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像四十，大惑初醒（上）：《國安法》巨靈籠罩的香港電影金像獎

Pony 馬曼容 22 Jul, 2022

回溯上一屆（第3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已經是2020年5月之事，那一年受疫情影響，沒有實體頒獎典禮，改採線上直播，由主席爾冬陞公布得獎名單。得獎者固然欣喜，但卻未受到如同以往的熱鬧喝采，時隔兩年的2022年7月，金像獎終於能於疫情趨緩下舉行實體頒獎典禮（以往於每年4月頒發），但在這停擺的兩年間，社會的變動、體制的設立及市場與時代的交接替換，皆對香港和香港電影帶來了非同以往的劇烈變化。

迎來第40屆的香港電影金像獎，是否如同其今年主題般的「金像四十不惑如初」？還是選擇不惑，只因回不到最初？

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歷史沿革與定位

首先，論香港電影金像獎之前，或許得先爬梳其歷史脈絡及它現今的定位和規則。

創立於1982年的香港電影金像獎，由該時香港著名影評雜誌《電影雙週刊》推動主辦，旨在鼓勵香港電影人創作電影。如創辦初期正逢香港新浪潮的起始，金像獎的入圍與獲獎更成為推動電影創作的其一助力，經過這光陰四十載，香港電影80年代的後浪新生、90年代的工業蓬勃，至迎來千禧年後的合拍時代、2010年代的低潮陣痛，乃至對抗體制的2020年代。

金像獎的定位之於香港電影，始終並不是一個追求最高藝術的首要殿堂，反因爲它的「在地」，僅限於對「香港電影」的關注（儘管香港電影的資格進入合拍世代受人非議），但它的設立及存在正反映整個香港電影產業的興衰起伏。

金像獎創立起初，僅為約五十位影評人評審團的評判選擇，時到迄今已成為一個超過千人的大型評審團。除了作為表彰電影之外，這個獎項也實質帶動了香港各職業協會的創立。起初的金像獎雖由《電影雙週刊》發起（第一屆與香港電台聯合主辦並轉播），但資金對於組織而言仍是一大難關，除了第二、三屆曾有《星島日報》的加入參與，單單《電影雙週刊》就主辦了前七屆。

直至第八屆（1989年）香港影業協會（1986年成立）的加入，也讓金像獎第一次由香港電影界參與主辦。往後的屆數越來越多協會參與，如香港電影導演會、香港戲院商會、香港電影製片協會、香港電影編劇家協會、香港電影武師公會等等，各專業技術部門皆有協會的完善成立，亦成為牽繫香港電影工業的重要支柱。

一直到1994年，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正式成立，接管日後金像獎的行政事宜，董事局也由底下十四個屬會¹的會員組成。時至今日的金像獎的投票機制，仍分為兩輪，第一輪由邀請制的專業評審團和香港電影金像獎選民²，以各佔比50％的票數多數決選出提名名單，再由第二輪專業評審團和十四個屬會及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會員參與投票，依比例分配誕生出最終得獎結果。

演員黃秋生（左）與曾美慧孜（右）分別奪得第38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女主角。圖／香港中通社

以本屆為例，符合參與第一輪投票的金像選民多達1,573位，加上110位專業評審。然而，第一輪投票最多能掌握的僅有提名名單，最終結果仍回到第二輪的選擇，縱使名單開得華麗，符合「民情」，但得獎名單是大眾的多數決？亦或僅是「小圈子」的多數決？仍有待時間商榷。

但種種的造就、成立與轉向，從投票機制與會員的分佈與組成，影評人的品味刁鑽到納入整體電影圈的參與與共識，現今金像獎的賽果充其僅能作為一個反映業內「同溫層」的傳聲筒，是真以專業評判每一個獎項？或其中增添人際關係的考量（或許沒有大到如同奧斯卡打公關戰）？無法像小評審團制的部部珠璣，少卻了雙方的討論與爭拗，也或許是多數決投票所帶來的最大弊病。以此反觀，本屆《怒火》獲最佳影片，可說是「合情」並合理的結果。

