被商業化的電影工業侷限創作,不再遲遲坐等電影公司或政府資金的撥款資助。正所謂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旨意將拍攝化作實質性的運動,將誠實的攝影機做為利器,以最直觀的創作反抗並回應,這個受體制綑綁潛質的香港電影生態,期許肩負「自由電影」的使命,為香港電影創造未來。

金像四十,不惑如初?或許也正是因為金像四十及社會動盪,誕生一個「大惑初醒」的契機。此刻,雖可能是香港電影的終站,但卻反而是「香港自由電影」的起點,香港電影的真正未來,已遠遠早在金像之外。

金像四十,不惑如初?或許也正是因為金像四十及社會動盪,誕生一個「大惑初醒」的契機...

Pony 馬曼容

1995年生,熱愛香港的台北人,著有PONY WORLD粉專與部落格。...

香港電影金像獎 紀錄片 中國 香港 電影 時事觀察 影評 Pony 馬曼容

推薦文章

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