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至《花果飄零》的華人離散史：羅卓瑤從港澳「自植創作靈根」
（※ 本文有雷，斟酌閱讀。）
久未推出新作的澳門導演羅卓瑤，今年交出睽違六年的劇情長片《花果飄零》，電影雖以極低成本拍攝，卻一舉由乍似碎裂的情節，拼貼出近年香港、澳門所歷經的流變，從反送中運動遙指60年代的澳門一二．三事件，甚至觸及清末民初的廣州起義。該片也讓她首度獲得金馬獎最佳導演，更是影史第一位作品未入圍劇情片但獲得該獎的得主，可見評審團對羅卓瑤執導功力的重視。
今年無獨有偶，金馬影展亦重映羅卓瑤1996年的作品《浮生》，講述港人在1997年回歸前，移民至澳洲的生存焦慮，獲得金馬獎九項提名，卻僅抱回最佳電影音樂獎。羅卓瑤以其生於澳門、發展於香港、移民至澳洲的背景，自《浮生》聚焦「移民失根」困境，連同《花果飄零》港澳面對強權下的迷失，藉著幽魂般角色們的囈語，勾勒出一場華人「花果飄零」的離散史。
電影苟活的「當下」：人如幽魂般慘白依存
我不知道我的家在哪，我連我是不是中國人都不確定。
——《浮生》
時空背景設定於香港回歸前的《浮生》，即以父親一角品嚐好友「從上面（中國）帶來的茶」開場，暗諷嘴裡的「明前龍井」是假貨，一旁則是母親攜著兩兄弟買球鞋，嚷嚷不知「移民澳洲是否還能買到」，顯示港人所面對的雙重困境：上方祖國逐步逼近，優劣卻不堪「吞嚥」；面對移民的未知恐慌無所適從，只得囤積焦慮，套上名牌球鞋，也難掩腳下無根的事實。
早先移民至澳洲的二姊阿冰，帶領年邁父母、年幼兩弟，走入其「移民新生活」，規訓家人要學習英語，融入當地像個好移民，更曾喝斥他們：「你們不是享受生活，是來移民、是來逃難的。」一家住在不得用火祭祖、門關緊閉的美式郊區「樣品屋」，牆壁毫無裝潢擺飾慘白，宛如囚禁於陵墓之中等待消亡。
同時，因移民簽證問題仍留於香港的三弟家明，左手操盤起落跌宕股票，右手不安猶疑女友情人之間，只得靠「性高潮」掩蓋焦慮，他的口白自問：「每次的快感都只有三秒鐘，到了1997年還會一樣嗎？」而後，家明意外令情人Apple懷孕，不得已只能選擇墮胎，電影經手術後，令人震撼呈現已成形完整胎兒的模樣，讓家明埋土覆蓋的，不僅是「一生只有一秒，一秒經歷生老病死」的嬰孩，更像是葬送曾經短暫鮮活，但未來已無望的香港。
《浮生》的人物們一旦離散至異地，人與空間便了無生氣，而香港場景則仍維持其溫度，家居、茶餐廳仍有暈黃燈光籠罩，直至家明葬送胎兒後、至澳洲與家人團聚，香港也不再於銀幕「現身」。
至於《花果飄零》，這部電影採近似「私電影」形式呈現（雖本片仍屬劇情片而非紀錄片），描述鏡頭後未現身的羅卓瑤本人，從澳洲重返香港，訪談同從異鄉英國留學歸返的年輕鋼琴師Jeff，再隨Jeff的眼界遇見參與「反送中運動」的抗爭情侶，角色們如同迷走於城市，香港也在低質感影像失其光彩。
若說《浮生》暗示香港在九七後的「死亡」，《花果飄零》更像呈現歷經「反送中運動」後，香港不知是生是死的魂魄，在城市浮游而生。例如，具有陰陽眼的女孩敏幾番向Jeff傾訴，擔憂情人Simon已於抗爭中死亡；敏的父親早已不認女兒，甚至見到她時試圖拿刀砍殺；隨後出現的Simon則稱敏：「成天怕東怕西，做不了大事。」而後卻也遭不明人士追擊。
羅卓瑤以其鏡頭，捕捉溫和、保守及激進路線之爭，卻已無力讓角色逃離現實、遠赴他鄉，低保真銀幕下的城市，已是他們唯一能暫存的空間。正如片中藉Jeff之口解釋「無調性音樂」（Atonality music）的特性，其音與音之間缺乏調性感：「就像不知道要去哪，回不了家，無家可歸。」