「體制」下的香港電影金像獎

對於近幾年的香港與香港電影，「體制」都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課題，而「體制」可分為兩個層面：一是來自政府所訂定的「體制」，二則是金像獎針對參賽資格所設下的「體制」規則。

過去，香港電影之於中國電影而言，尚可說是一片淨土，在香港電影豐盛的年代，市場的票房回收仍能支撐本土電影，並帶動更多港產電影的製作，「東方好萊塢」的名聲遠播國際，成為東亞最主要的影視輸出基地，各式類型電影蓬勃，獨立電影亦不失萌發藝術的創作空間。然而九七回歸後的迷茫與緊縮，香港電影的版圖轉向中國市場靠攏，中國開出對（中港）合拍片種種的優渥待遇，資金的富足與更龐大的影視編制等，昔日影人的南下，到今時人才的大量北上，讓合拍片逐漸成為香港電影的大宗³。

與其說香港電影靠攏中國市場，倒不說香港電影該時的加入，成為挽救中國電影的重要主力。但很快的，這顆蘋果的甜蜜誘惑，也逐漸成為箝制創作的一顆「毒藥」。當中國審查制度愈發愈不可收拾，這把「紅剪刀」持續干預電影的創作，邪始終不能勝正，國威更必須揚名世界，電影仿若成為服膺於國情的政宣品，熱愛香港電影的觀眾，都在努力尋找這些合拍片中的「香港」成分，只可惜最後僅剩創作團隊的國籍符合。

第40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於香港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行，電影《怒火》獲最佳電影。圖／中新社

香港的禁片時代：名為「國家安全」的巨靈降臨

更遑論當2020年6月30日《香港國安法》的正式頒布，2021年10月27日通過《電影檢查修訂條例草案》，真正對電影的「體制」考驗，也終於降臨於香港電影。「禁片時代」的來臨，已有不少影片遭受審查之殃，起先是鮮浪潮的短片《執屋》，成為首部電檢條例的受害對象，動畫短片《牢籠》、紀錄片《刑．暴．誌 - 記抗爭者》、《理大圍城》、《佔領立法會》至近期同是鮮浪潮的短片Time, and Time Again，不論是運動背景的時空選取，或任何人事時地的明喻與暗喻，皆遭到未獲發「核准證明書」的懲罰。

不只是香港影片，台灣短片《美豬肉圓》、《赤島》先後受邀至香港放映，卻因被指涉及選舉政治題材，皆遭電檢明令刪減，因而取消放映。一國不再兩制，「體制」似乎也染上了「一國」的惡習，那一條線，模糊難以捉摸，毫無標準可言。

當然，如讓體制干涉創作，並使創作者噤聲，對藝術而言，那是極其荒謬之事，有志的創作者亦不會善罷甘休，讓政治得逞。因此這兩年內，屬於香港的「體制外電影」開始雨後春筍誕生，如許雅舒的《日常》、周冠威的《時代革命》、林森和任俠的《少年》、羅卓瑤的《花果飄零》等片。

這些電影的共通性，即是他們所講述的主題，牽涉到雨傘運動、反送中運動等敏感政治及社會運動議題，是「絕對」過不了電檢，也在已知無需與體制周旋下，創作者亦直接選擇不將電影送審，同時意味著影片永遠無法於香港上映。更表明，這些極為本土的「香港電影」將與「香港電影金像獎」完全絕緣。

這也是香港金像獎在未來所需面對的「體制」問題，也就是現行對「香港電影」的資格論定⁴。金像獎對於香港電影的認定，除了出品公司、導演和主創團隊的地理性的身份外，其中最重要莫過於在本地上映的資格。規則明定「參選電影必須在指定時間期間於香港作首輪公開售票放映，並連續七天內於五十個座位以上的常規放映電影場地，上映不少於五場」。

在商業電影充斥的香港電影市場，許多獨立電影已不易達到公映條件，如今加上電檢的干涉攪局，未來只會有更多的香港電影，將被排拒於金像獎之外。這無疑是金像獎將面對的挑戰，即將轉變成「被篩選」的香港電影金像獎，當政治介入藝術，獎項是否又足以代表香港電影的現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