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美麗與血淚》：以藝術與影像揭露美國神話背後殘酷真相
美國攝影師南．戈丁長年關注酷兒、次文化社群，更曾展示幻燈片《性依賴的敘事曲》，呈現80年代地下文化的生猛樣貌。而後陸續出版攝影集、興辦展覽，關注愛滋、性少數議題；紀錄片導演蘿拉柏翠絲則因《第四公民》，記錄「吹哨者」愛德華史諾登揭密美國政府監控行徑的過程，勇奪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
上述兩位創作者，交會於奧斯卡提名紀錄片《所有的美麗與血淚》（All the Beauty and the Bloodshed）。這部由蘿拉．柏翠絲拍攝的作品，聚焦於南．戈丁發起的倡議行動：揭露普渡藥廠致使的鴉片類止痛劑成癮問題，向藥廠背後薩克勒家族所贊助的博物館進行施壓。電影也串連起南戈丁的家庭回憶、姊姊受迫自盡，以及她年輕時的藝術追求與反叛，讓前述倡議行動猶如她一生的隱喻，也延續蘿拉．柏翠絲的創作歷程：如何以影像之力，藉由小人物的生命歷程，讓美國神話之外血淚橫飛的真相公諸於世。
不僅是事件或名人紀錄片，是藝術家奪權反擊的過程
70至80年代之間，南・戈丁遠離帶給她創傷的原生家庭，流連於寄宿家庭，結識酷兒社群，搬至更為多元開放的紐約曼哈頓包厘街，探索自我性向，追逐No Wave、用藥文化的光景。紀錄片中更揭露她曾因生計成為性工作者，而後在收留前性工作者的「錫盤酒吧」服務；同時，南．戈丁也以攝影私密而率性記錄上述生活體驗，將照片串連為幻燈片《性依賴的敘事曲》，1985年起於各大地下酒吧播放，隔年編纂為攝影集出版，也令她廣受主流藝文圈關注。
紀錄片《所有的美麗與血淚》分為七個章節，每一章起始於南・戈丁與她創立的倡議團體P.A.I.N.進行的施壓行動，隨後回顧南・戈丁的過往人生，彷似其成名的幻燈片之作，穿插大量她所拍攝的照片，甚至其他創作者鏡中的南戈丁。包含：愛爾蘭導演Vivienne Dick記錄南在包厘街的生活；貝蒂戈登重要的80年代獨立電影《情色戲院》，更能瞥見南在錫盤酒吧場景也演上一角。
然而，紀錄片展示南．戈丁歡快狂野的日子僅占少數，更多則以照片「幻燈片」式穿插，紀錄其家庭與青春軌跡，揭示南一生承受的無數傷痕：保守猶太家庭的嚴厲管教、姊姊芭芭拉長年受迫後的自殺，成年後遭親密男性伴侶家暴、策劃愛滋議題展覽卻遭國家藝術基金會（NEA）惡意撤除贊助，直到當今因手術後成癮於奧施康定止痛劑，憤而揭露普渡藥廠與薩克勒家族的惡行，皆回應全片主旨：藝術的美麗與強大之背後，全是人生血淚斑斑的總和。
《所有的美麗與血淚》透過繁複剪輯呈現素材，佈下疑陣讓觀眾探尋南・戈丁的一生，如同導演蘿拉・柏翠絲所說：「就像你掉進一個兔子洞，抵達其他世界，不久後又返回起點。」曾任《凱文怎麼了》剪輯師的Joe Bini，也再度施以相似剪輯法，讓電影穿梭於過往當今，梳理出其中因果，讓影片不流於倡議事件的拍攝，也非僅是名人紀錄片，而呈現藝術家如何拾起創傷，向世界發聲與反擊的過程，正如Bini指出：「南的過往經歷，是倡議事件的內在核心。」
兩位女創作者的「攝影」，記載被抹去的殘酷真相
