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現世《日常》（上）：複數的疫症，複數的歷史
前言：黑色暴雨的驟降序曲
2021年6月28日，香港天文台於早上8時發布今年香港首個黑雨警告，此場黑雨歷時2小時45分鐘，暴雨期間，港島西區錄得逾兩百毫米雨量，摩星嶺徑有山泥傾瀉，大嶼山嶼南道出現山洪暴發。
在2021年香港的前些日子裡，6月11日，香港政府頒布修訂《電影檢查條例》檢查員指引；6月23日，李家超被任命為政務司司長，成為首位警察出身的政務司司長；6月27日，特首林鄭月娥率領多名政府高官赴京，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週年。
「黑雨」，全稱為「黑色暴雨」。在2019年後的香港，連續兩年（2020-2021）皆發出了黑雨警告，不少網友認為「黑色暴雨」代表著「黑暴」，似乎是上天落於香港的暗示。
1997年6月30日，濕度88%，6點時氣溫27度。7月初的香港，連日暴雨進場，共發出一次黑色暴雨、三次紅色暴雨，首四天140宗山泥傾瀉。
1997年7月1日，香港正式回歸中國。
1966年4月5日，密雲，清涼，最低氣溫為攝氏16度。前一天（4月4日）下大雨：「新界豪雨山洪暴發 沙田區城門下水壩 九名工人沖入隧道」。
1966年4月4日，因天星小輪公司於1965年10月申請加價，頭等艙從二毫升到二毫五仙，二等船費照舊一毫。五仙的小輪加價，引發了一場香港青年自發的最大騷動。
——黃碧雲《盧麒之死》
黑雨的侵擾與來襲，對香港僅是個歷史的巧合嗎？但每每黑雨到來之際，似乎都預兆著香港未來的政治劇變。當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歷史，交織在香港這片土地上，縱使物換星移、物是人非，香港從被殖民到回歸〔再被殖民〕所受過的傷，都一一被記載在白紙黑字的報章上。那些歷史遭受的摧殘種種，或許人的記憶可能消逝淡忘，但土地會誠實地記得，並逐一映照於周遭的「日常（的暴力）」之中。
日常之死，《盧麒之死》
「我覺得好恐怖」、「唔好講野」畫外音的首先獻聲，地鐵列車緩緩駛進太子站月台，站台廣播提示：「由於發生嚴重事故，本站將會關站，乘客必須立即離開。」隨後警示音響起，人群吵雜聲、催淚彈的槍聲不停堆疊交雜，群眾情緒也隨之高漲，隨著列車開進城市之中，抗爭者轉而喊著「走啊」、警察用大聲公說：「現在不是談判的時候，請立即離開。」此時，救護車聲響不絕於耳，腳踏過的玻璃碎片滋滋作響著。
一顆長達七分鐘的列車景象，是電影《日常》的開頭，只是一個空蕩蕩的月台景象，但所有聲音的重組拼貼，卻示現出2019年8月31日太子站所發生的襲擊事件，聲音所涵括的時間不止於此，而是擴延到這場反送中運動的種種。下一顆鏡頭，一名緊閉雙眼男子的正臉，預示著一切的重現不是出於杜撰，也並非開始即順敘進行。所有的所有，都是來自一群（香港）人的記憶。
《日常》最主要的文本根基，來自於2018年由香港作家黃碧雲的著作《盧麒之死》，而《盧麒之死》和《日常》亦有不少相映成趣之處。《盧麒之死》以盧麒的死亡出發〔被遺忘的青年〕，重新探述1966年天星加價示威的經過，在書中以「報導文學」的形式，用該時的報紙文獻資料拼貼梳理，重建當年的抗爭／法庭現場，並運用各式標點符號作區別，如以「」『』為報章文獻的引述，（）針對文獻進行資訊上的補充，〔〕則為作者主觀的自語延伸。
《日常》亦是，許雅舒利用大量田調資料，穿插文獻（報章、影音）檔案、重演戲劇和街頭紀錄，並藉由「日常」景象的組成，試圖喚起對歷史的迴聲映照。比起紀錄片、實驗片、散文電影（Essay Film）這些明確的片型劃分，《日常》更適合被定位在「非虛構電影」（Non-Fiction），與黃碧雲定位《盧麒之死》為非虛構小說（字義衝突，互相出賣）一般。在一則虛構的創作中，以非虛構的歷史事實為基底，幻想的真實卻來自真實的幻想，如同盧麒曾經出現在天星碼頭，如同香港人曾經遊行於中環街頭。
黃碧雲不選擇以1967年的六七暴動為出發，而是選擇在前一年或許這股憤怒已逐漸醞釀成形〔等待時機爆發〕的1966年。相比黃碧雲將時代推前，再一路延展運動的時序；《日常》也不直接以2019年的事件始末作為出發點（即使你我並不陌生），而是將自身位置往後退一年，以不在場的視角（現場的缺席）去回看喧囂動盪不安的2019年，觀察著日常的變幻，印證「日常（街頭）即是一部電影」。
不復返的正常〔再一次被殖民〕
其中一場想像式的戲劇編排，是男主角走入〔黃店〕（旺角）桔梗餐廳，遇見讓香港一夕改變〔甚至變本加厲〕的主人翁——陳同佳。「你知不知道外面發生什麼事？」、「不知道有多少年輕男女被人抓？」、「我們和政府警察都無仇無怨。為什麼他們要搞我們？」男主角連串地訊問。
（虛構的）陳同佳僅有回答過一句：「你是不是認錯人？」但哪位香港人會忘記他這張臉？這張右鼻翼下有顆痣的臉。多數時間，陳同佳並沒有任何回答，許雅舒將他設計成「失語」的狀態，也正是香港人對他一切想法的「無從得知」，當一人的影響，最終擴及至七百多萬人的生活，如同疫情般的爆發、蔓延、遍地開花。「我只想正常生活／我已經不記得什麼是正常生活／你可以告訴我什麼是正常生活／誰可以給我們正常生活。」唯一能得到最強烈的感受，即是所有「日常」的改變。
