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昺崙／我島與我城，我們站在彼此這邊：讀《時間也許從不站在我們這邊》
《時間也許從不站在我們這邊》是春山出版社的新書，作者鍾耀華，香港人，自小元朗長大，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及公共行政系。鍾耀華在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又稱佔領中環運動）之時，擔任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即大學聯合學生會）非常務祕書，與學民思潮等團體共同發起罷課、重奪公民廣場及佔領中環等行動。
傘運結束後，鍾耀華曾經任職於《端傳媒》，接著在元朗與伙伴葉泳琳開設書店「生活書社」，實踐「生活就是社運」哲學。2019年，鍾耀華遭到法院判刑徒刑八個月，緩刑兩年，也是媒體稱「佔中九子」的其中一人。《時間也許從不站在我們這邊》為鍾耀華自2016年以來，曾刊登或未刊登的文章集結，包括零星的詩歌及小說。時序直到2020年，「反送中」運動結束之後。
但台灣站在你們這邊
我在看書之前，先翻閱了鍾耀華的個人簡介。原本預期看到猶如運動文告那樣激情及熱血的文字，但意外地，鍾耀華的文章非常感性內斂，甚至近乎哀愁的筆觸（但又未至絕望），寫盡六年間個人生命政治與香港局勢之浮沉。
書中有一篇文章〈多餘的話〉，標題由來是共產黨領導人瞿秋白於1935年遭國民黨逮捕、在槍決之前所寫的同名文章。內容為瞿秋白對自己人生的反思，自陳走上這條路是意外，他對於馬列主義也沒有什麼太多的認識，乃是一篇在臨終前對於革命、對於個人生命最真誠的自白，即是瞿秋白死前的精神昇華。
鍾耀華在寫〈多餘的話〉的同時，人生同樣低潮，當時他遭媒體裁員，一方面也面臨雨傘運動的官司纏身，因此他脫去「社運要角」的光環，重新省思自我與運動的關係：
這次被告對我來說有什麼影響。比我付出更多，犧牲更大的人比比皆是，他們有的已受牢獄之災，有的還苦於審判過程之中，大部分都沒有被公眾注視與支持。
這是激情退去之後，沉澱之下的話語。
但我看到的，也許是創傷。我意外發現，我自身的經歷與作者如此雷同，如同台灣與香港那樣歷史交會錯結。我曾經參與2014年的三一八運動，因為在當年3月23日當晚，拿著擴音器在行政院前，呼籲群眾佔領行政院，因此與作者一樣都被以「煽惑罪」起訴，於2020年被求處三個月有期徒刑定讞（沒有緩刑但可易科罰金）。
在審判的過程中，雖然台灣的氣氛較為和緩，法庭也對被告較為友善，但我們確實看到整起運動被定調為「學運」，媒體追逐著幾名有光環的核心人物，有許多基層的、年長的被告，在運動期間，是如何捨身對抗國家機器，想為年輕人開出一條比較好走的路。他們很多人被判「妨礙公務罪」，因為檢警提出具體的證據，不像我們運動核心可以用「公民抗命」來辯駁，所以幾乎都被求處二到四個月徒刑定讞。
運動之後，原本應該讓所有運動參與者來對話，修補過程中的創傷。但因為立即面臨司法審判，涉及太多刑事上敏感證據，導致所有的對話中斷。我們無法公開談論運動當時的決策，人們各自扮演的角色、位置、心理壓力，我們被迫扮演了媒體要我們成為的樣子——媒體說我們是太陽花學運，我們就要是太陽花學運，甚至最後還自己舉起向日葵，成為了自己原先無法想像的那個樣子。
這是媒體上看不到的失落，這也是國族英雄敘事下，不需要存在的「運動傷害」，但我們能懂。所以縱然「時間也許從不站在我們這邊」，但我們會站在你們這一邊，我們可以感受到相同的破碎。
我島與我城
另外，透過閱讀鍾耀華，我們也能找到台港兩地百年的歷史錯結。