紀錄片中，南．戈丁言及姊姊芭芭拉對她影響極深，其靈魂自由且反叛，自幼曾以「噤聲」反抗家庭拘束，青春期又曾被同性吸引，讓父母數度將她送至精神病院。幾經折騰後她以臥軌自殺，結束僅僅18歲的璀璨年華。此事件過後，父母矢口否認芭芭拉的自殺，直到成年後的南翻開姊姊的醫病紀錄，驗證家中痛點並非姊姊而是雙親時，紀錄片出現南年少時拍攝父母的V8錄像，加上南如今的訪談言明：記錄被抹去的真相，即是她為何以攝影為業的原因。
當南・戈丁始於以相機記錄身邊的酷兒族群，甚至大膽拍攝友人與自我的親密行為時，呈現80年代美國次文化生活時，遭受（以男性為首的）主流藝文圈批評：「這不是攝影作品。」、「沒有攝影師會拍自己的生活。」但南的鏡頭瞄準的即是邊緣族群：同志、跨性別、變裝皇后、用藥者、性工作者等，即便他們不為社會主流接受，南用照片訴諸他們存在的價值，她說：「因為我想讓他們成為Vogue的封面，我希望他們成為世上的超模。」
南・戈丁與該時伴侶布萊恩關係惡化後，曾拍下遭對方痛毆、臉部瘀血的特寫，更表示：「我拍下它，是為了不再回到他身邊。」照片收錄於攝影集後，也始有廣大親密關係受害者，敢向南分享其受暴經歷，而非恐慌遭貼上標籤不敢發聲。她毫不粉飾的風格，大膽揭示私密生活真相，也影響當代攝影面貌，《每日電訊報》評論曾提及：「她隨性的『快照』風潮，影響新一代攝影師，追隨她覺醒而訴諸真相。」
美國80年代起愛滋病大流行，自1981至2000年間，便有774,467人罹患愛滋、448,060人因病死亡，高峰期約在80年代中後至90年代中期。南戈丁所友好的酷兒社群無非為疾病所苦，或因社會汙名所困，因此她於紐約藝文空間佈展Witnesses: Against Our Vanishing，邀集紐約各式藝術家的創作，應對眼前的愛滋危機，卻因南的好友、藝術家大衛沃伊納羅維茨在展出目錄文章中，表達對政府應變措施的嚴厲批判，致使國家藝術基金會抽回原先的贊助。
紀錄片中，更點出她與愛滋運動、近三十年後針對薩克勒家族倡議行動的關係，兩者前後穿插剪輯，昔日漠視疾病氾濫而衍生污名，今日則未能撼動「止痛帝國」積極推銷奧施康定成癮藥物，再次點醒美國政府失靈。導演蘿拉柏翠絲形容，美國人習慣性遺忘，具有嚴重的歷史失憶症（historical amnesia）：「我們必須在電影中，把愛滋與當代的藥物成癮危機連結起來，一部分因為南倖免於這些劫難，同時也（讓觀眾）得以理解弱勢是如何被社會摧毀。」
紀錄片還捕捉到薩克勒家族意圖派人，跟蹤南・戈丁、P.A.I.N.成員與報導記者的插曲，與蘿拉・柏翠絲前作《第四公民》有所呼應，該片記錄前中情局職員史諾登揭露美國政府的監控行動。導演甚至於訪談透露，團隊依過往經驗「反追蹤」到一位跟監者，發覺他僅是被「發包」而未揭露其身份，但也再以鏡頭到記錄薩克勒家族的劣跡，隱匿的惡意得以在大眾面前被揭發，也巧妙回應南・戈丁的影像哲學：「攝影是我的防護罩，也代表我存在的理由。」
藝術與邊緣弱勢的同盟，對惡權的反抗構成影像力道
南．戈丁80年代的攝影作品，曾被批評有獵奇窺伺酷兒、次文化社群的疑慮，她則反駁自己亦是此社群的一份子（曾公開其雙性戀身份），拍攝的也皆是她的友人，若對方感到不適，照片會依照對方意願調整或刪除。她曾在《性依賴的敘事曲》提及：「這些照片來自我和被攝者的關係，而不是觀察。」、「拍照時我並沒有越界，因為這也是我的派對、我的家庭、我的歷史。」
