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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ny/當代香港三級片《理大圍城》:直擊恐懼,留存歷史的證據

《理大圍城》劇照。 圖/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理大圍城》劇照。 圖/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在極權國家,人想自由及有尊嚴地活著,就必然有反抗,也必然有悲劇。理大事件是香港一道癒合的傷口,也是香港歷史重要的一頁。盼望終有一天電影能除去格仔(馬賽克),讓每一雙勇敢、捍衛著自由的眼神都能被看見。當極權政府企圖扭曲我們的歷史,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去還原、記住和傳遞下去。

這是《理大圍城》榮獲阿姆斯特丹紀錄片影展(IDFA)最佳剪接獎的得獎感言。當香港紀錄片工作者拼湊那片送至電檢處審核,卻被剪碎而回的DVD,一片代表著「自由」的光碟,已被極權體制踐踏得支離破碎。當歷史必須假於他人之口,昔日的「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也成為空話,這群紀錄片工作者不畏強權,選擇為自己發聲,通過最純樸的影像,直擊真實與恐懼,為香港留存歷史證據。

2019年11月中,香港校園發生各式衝突事件,先是於香港中文大學的二號橋對峙,黎明、破曉、晨曦、曙光、旭日連五日行動,隨後即是香港理工大學的圍城事件,事件的本身也正是電影《理大圍城》所聚焦的主題。然而,這部如此香港在地的「香港電影」,試圖在本地上映卻受阻不斷,縱然受到多重阻礙,這群「香港紀錄片工作者」仍努力將他們的影像於世界遍地開花。而此片,也榮膺2021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的開幕片。

城內城外的雙重恐懼

對於整場運動而言,《理大圍城》所提供的時間點僅屬於整場事件的「片段」,它並無向觀眾解釋衝突的起源——始自11月11日的「三罷」(罷工、罷課、罷市)行動,因示威者為躲避追捕進入理大校園,警察未取得校方同意,遂而向校園發射催淚彈,校方也在情況危急下宣布緊急停課。

影片的開始,已是道路兩端的對峙,學生播著〈Fuck the Popo〉和〈肥媽有話兒〉鼓舞士氣,另一方的警察也以〈四面楚歌〉、〈十面埋伏〉等歌,不甘示弱地隔空反擊勸降。在此之後,即是長達十天以上的理大困獸鬥。

看似只是捕捉事件中的過程與群像,但《理大圍城》卻單非新聞紀實影像如此簡單。影片省去了前因後果的贅述,專注聚焦手足的衝鋒與決策,從而鮮明對比出圍城之內的困窘。

影像中透露著運動者已受困多日、瀕臨瓦解的身心,外部攻防的膠著,內部決策的分歧,資訊流通不對等,再加上糧食的日漸缺乏,連日吸入催淚彈的有毒氣體。身在城牆外的我們,僅能獲取的是一則則來自圍城裡面的求救訊息,言語中盡是感受到以身體之軀坐困愁城的鬱結,這些都是在外圍的旁觀者,始終無法心領的急迫與無奈。

而《理大圍城》便是帶領觀眾重回2019年11月,作為已知悉事件輪廓下的我們,再次身臨當時現場。當群火燃燒、煙霧四起,校內的畢業典禮布條,如今看來實為諷刺,透過坐在漆黑戲院裡的近一個半小時,陪同抗爭者們體會那圍城之外的「人為恐懼」。

《理大圍城》劇照。 圖/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理大圍城》劇照。 圖/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理大圍城》劇照。 圖/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理大圍城》劇照。 圖/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崩蹋殆盡的「信任」圍牆

《理大圍城》所具備的「困難」,不單純只有整場運動發展的焦急與限縮,對於拍攝者而言,這群影像被記錄的難度,是來自於他們將自身的性命擺於前線。當觀眾震懾為何攝影機可如此近距離拍攝警民衝突,斗膽直接與警察並肩而行,但看似有所保障的「新聞自由」,其實並不如眾人想像的安全無虞。

在此之前,關於媒體的「第四權」早已於香港掀起不小的爭論,記者不斷受到來自警察的挑釁,甚至亦將槍口對向手持攝影機的紀錄者們。當我們猶記因警察的橡膠子彈,而導致右眼失明的印尼女記者,警察在搜捕過程中亦阻止記者拍攝,也陸續有記者因此被捕。即使有「黃背心」與頭盔的辨識,「新聞自由」在香港似乎也早已名存實亡,情況更比2014年的雨傘運動嚴峻許多。

然而從影片來看,觀眾不會知悉素材中有多少來自記者的拍攝,多少來自於抗爭者的親身實錄,但這些真切的在場視角,更反映出人人皆記者,且願意直面恐懼的游擊式紀錄時代。

從始至終,這群學生所堅持的到底是什麼?這或許是觀眾看完此片的疑惑。對比五年前的雨傘運動,當決策模式從「有大台」演變成「無大台」,已沒有人可以決定任何人的去留,與運動的退場解散。「他有證據,就直接進來抓你了,根本不需要你自首。」當學生紛紛選擇離開,樓梯上躊躇的兩名同學,一邊與大隊漸遠,一邊聽著留守學生的勸言,這樣的兩難,儼然是社會運動的縮影。

