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晢／香港抗爭史再詮釋：不只記錄街頭的《憂鬱之島》與《野草不盡》
如果說2014年雨傘運動時的香港紀錄片工作者，多少是為了幫助社會運動獲得更多香港人的關注與支持才扛著攝影機走上街頭，那麼今日的他們面對反送中運動後頒布的《國安法》、新版《電影檢查條例》，當作品必定無緣在香港放映、街頭抗爭遙遙無期，這群人究竟是帶著怎樣的使命，無懼「分裂國家」的罪名，繼續拍攝下去？
今年入選TIDF「亞洲視野競賽」的《憂鬱之島》和另一部放映作品《野草不盡》，或許可以被視為兩種不一樣的初步回應。
《憂鬱之島》為傘運紀錄片《亂世備忘》的導演陳梓桓所執導，他於2017年起，開始籌備拍攝從1967年起的三段香港歷史，而後反送中運動爆發，便結合紀實影像與歷史重現，透過回望過去反思當下。
《野草不盡》則來自新導演黃靖凝，她跟隨兩位選擇於運動後移居英國的香港人，展現他們複雜的抉擇與矛盾的心情。無論是虛實交錯或跟拍人物，兩部作品所呈現的，是社運紀錄片的功能從不限於「記錄」街頭，它可以破除二元化的討論、呈現運動者心理，甚至重構史觀、重建認同。
「重演」香港歷史的相互辯證
你害怕二十年後你會失去信念嗎？
上述引文是在《憂鬱之島》的首頁上，寫著導演陳梓桓的一句話。在傘後的消沉中，陳梓桓將鏡頭瞄準曾因六七暴動被捕的石中英、於文革期間逃難來港的陳克治夫婦、八九民運時的學生代表林耀強，試圖以他們的遺忘／未遺忘，回應當今香港人的徬徨，也為今日的香港抗爭，重新回溯可能的歷史淵源1、2。
然而，本片並非以採訪三位當事人為主、時而搭配重現的歷史畫面如此簡單，陳梓桓找來扮演數十年前的被攝者的演員們，也都是於2019年後投身於反送中運動的年輕示威者。他們帶著臨摹自當年照片中的妝容接受訪談，也與當事人分享彼此經驗，甚至在演出時投入自身感受。搭配三個上世代的人如今在參與抗爭或紀念歷史上所做的努力，陳梓桓似乎呈現了歷史記憶難以被輕易抹去、人的信念仍堅毅不拔，而過去的樣貌甚至可能成長、變形，藏在當今社會的不同切面裡。
形式上，《憂鬱之島》則頻頻打破第四道牆，在紀實與虛構間來回穿梭，賦予了上述回應更多的深度與不確定性。在重現文革時中國農村的拍攝現場，年輕演員高喊「毛主席萬歲！」後詢問片場的陳克治「當時的氣氛是這樣嗎？」卻被回覆「沒有這麼激烈」，澄清歷史重現片段的虛構成分。
當2019年的浸大學生會會長方仲賢模仿著1989年學生代表林耀強的受訪片段，陳梓桓走入鏡頭，不只重播當時的影像紀錄給演員看，也要他放入自身的社運經歷；當演員模擬著當時受英國政府審問的石中英堅定展現自己的中國認同，在喊卡後立即接受導演訪問的他，卻跳回自己的身份說「我是香港人」，反對中國並非無理，過去與今日顯然難以全然類比。
打破身分二元對立的疆界
如此具反身性的意識，使得《憂鬱之島》作為一部旨在重構香港人史觀的作品，不至淪為扁平單一的政治鴉片，而有更多討論空間，與並未明說的批判。電影裡，如今擔任律師為佔中九子辯護的林耀強年復一年地參與六四燭光晚會，當會場成了反送中運動的重要戰場，充斥著「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與〈願榮光歸香港〉的歌聲，他與當年同伴堅持喊了幾聲支聯會的「平反八九民運」口號，顯得格格不入。