〔如果2018年2月17日陳同佳不在台北〕
「正常」，什麼是「正常」？要怎麼「正常生活」？要怎麼回到「正常生活」？是《日常》最核心的母題。在全球因COVID-19疫情停滯的日子裡，從2021年的時間點去觀看《日常》，首先直覺聯想到其以「疫情」（COVID-19）為軸，回望當今「寧靜無聲」的香港街頭。運動正處高峰時，晚晚都上演警民對峙的巷弄，如今受到香港《國安法》的影響、疫情的衝擊，讓大部分示威運動頓時停止〔但人民的怒火並未止息〕。
列車景象的下一場戲，是男主角前去墓園獻花悼念，一個個無名墓碑〔死因無可疑〕，其中一個墓碑寫著「T2019」，隔壁蓋著「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的旗幟，街頭抗爭的熱血不再，取而代之是一種冷靜沉默的哀傷氣息。因各種「疫症」後所產生的「後遺症」也陸續浮現於日常：沒有人想過當初為去理大（圍城〕，防範催淚彈而戴上的面罩（豬嘴），如今在疫情時代卻能取代口罩派上用場，當豬嘴出現於街頭，周遭不再是一群身穿黑衣奮勇的手足，而是一群似感陌生的香港市民。因為疫情，隔離在屋內的運動者只能用手機看著現場畫面〔是即時直播？還是悼念昔日？〕 ，或坐在窗櫺旁，與居住在各座大廈中的手足以「Free Hong Kong」互相寒暄。至此，運動形式因為疫情影響，從實體的置身轉化為虛擬的替身。
不只是運動變質，藝術工作者的生活（如許雅舒自身）也有所變化，如片中提到原本的補助不再適用，談好於鹿特丹的表演也被順延，手上今年的項目通通告吹，無彈性的政府補助幫助不了藝術工作者的困境，遠端開會／上課／取暖也逐漸成為一種常態。這些來自疫情後的日常生活，都蒐羅於《日常》中，而許雅舒也將「疫情」一詞拆解，並讓疫情擴延為複數，讓每個疫症都成為一個獨特的時代斷點、事件的分水嶺，進而比較前後的異常——即以（過去）「正常」的基準點進行比對。
首先，其英文片名「Decameron」，便是出自喬凡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的經典著作《十日談》（The Decameron）。《十日談》以歐洲中世紀著名的黑死症為背景創作的故事，14世紀中葉，黑死病開始於歐洲肆虐，薄伽丘則在西元1350年（疫情蔓延過後）開始撰寫此書，故事以躲避疫症的七女三男為主要角色，他們為打發面對疫情期間與世隔絕的無聊生活，在十日內輪流述說故事。
「疫症」不只是一種疾病性的傳染，如《十日談》中引述19世紀德國歷史學家尼布爾（Barthold Georg Niebuhr）的言論：「瘟疫不只是殺人，它還使殺不死的人道德淪喪，瘟疫蔓延的時代，總是人類獸性和惡魔的一面佔上風的時候。」《十日談》不僅是文學領域中重要的歷史記載，記錄該時人們對疾病的描繪，它也提出疫症將作為重新審視社會的切入點，看見人性的醜惡如何因而顯現——這是《日常》的第一種疫症。
許雅舒所指涉的「疫情」，並非僅指向COVID-19的一種疫情，她的「疫症」具有數例多元的意義。當片中文獻一一細數香港過去所對抗的「疫症」——如引用《1894-1895年屬意香港的衛生狀況、政府政策與華洋關係》提及1894年香港發生的嚴重鼠疫（起因為降雨量不足，雨水不足不能沖刷污漬），鼠疫期間華人的死亡率是95.88%，遠高於印度人、日本人、歐洲人。為消滅鼠疫，港英政府唯一達到成效的政策是「洗太平地」。引文續寫：「在殖民地政府的高壓統治下，政府集絕對權力於一身，港督更享有極權，可自行制定法案及處理危機，由此而衍生的種種政策為當時的華人及民生，帶來了極其負面的影響。」
（1947-1957年任第22任香港總督）葛量洪：「在殖民地裡，總督的權威僅次於上帝。
如今港區《國安法》的塵埃落定，港人不能再有歧異意見，只能衷心愛國愛黨，所有意圖煽動分裂國家統一之滋事者，都將視為叛國份子。前有1894年的鼠疫，2002-2003年的SARS（《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二十三條，五十萬港人參與七一遊行，反對立法），2020年的香港何不是一次迎來了兩種疫症（COVID之疫、中國之疫）？對照在昔日港英政府殖民下，認為殖民地需接受來自殖民者的極權管制，如此一看，1997年的香港或許不再是一個（對等的）回歸〔沒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沒有一國兩制〕，而只是再一次地被（中國）殖民。
於此，當（無法根治的）疫情的發生最終會產生一種不可逆的變質，把原本在軌道上的正常偏離成一種失常，但卻因各種來自權威者的「矯正」與「修正」下，將失常形塑成「不復返的正常」。許雅舒巧妙將疫症的入侵感染，連結起殖民者對殖民地的逐步權威掌控。自1997年回歸後，所謂的「五十年不變」，還不到五十年一切已面目全非，用一條一條「不可說不」的高壓政策，將香港改造為（殖民政府）他們心中的形狀。這何然，不是一場持續廿載且不會停止的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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