有些人決定不再受身心所苦,選擇逃脫這場困獸之鬥,但這群堅守在校內的人依然選擇反抗,不願向體制低頭,當他們決定踏上前線的那一刻,就清楚自己將難逃法律責任。

當信任的圍牆已瓦解,示威者所不相信的,是來自外部的句句「承諾」。這邊,西裝筆挺的校長走入校內勸學生投降離開;另一邊,記者和醫療人員卻坐地綁手、被禁止救援。示威者不再相信口中稱他們為「曱甴」(蟑螂)的警察所釋出的「善意」,也不再搭上聲稱開往何處的巴士,更不相信出去後將平安無事。仿若,圍牆內的校園,是他們心中最後一塊能捍衛的淨土。

「為什麼我們還在這裡?因為我們沒有能力攻出去。」理大圍城,始終貴在「圍」一字。因為「圍」,觀眾也才意識到,原來回家的路途是如此坎坷;即使成功逃脫,這群手無寸鐵的學生,出去面對仍是荷槍實彈的警察們。

他們深知自己必須「被動」地倚靠外援,縱使耗費巨大心力突圍,五百公尺、一公里卻仍是一個遙不可及的距離,那些出現在虛構電影中走地下水道的逃亡情節,也沒想過有一天竟會在現實生活中上演。但他們知道唯有渡過「恐懼」,才有重見天日的可能,這必然是一條艱難的道路,卻是這群抗爭者當下「唯一」的選擇。

《理大圍城》劇照。 圖/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理大圍城》劇照。 圖/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理大圍城》劇照。 圖/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理大圍城》劇照。 圖/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以香港之力,留存歷史的證據

儘管理大事件落幕,受到疫情影響,抗爭活動也迫而休止。但即便引起運動爭端的《逃犯條例修訂草案》被撤回,中國仍於2020年6月30日強行通過「香港國安法」。《理大圍城》之後,影像中出現的許智峯議員,早已宣布流亡海外;中大校方與新當選的學生會「朔夜」內閣切割,暫停提供校內資源,祭出必要的停學處分。

另一方面,該時理大的參與學生,也陸續以暴動罪遭到清算;47位民主派人士,在2021年2月28日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收押,進行不眠不休的法庭審議。

《理大圍城》所面對的棘手遭遇,清晰反映極權下政治和藝術的界線。該片先是在送審階段,被電檢處要求須加上「根據現行法例可能會構成刑事罪行」及「部份內容或評論亦可能未獲證實或有誤導成份」等警告字句,電影分級更被評為「第三級」,禁止18歲以下青少年觀看(殊不知,電影中早有不到18歲的示威者)。

2021年,《理大圍城》獲選為香港評論學會年度最佳影片,正當學會要於新開幕的高先電影院舉行得獎影片放映。售票當天,即被左派報章《文匯報》、《大公報》聯手攻擊,稱該片散播「仇視國家情緒」,也針對高先電影創辦人曾麗芬,貼上支持「港獨」標籤,放映從而被迫喊停。

進一步地,它們亦將矛頭指向發行此片的發行商「影意志」,更起底提供藝文發展補助的香港藝術發展局,聲稱它們以「民主」之名義吸金,美化暴力行為。藝術發展局對此發表聲明稱:「在現行法例下被確定為鼓吹港獨、推翻政府,本局可以行使暫緩、調整及停止該獲資助藝團於該資助年度的資助撥款的權利。」更不用說將於年底開幕的M+博物館,也在近日被控收藏艾未未作品,有違反國安法之嫌;被視為自由之聲的「鏗鏘集」,亦一次又一次地抽換內容、撤換立場對立的主持人。

「香港紀錄片工作者」不以個人名義,而是以「香港人」的眼睛,撿拾這些影像碎片,為這座心愛的城市留下最珍貴的紀錄。當被記錄的影像成為了證據,它不為任何一方開脫,也拒絕成為另一方的一言堂說詞。我們終究只相信我們親眼所見,攝影機不會說謊,歷史亦不會被抹滅。香港紀錄片工作者奉獻己身之力對抗遺忘,讓全世界聽見他們眾志成城的香港之聲。正如他們榮獲香港評論學會最佳影片的感言

當紅牆迫近,我們每一個都是被困者,我們更加要守住自己的腳步,可以的時候盡力向前,保持憤怒,裂縫總有破開的一日。紀錄片是香港電影的一部分,在香港拍紀錄片,從來不容易,但堅持的人仍然有很多,希望大家繼續支持香港電影。

  • 文:Pony,1995年生,熱愛香港的台北人,著有PONY WORLD粉專與部落格。曾任金馬影展第三屆亞洲電影觀察團,樂於撰寫影評及人物專訪,希望能以文字記錄一切自我觀察。現為台灣影評人協會理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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