做為台灣人，對於香港的表層是熟悉的，亦如九〇年代第四台不間斷播送的周星馳電影，我們對於香港的消費型文化，似乎如數家珍；但在更深的文化思想部分，理解卻非常淺薄。例如在傘運前，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推出「香港民族．命運自決」專號，隨後《學苑》編輯又邀請練乙錚、孔誥烽、徐承恩、吳叡人等北美、港台學者，就同一主題撰文，思索雄辯城邦未來，並結集成《香港民族論》出版。
當時我們一些台灣學生，興奮地託人自香港帶回《香港民族論》，囫圇看完後，對於當時香港思想之開闊昂揚，驚訝不已，仿若美洲殖民地初見《常識》小冊，或如台灣大眾於1920年代第一次見到《台灣民報》那樣熱血沸騰。我必須承認，會有那樣的詫異，代表了我對於香港文化的偏食與無知。於是在傘運後，我開始熱切尋找香港相關的書籍，發現香港與台灣在戰後命運曾有過多次交會，兩地歷史錯結在威權與民主、殖民與獨立當中。
台灣與香港原本都是漢藏語系與南島語系文化交混之處，神州大陸的邊陲之地，所以1842年香港割讓給了英國，1895年台灣割讓給了日本。在殖民地時期，兩地都是由殖民性與現代性混成的社會，雖然受制於殖民母國，但也意外迎來了全面的現代化，透過帝國接觸了啟蒙思想。
二戰結束至國共內戰之後，中國由共產黨統治，台灣落入蔣介石的專政之下，香港則繼續維持英國殖民，因而保有漢語世界當中，難能可貴的自由思想。許多無法忍受國共威權的知識分子紛紛渡港，以此地做為自由世界的中介（在台灣被封禁的作家郭良蕙，在香港反而受到歡迎）。但國共各方仍透過「雙十暴動」（1956）及「六七暴動」（1967）等事件，企圖左右香港政治。
這也是為什麼台灣人對於香港的消費文化如此熟悉，卻對香港政治思想完全陌生的原因。台港過去交流，是刻意排除政治因素的，國民黨並不願意看見馬列主義與自由主義透過香港傳來台灣（連金庸《天龍八部》都曾經遭到查禁）。
台港政治真正關鍵發生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當時香港人因為理解到未來即將回歸中國統治，因此港人大力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甚至在事件之後，還發起「黃雀行動」祕密救援中國民運人士。
在台灣這邊，天安門事件引發了朝野關注，各大媒體同聲譴責中國暴行，台北「中正紀念堂」廣場也聚集不少群眾，合唱〈龍的傳人〉聲援民運。隔年，一群大學生重回廣場，發起「野百合學運」，國民黨憚於天安門事件餘波，沒有立即驅散學生，時任總統李登輝也決定與學生軟性溝通，召開國是會議，開啟了台灣往後30年的民主改革之路。
我們站在彼此這邊
天安門事件日後徹底改變了兩岸三地民主自由的走向，香港在尚未推動雙普選制度下就回歸中國，自由空間日趨壓縮；而台灣則在1996年選出第一任民選總統，確保台灣地位能由台灣人自己決定，言論自由也獲得充分保障。
而到了2014年，台灣人民反對與中國簽署《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台北發起三一八運動，佔領立法院及短暫攻入行政院，這場運動也間接啟發香港的佔領中環運動。在面對中國霸權的地緣政治下，台灣與香港的命運再度彼此呼應。
我們回看鍾耀華的文字，感性剖析香港人面臨的處境，台灣人何嘗沒有共感？我城與我島兩地之間相同因緣太多，但我們互相理解的機會太少。我們同樣都經歷了民主與國家認同的劇烈震盪，也曾在運動現場對抗國家暴力以至於破碎失落，正在努力重新拼回一個個完整真實的「人」，重新書寫自我，甚至書寫傷害。
我們需要更多時間來擁抱。我們站在彼此這邊。
- 文：江昺崙，住在台南的台灣文學工作者，曾經參加三一八運動，因佔領行政院事件「煽惑他人犯罪」遭到判刑三個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