電影追憶的「過去」：消逝、斷裂、移轉的華人根源
很多人只從移民的層次來討論《浮生》，其實我想表達的是，人存在的短暫，在無根的社會如何生存。
——導演羅卓瑤
《浮生》裡，父親一角曾回顧自己於1949年國共內戰前後，隨家人躲避戰禍或共產體制，進而逃亡至香港扎根，直至45年後又再度遷徙至澳洲。當他與同鄉好友會面時，好友拿出返回中國故居拍攝的照片，憶及古宅與旁邊的蓮花池時笑容滿面，督促父親要早日返回「祖國」，面對父親回應：「可能也回不去了。」好友則樂觀地開玩笑稱道：「說不定一百年後，你的孩子、孫子，也想回到鄉下住。」
此段落兩人再細數共同香港友人，無不都已散至全球各地，但仍對其「根源」有所投射與嚮往。一如主角一家四口移民至澳洲，媽媽一角極欲在新居「安頓祖宗牌位」，卻因房內無法燃火點香而遲遲未安頓。然而，種種移民生活不順遂，讓她在片尾對牌位向祖先泣訴：「好不容易一家團圓，來到澳洲人間天堂，卻放不下重擔，無法落地生根。」亦呈現上一代華人，對其「根源」被迫斷裂的迷惘。
新儒家學派代表人物唐君毅亦如《浮生》的父親，自1949年從中國逃難至香港，活躍於教育、文化與學術圈，更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創始人之一。他曾有感於當時華人自國共內戰後，散至全球艱困的移民生活，而在1961年發表《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一文，指稱當時東南亞各國政府對華人的壓迫，恐令他們在40、50年後解體：「如一園中大樹之崩倒，而花果飄零，遂隨風吹散。」
兩年後，唐君毅又再發表《花果飄零及靈根自植》，文內寫道：「一切民族之自救……必須由自拔於奴隸意識而作為自作主宰人之始。」「故無論其飄零何處，亦皆能自植靈根。」意即期許移民華人，能在當地將其原有靈根，植入新的文化脈絡，重新建立起自身主體性。哲學教授沈淸松亦在針對該文的研究指出：「華人在飄散海外之際，其生命的意義有必要重建，而重建之道就是在自我修養過程中，各在所飄零之處，植下中華文化傳承的精神生命的根苗。」
然而，「靈根自植」之難，亦可展現於《浮生》的大姊阿仁身上。片中，她在德國與外籍丈夫結婚、生育、置產，移民生活看似一帆風順。不過，她卻在夜裡向丈夫傾訴，自己身為從未踏入中國的新一代香港華人，以及移民華僑身分的矛盾：「我生於香港，卻不會說中文，很快香港也不會再是香港。我有著黃皮膚而不是白皮膚，住在德國講有口音的德文，卻又永遠不會是德國人。」並稱只知自己的「根」與父母相連，因而向丈夫提出搬去澳洲孝敬父母的念頭。
時至新作《花果飄零》，港澳不僅作為「花果飄零」之路徑，藉由兩個外人角色——移民澳洲的自己及海外留學的鋼琴師Jeff，看見的是人們在強權的壓迫下，在當地起身「自植靈根」，以抗爭建立其主體性時，所面臨的掙扎與創傷。一如前段所述，「反送中運動」反覆成為角色們談論的話題，抗爭實際畫面也出現於片中，被迫與男友Simon、家人分離的敏，更曾對激進抗爭的行動不解，她說：「如果什麼都不能改變的話，為什麼還要做？」
《花果飄零》中，一如《浮生》的大姊阿仁，「中國」也已不再是角色們追憶的對象，港澳自身的歷史與風景，才是導演內心的根源。電影裡的羅卓瑤，也一再憶起她60年代在澳門失蹤的兄長，畫面更一再出現疑似為兄長的「魂魄」，令羅卓瑤喊著「哥哥」之名追隨其腳步。鏡頭除在港澳街頭晃動地流竄，電影更呈現出城市的舊照，令羅卓瑤的口白感嘆著：「不知我們在澳門的家還在嗎？如果你（哥哥）回來，但找不到家該怎麼辦？」