在城市的另一頭，積極出資製作六七暴動電影的石中英，卻也對中國政府的冷漠頗有微詞，曖昧地聆聽著其他六七前輩強調自己將誓死捍衛中國主權、趕出反共亂港人士的發言。《憂鬱之島》超越了「藍絲／黃絲」、「中國人／香港人」的二元劃分，對於「重新詮釋歷史以服務政治目的」這件事，無論是將六四晚會化為抗中戰場、將六七暴動類比今日社運、以抗英故事形塑中國認同，以及片中欲打造「香港人版本」歷史的年輕抗爭者——當然還有鏡頭背後的導演——在歷史／政治的面向上並無不同。
然而，正因為《憂鬱之島》的自我揭露，陳梓桓將選擇權下放給觀眾，他向我們展現歷史知識的政治鬥爭，同時又帶著自身的歷史詮釋投身其中，這樣傅柯式3的創作姿態，使得香港的抗爭紀錄片達到了截然不同的高度。
《野草不盡》作為《憂鬱之島》的註腳
形式上沒那麼複雜的《野草不盡》，或許正適合作為《憂鬱之島》的補充說明。
當後者試圖挖掘過去在今日所殘留的作用痕跡，前者拍下那些選擇向前進而離開香港的人，數十年後他們身在何處、能否記憶與被記憶，卻是未知。《野草不盡》分別拍攝一位舉家遷英的新手爸爸與一位赴英留學的大學生，透過記錄他們離港前後與朋友的酒後真言、日常生活，黃靖凝跳脫了不是離散流亡就是背叛家鄉的正反評價，讓我們逐步挖掘兩位被攝者的真實心境。
乍看之下，Chun Fai Wang是為了未來發展而選擇移居更穩定的國家，然而赴英後面對育兒壓力、求職碰壁，逐漸坦露他是因為最私密、最感性的自我認同而不得不與香港「離婚」；Tiga在香港時堅定地向同學表示自己離國深造後再回饋香港的計畫，卻也自我懷疑這樣是否拋下手足。就連看似能夠暫時給出回答的倫敦集會遊行，也因為斯里蘭卡與奈及利亞的處境而動搖了最後一絲樂觀——或許「Be Water」終究只是自我安慰，下一個五十年後，又有多少人能不被改變？
也許《野草不盡》礙於篇幅與題材無法回答的問題，在陳梓桓眼裡不是那麼重要。在《憂鬱之島》的最後一章，電影不再重現上個世紀的歷史動盪，而是重演了甫宣判罪成的佔中九子案，2014年的雨傘運動在法庭中已成為歷史、被陳梓桓再現的法庭場景也是歷史，當下即是歷史。
就算街頭的抗爭標語已經被塗抹，然而透過攝影機，我們都看得出來那些殘膠曾是一整牆的黃黑色系海報、四乘二的橫排大字的除了那兩句話不會是其它。片末，當一個個被逮捕、被控告、被監禁的抗爭者靜靜地直視鏡頭，我想陳梓桓與其他香港電影工作者已無需再自問「為什麼要拍？」、「要拍什麼？」——單單是那不被暴政所允許的拍攝本身，即是一次次作為香港人記錄歷史的使命實踐。
（※ 第13屆TIDF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將於2022年5月6日至5月15日在國家影視聽中心、台北京站威秀影城、光點華山電影館、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盛大展映，完整資訊詳參放映場次表。）
- 獨媒報導，2020年6月12日，〈【專訪】反送中紀錄片 《憂鬱之島》 導演陳梓桓：反抗政權給我們的「未來」（上）〉。
- 台大學生會文化部，2019年12月17日（原文發布日期），〈「今日香港，昨日____」影展開幕片《亂世備忘》映後記錄〉。
- 「歷史帶給我們這樣的觀點：我們處於戰爭之中，而且我們通過歷史進行戰爭。」引自Foucault, Michel著；錢翰、陳曉徑譯，2018，《必須保衛社會》。第1版，上海：上海人民。 頁1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