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像四十，大惑初醒（下）：香港電影已死？我們身處一個「更壞」時代

▍上篇：

金像四十，大惑初醒（上）：《國安法》巨靈籠罩的香港電影金像獎

「體制」變成自我禁錮的「鳥籠」：增設最佳紀錄片的困境

香港電影金像獎主席爾冬陞於今（2022）年3月的訪談中，提到增設紀錄片獎和《國安法》與電影審查的看法。2009年，張經緯執導的紀錄片《音樂人生》於金馬獎大放異彩，獲最佳紀錄片、最佳剪接和最佳音效三項大獎，後續讓該紀錄片不僅在港票房破百萬港幣，甚至入圍隔年金像獎最佳電影。紀錄片是否與劇情片在獎項中一同競爭？或是另增設最佳紀錄片獎項？獎項的增設早已斷斷續續討論多年，乃從考量紀錄片之於商業片和劇情片為主的電影生態，亦思考每年所符合資格的紀錄片是否足額以增設獎項競爭？加上上映門檻的參選資格，無疑對紀錄片都是沉重的負擔。

這幾年間，優秀的香港紀錄片不斷被看見，如《亂世備忘》、《地厚天高》、《3CM》、《戲棚》、《好好拍電影》等片，後兩者更獲金像獎提名，但最佳紀錄片一獎的設立卻懸而未解。直至《國安法》的到來，如今紀錄片如要設立，僅會帶來一個巨大的問號。

對此，爾冬陞則解釋：「紀錄片除了談政治的，也有很多社會性題材，紀錄片是百花齊放的。你要寫清楚，不是金像獎去審查電影，金像獎沒這個權，但的確是要合法上映的紀錄片才能參加金像獎。」對金像獎而言，何謂「合法」紀錄片？哪些又將成為「非法」紀錄片？《理大圍城》、《佔領立法會》、《野草不盡》、《憂鬱之島》、《時代革命》這些「體制外」的香港電影，都將因無法上映而被拒參賽。

作為一個獎項的公正性，金像獎又是否有勇氣，願改變上映門檻規則，去包容此些「體制外電影」，而與政府對抗角力？還是所謂金像獎的「最佳紀錄片」，是甘於頒發給僅符合國情的「合法」紀錄片？當紀錄反映真實，這些紀錄片又將反映怎麼樣的香港社會現實？

但若論《國安法》或電檢對今屆香港金像獎的影響，其實本屆不足作為一個參考標準，原因在於2020至2021年間，香港已因疫情前前後後歷經四次戲院停業潮，疫情不僅迫使許多電影停拍，許多完成待上映的電影也無法正式公映，以達到香港金像獎的參賽資格。

在近三屆（2017-2019年）每年平均約有54部以上的香港電影產出，今年將兩屆（2020、2021）合辦為一屆的金像獎，所有符合參賽資格的電影共計為76部，許多電影的完成日期與本身故事發想時間段，遠早於《國安法》頒布之前；但想當然耳，這些需要上映仰賴市場票房的電影，早已繞行選擇說一個通俗且能取得大眾共感的「好故事」為出發。個人意志下的政治企圖或許仍有些微暗湧，但檯面上早被自我審查或市場機制，抹煞得蕩然無存。

香港電影的「更壞」時代？

儘管如此，近年香港電影持續在尋找屬於「本土」的價值，何謂本土電影？什麼能代表香港的本土，或者香港電影的本土性又在哪裏（儘管這條界線已非常模糊）？是展現人物的在地特質？還是需傾訴關於這片土地的故事？而那些本土的人物和風景，是真正「香港製造」的產物，還是僅是重重刪減、挑選下「被製造」的香港歷史？

以本屆金像獎入圍影片為例，對於「本土」的想像可說是一體兩面，我們能看見《濁水漂流》所關懷的底層社會角落，悲憫的人物故事流露探討活著的價值；透過《手捲煙》有限的資源下，不僅重回嚴峻疫情的景況，族裔間的協力與苟死求生的意志，在邊緣中奮力一搏；甚至從《智齒》的架空世界觀中，流連觀塘和土瓜灣的窄坡斜巷，身處於充斥暴力死亡如垃圾堆般的廢墟之都，試圖尋找救贖的出口。

然而，真實記錄「此時的本土」和虛構重建「彼時的本土」，始終是一線之隔。如尋求溫情勵志的《媽媽的神奇小子》，積極向上的奮發口號似乎僅是對現今社會的徒勞呼喊；懷舊惹人憐愛，但刻意留下重要歷史空缺的《梅艷芳》，是真實還原梅姑的精彩一生與性格，抑或僅是後人為其篩選的「愛國」形象？更別遑論熱血揚威中國女排的《奪冠》、慶祝中國共產黨100週年的《長津湖》。它們雖都是（資格上的）「香港電影」，但每個人對「本土」的定義卻不盡相同，心之所向的國與土，皆不是同一地方。