電影哀歌的「未來」：莫忘其被遺忘的神聖
你說長大以後，會帶我去個美麗的地方。
——《花果飄零》
《花果飄零》亦暗指羅卓瑤的兄長，可能「被消失」於1966年澳門的「一二．三事件」，意即澳門人不滿澳葡當局管治而興起的抗爭，雙方爆發警民衝突。片中再推演擴及歷史脈絡，羅卓瑤追隨疑似為兄長的「幽魂」，來至香港跑馬地墳場中，向廣州起義革命烈士楊衢雲的無名碑追悼，遙遙把反送中運動、一二．三事件與廣州起義三場革命串接，雖各有其脈絡與背景，但城市的景致，也都在爭取自由、遙向明日的抗爭之時，逐步改變其風貌。
另一方面，具有陰陽眼的敏，也與某位清末民初的革命青年「幽魂」產生對話，交換革名歷經的傷痛，後者言：「我們為的不是仇恨、不是自己，而是一個自由公民的未來。」也再對應不同世代的華人，在花果飄零之時仍未忘的理想，即便建立「靈根」的主體性如此艱困。不斷累積的創傷，化為幽魂在「物非人也非」的城市遊蕩，但同時也提醒當代人他們的精神猶存。
《花果飄零》中也藉由鋼琴師Jeff，說明海外華人面對近年香港時局變動，卻無能為力的焦慮心境。片中，Jeff在反送中運動發生時，仍在英國留學，回國後重新適應人心惶惶的香港，在過往音樂老師面前演奏時，不停趕拍顯示其內心焦慮與恐慌，卻被指正道：「現在是世界末日嗎？你在急什麼，為什麼要跟著世界轉？」也點醒Jeff，即使鋼琴已經走調，世界也荒腔走板，藝術仍有其存在的價值與力量：「彈琴不是彈給人聽，是談給已經被遺忘的神聖。」
正如同羅卓瑤偕同其伴侶方令正、片中的非知名演員，以低成本拍攝《花果飄零》，畫面過曝、失焦或許影響觀影體驗，但作品背後所傳遞的意念，力道卻絲毫不輸其過往《愛在他鄉的季節》、《秋月》、《浮生》等別緻的作品。幾年前，她也曾前進中國拍攝《暴走神探》等作，更在訪談透露不滿合作經驗：「壓力太大了，應付很多跟拍戲完全沒有關係的事情。」
正如同《浮生》結尾，全家人在澳洲買了一塊新地，父親也不再如同鄉好友糾結「要否回中國祖厝」，而是思考如何在後院自蓋荷花池，並稱孩子們未來成家，可直接「把房子蓋在後院」；《花果飄零》也像羅卓瑤回歸創作初心、重建創作者價值之作，不僅驗證藝術家不為時局所困，更不需依戀祖國的「資助」，甚至反面抨擊中共對香港的壓迫，維持電影藝術為時代發聲的「神聖」。
片中更驚鴻一瞥，拍攝到導演楊德昌的鋼琴師妻子彭鎧立，出現於香港街頭，還片語談及楊導的最終作品《一一》，令羅卓瑤、楊德昌兩位如時代巨擎的創作者，有了意外的連結。此處別有用心的設計，令人想起《一一》那位天真無邪的男孩說：「我要去告訴別人他們不知道的事情，給別人看他們看不到的東西。」長大後面對世間險惡的華人們，或許也已看了太多，如同烈士幽魂所說：「人的承受能力有限，有些東西聽得太多、看得太多，心會碎。」
近年，無數港片表現對香港存亡的焦慮，例如：今年獲得或入圍金馬獎的《濁水漂流》、《時代革命》、《少年》，聲嘶力竭記錄著香港近年的流變；《花果飄零》便是以感傷主義追悼香港與澳門的曾經，映襯人們如幽魂般依存的今日。或許羅卓瑤兄長口中「美麗的地方」已不存在，但仍有人在花果飄零之時，緊緊捍衛這塊土地，正如同革命烈士所言：「不要忘記，不要放棄，不要急躁，充實活下去。」或許已是我們「靈根自植」的最好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