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柏儀／私校學費補助是選前「大撒幣」？重思高教經費的政府責任

（※ 文：林柏儀，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

日前行政院突然宣布，政府將提出經費補助我國私立大專院校學生學費每年至少3.5萬，以促進教育平權，引起各方熱議。

表象上來看，這是一個是否該由政府減輕大學生學費壓力的議題。但往更深一層探討，它背後真正的爭論是，我國的高等教育經費，究竟是該更由政府公共承擔，還是要更由學生私人承擔？換言之，在當今的時空環境中，台灣高等教育是該更走向「公共化」，還是「私有化」？

台灣高教長期落空的政府責任

毋庸諱言，台灣高等教育的各種問題，長期以來至少有一半以上和經費不足有關。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去年即曾發佈研究報告揭露，台灣政府常態補助公私立大學的教育經費，僅佔我國GDP0.39%（含競爭型經費也仍不到0.5%），不但與OECD國家平均達1%相比落差極大，且若和OECD各國相比竟是「倒數第一」。

從現象看，近年來各大專校院「教師員額凍結，生師比逐年惡化」、「六成私校兼任教師鐘點費三十年未調整」、「大量進用兼任教師以取代專任教師聘任」、「為規避勞健保費用謊稱學生助理是『學習型』」等種種亂象，無一不和大學缺乏充裕穩定經費有關，再加上政府放任學校各行其是以「自負盈虧」所致。

回顧整體台灣高教發展歷史，自1960年代鼓勵私人興學設立專科學校，再到1990年代容許浮濫私立專科升格改制為科技大學，輕忽政府責任可見一斑。結果我國迄今大專院校竟只有三成多容量為公立大學，而多達六成以上為私立大學，這與各國相較都相當罕見。而且其中這些私校辦學經費來自政府僅約兩成，而有超過六成是倚靠收取學雜費營運，導致私校辦學經費相較公校往往不足，生師比與軟硬體受限，且生源一減少學校就經費赤字，種種辦學亂象立刻叢生。

此種政府資源不足又不均的狀況，進一步還向前造成中學生至今仍需為爭取公立升學機會強烈競爭，否則就得接受學費較貴、品質又受限的私立大專環境，使得「中學教育正常化」遭遇結構性困難。向後則導致諸多新世代背負學貸走入社會，加劇青年貧窮化處境。

「大學沒錢」的出路為何？

問題是，長期以來面對「大學沒錢」的問題，主導高教政策輿論的各大校長們所主張的出路，卻往往是導向要求「調漲學雜費」，而不是追究上述的政府失責。

先不論他們口中說的「台灣大學學費太便宜」往往有違現實（實際上，台灣的大學學雜費在全世界前一百個主要國家中，排名第24名昂貴，若以購買力平準，排名高提升為第14名昂貴。可參考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2019年對此發佈的研究報告。）

開放調漲學費將使既有學生及家長經濟負擔加重，並且得累積更多學貸，或造成更多學生得忙於打工無心於課業壓力的狀況，結果導致階級背景對教育機會的影響更惡化，絕非施政上的進步選項。

何況，開放調漲學雜費其實往往不會改善教育經費不足。

調漲學費毫無改善前述我國政府補助高教經費「倒數第一名」的事實，而且經驗上更容易促使政府傾向擴大學費收取來替代政府補助，而無助整體辦學經費增加（例如英國於2009年金融危機後開放各大學學費可漲三倍，同時政府就等比大幅縮水大學經費補助，導致英國整體高教經費與品質並未改善）。

一旦政策輿論聚焦在今年學費要漲多少？哪間學校哪個科系可收多少？畢業生收入多高、學費是否「划算」？它還會掩蓋掉政府在高教經費上的公共責任，只導向是否該繼續容許漲學費以解決問題。

然而，從大學校長、報章雜誌、政治人物到部分教育團體，情緒勒索地宣稱「再不給大學漲學費是害死台灣高教」，但從來沒有理性討論過，高教經費不足，為什麼不是要求政府多出錢？我國政府與各國相較，真有盡到責任嗎？以及我國GDP近來大幅增長，難道沒能力以合理稅收充實財政以挹注回饋高等教育嗎？

補貼學費反映的責任翻轉

諷刺的是，這些不易出現的討論，是直到了這一次在選舉前，政府一反過去與校長們唱和的論調，彷彿幡然悔悟般地，主動拋出他們將補助七十萬名私立大專校院學生的學雜費，甚至從原本預定補助2.5萬又突然增加為3.5萬，而且還能在隔年2月前就實施。

這時各界才驚覺，原來我國政府有能力增加挹注高教經費，而且也可以這麼做來改善高教經費結構。只是這從來不是我國政府三十多年來面對反高學費運動、教育公共化倡議、私校師生權益問題時，有過的回應說詞。

毋庸置疑，拋出此補助政策的執政者，背後未必有真誠的高教公共化思想為基礎。畢竟如果有，也不會拖到這個時候才突然推動，而要推動也可以及早提出完整的擴大補助藍圖，降低「選前撒幣」的批評。

但執政者施政動機為何是一回事，高教經費結構該如何調整，以及社會大眾能否從此根本扭轉對高教經費來源的想像，是更重要的另一回事。如果能透過這次的爭議歷程，讓更多大眾認清我國高教的問題確實存在政府挹注不足的歷史錯誤，且應該改正朝向高教公共化的方向，我國高教的未來還大有可為。

回頭來看，主張高教公共化的呼聲，固然受困於台灣主流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的長期右傾，在政策意見與主流媒體上總是相形勢單力薄。但因為公共化方向合乎廣大社會大眾的基本利益，客觀上也已是當前國家能力的可行選項，它還是有機會在選舉政治過程露出曙光。

是故，此刻我們更需要公民社會站在社會大眾利益的角度，客觀檢討我國高教長期政府責任不足的事實，積極倡議與要求高教公共化的未來出路。讓可能一時的選前角力，成為長期的政策發展方向。

舉例而言，台灣2023年GDP預估約為七千九百億美元，約二十四兆新臺幣，故現行補助方案預估補助兩百一十億，僅將使政府補助高等教育佔GDP增加0.08%，上升為0.5%至0.6%。

若真正能夠逐年增加，以比照OECD國家政府補助高教經費平均達GDP的1%為目標，甚至將可以再讓我國高教增加約一千億的政府補助。光以2023年的GDP規模，這數額不但就可讓全體公私立大專校院「免學費」，而且還夠給學校現行的經費補助再增加三成。

高教經費大幅由政府承擔，屆時我國公私立大學也因此可以降低生師比，比照中小學以小班化因應少子化衝擊。而各大學在政府經費支持下也沒有動機降低學業標準或浮濫招生，可以回歸到正常辦學的本質。我們對內對外可以揚眉吐氣，表示我們已經進步到有能力讓高等教育免學費，能滿足所有通過基本學力門檻，有意向學的本土或國際學生前來共學。

或許，這次私校學費補助措施，帶給社會最大的正面啟示在於，我國高等教育或各類社會制度要大規模改善，絕非不可能。我國的經濟與國家能力已經可以邁入一個真正現代化的制度階段，而只有待我們共同來訴求與擘劃，要求政府承擔起各方面應有的公共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