香港電影已死？這道題目每隔幾年都會重新被議論一番。香港電影，甚至是香港電影人，固然知道前人傳承的「薪火」，必須得延續下去，但繼續下去的動力及方法又在何處？難道會是每年金像獎圍爐所點燃的「爐火」？

在第40屆金像獎所傳遞的氛圍，經過此三年的動盪，足能感受到新舊時代正在交接與轉型。受頒終身成就獎一代笑匠許冠文，感謝著自己的師父李翰祥；獲得專業精神獎的「金鉸剪」周國忠，則是新藝城時期的幕後推手，並推動提升香港電影的後期技術；高齡85歲的謝賢終獲最佳男主角的殊榮，光陰飛逝，上一代香港電影人所創造的輝煌盛世依然歷歷在目。

或許不能再笑言香港電影僅剩「Jimmy仔」古天樂和「東莞仔」林家棟獨立支持，前者於2013年創立天下一電影公司，投資眾多商業及獨立電影，林家棟更是能者多勞，出資並擔任監製、編劇，今年以《殺出個黃昏》入圍本屆金像獎。

睽違兩年的金像四十實體頒獎：「精神」勝利的無奈

世代的傳承也在本屆金像獎別開新面，棒子似乎開場即由MIRROR接起，搭配新生代音樂人湯令山（Gareth. T）作曲的《金人》唱跳開場；從鄭中基頒獎時提及自己與吳君如、梁詠琪和呂爵安主演的《闔家辣》，在戲院重開之際，三天上映已破千萬港幣，接續新演員王丹妮、新晉導演陳健朗的獲獎，到頒獎組合更找來一眾新生代演員頒獎，屬於香港電影的新轉機、新氣象，或許未來指日可待。

但比起台上的積極喊話與提攜，僅僅兩字的「精神」，時至今日在金像舞台上，道出的卻是一種無奈。2011年第48屆金馬獎頒獎典禮，當劉德華獲獎時對香港電影的低潮言道：「現在是我們香港電影最低迷的時候，我也希望我們這一群人能撐過去。」時隔十多年的2022年，我們還是能聽到許冠文勉勵著香港電影：「我們明天一定會更好，香港人永遠有一種精神，就算我們哭，都是笑著哭。」

對香港（電影）而言，或許現今面臨的並不是壞的時代，而是一個「更壞」的時代，如同黃偉文於林宥嘉〈壞與更壞〉所填的詞：「『捱下去』、『別放棄』日日說金句證明無用，絕非雞湯那樣濃。」以《時間的初衷》奪下最佳原創電影歌曲，ToNick主唱兼《一秒拳王》導演的趙善恆亦說：「我知道好難，但希望大家可以繼續相信香港是一個有希望的地方，『避不到，我們一起捱』！」

這些金句的弦外之音，雖然旨意明顯，但昔日的「精神」已經移轉，隔了十年一再重複，可惜已無法於金像獎再看見另一部《十年》，甚至連出現於片目都難。諷刺的是，依然猶言在耳，當2015年爾冬陞在頒發最佳影片時，引用美國前總統羅斯福名言：「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但當恐懼已化作實質的律法，今時的香港抑或香港金像獎，身處於「體制」內，都難再有對抗政權的勇氣。

然而，香港電影人就因此放棄而沈淪？還是說金像獎已不再作為他們獲得業內認可的唯一指標？比起獲得業內大佬的賞識，他們反將重心著眼於體制外的自由創作，自力更生，以己身之力跨足國際。前述的「體制外電影」更是另闢蹊徑，為電影找出一條新生大道——《時代革命》於坎城影展首映後，攜手與《少年》在金馬獎獲得掌聲，後兩片於世界各地遍地開花，正式上映戲院。也當港人近年再現移民潮，「體制外電影」更在異地找到了知音同鄉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絡繹不絕地於每場放映呼喊著。

香港電影還有「自由」的一天嗎？

在第40屆金像獎的頒獎前夕，由任俠、陳力行、安娜、周澄成立的組織「豐美股肥」，集合35名香港電影工作者，連署發起「香港自由電影宣言」，簽署成員不乏有影意志發起人崔允信、《十年》伍嘉良、郭臻、《時代革命》周冠威、《憂鬱之島》陳梓桓、《32+4》陳巧真、《野草不盡》黃靖凝等人。

宣言提出「自由、自信、不屈、傳承、根源」五大方向，並重新賦予「香港．電影．宣言」三個詞語革新的意義，企圖不再被商業化的電影工業侷限創作，不再遲遲坐等電影公司或政府資金的撥款資助。正所謂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旨意將拍攝化作實質性的運動，將誠實的攝影機做為利器，以最直觀的創作反抗並回應，這個受體制綑綁潛質的香港電影生態，期許肩負「自由電影」的使命，為香港電影創造未來。

金像四十，不惑如初？或許也正是因為金像四十及社會動盪，誕生一個「大惑初醒」的契機。此刻，雖可能是香港電影的終站，但卻反而是「香港自由電影」的起點，香港電影的真正未來，已遠遠早在金像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