過往，蘿拉．柏翠絲面對My Country, My Country美伊戰爭下的伊拉克平民，或《第四公民》將監控行動公諸於世的史諾登，鏡頭皆冷靜且客觀，與被攝者保持距離；即便起頭，她也是有感於針對薩克勒家族的倡議行動，才應南・戈丁邀請進行拍攝，但意識到這位女藝術家的生平與行動密不可分，因此最終選擇與她攜手完成全片，南．戈丁也因此列名本片監製之一。
不論是南・戈丁與被攝者的關係，或與蘿拉．柏翠絲的協力合作，皆形成藝術創作者間的同盟，透過不斷互動、對話與討論，最終產出親密而強大的作品，完整未被主流訴盡的故事。片中，南．戈丁組成的P.A.I.N.倡議團體，亦是透過曾因自身或家人有藥物成癮經驗的成員相互扶持，才得以行遍各大歐美博物館行動，最終包含羅浮宮、大都會博物館、泰特現代藝術館等處，皆停止接受薩克勒家族的捐款，更是邊緣弱勢結盟後的一大勝利。
同時，P.A.I.N.更透過成員分享成癮經驗，或進而分析成癮者的非法藥物找出戒斷方針，讓他們不會重蹈上代愛滋病社群，陷於污名與恐懼的孤立。蘿拉．柏翠絲稱：「他們很致力於轉移恥辱，這些污名並不屬於個人，而是來自從別人的痛苦中獲利、推廣導致大規模死亡藥物的超級富豪。南非常勇敢地處理這些問題，也信任我拍攝這部片。」
再回溯南・戈丁的生平，不論是以酷兒或次文化攝影、呈現女性自主照片，或在愛滋危機最高峰時興辦展覽，她早已企圖以藝術力量，回應社會對邊緣弱勢的忽視與污名，更將苗頭指向高牆那一端——他們可能是迫害女性之人、貶低非主流的藝文小圈圈、無視愛滋疫情的80年代美國政府。
或更是紀錄片中的薩克勒家族，在法庭上面對奧施康定成癮者家屬的泣聲控訴，絲毫不動感情的冷血鐵面；打著藝術文化殿堂名號的博物館，收取薩克勒家族捐款，將高貴創作陳列於他人——如是藝術家也曾是成癮者南戈丁——的痛苦之上；以及自奧施康定於1995年推出，藥物濫用與成癮問題浮濫，袖手旁觀二十餘年的政府與相關機關，致使逾五十萬人因此死亡。
紀錄片最終章〈姊妹〉，回頭敘述南．戈丁姊姊芭芭拉當年死亡的真相，也揭露片名《所有的美麗與血淚》源自於姊姊的醫病紀錄，是她當年做墨跡測驗時對墨跡的詮釋：「她看見她的未來，以及所有的美麗與鮮血。」南亦視姊姊的臥軌自殺是對父母、社會的反抗：「她啟發了我的反叛，是我的引路人。」南一生的經歷，也正像是姊姊無緣的未來，並透過影像把殘酷化為美麗，違抗強權而揭露血淋淋的真相，持續姊姊未盡的反叛遺志。
最終這一切，由南．戈丁與蘿拉．柏翠絲兩位創作者、南的姊姊芭芭拉、幾代藝術家、愛滋感染與藥物成癮者，構成紀錄片據理力爭、以情說動的力道。鏡頭同時呈現倡議行動的勝利，訴諸小人物的結盟並非無勝算，但也持續揭示美國社會的殘酷面，例如：薩克勒家族如何以破產企圖免責脫罪，或因鴉片類藥物致死的人數仍連年攀升，甚至去年3月紀錄片定剪前還達到高峰。
《所有的美麗與血淚》藉由南．戈丁的激進行動，呈現藝術家與惡權搏鬥的過程；蘿拉．柏翠絲再藉由影像紀錄，呈現過去與當今社會的歷史輪迴、個體如何在集體價值與自主意志之間掙扎、美好人性與殘酷惡行如何同時存在。而影像與藝術的價值，正在於將這一切揭露，承認混沌現實存在，才有承接傷痛、開啟對話的可能，正如蘿拉．柏翠絲所述：
我的工作之一，就是揭露美國例外論的神話⋯⋯
讓我們用真相看待事物，並對此保持能予以反擊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