棺木上的三根釘子：好萊塢傳統歌舞片的最後輓歌（上）
上個月的金馬奇幻影展期間，友人相約前往觀賞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主演的《我愛紅娘》（Hello, Dolly!），由於以往在國外影展曾看過三、四遍70毫米、弧形大銀幕的roadshow放映，婉謝了邀約，選擇在家裡聆賞這張氣派無比的電影原聲帶，聽史翠珊和傳奇樂人路易斯阿姆斯壯（Louis Armstrong）動人的對唱，回想在那碩大無朋的弧形銀幕上，兩人同框的絕美畫面。
影史上有三部奇片，曾被冠上所謂的好萊塢傳統歌舞鉅片之「棺材上的最後三根釘子」，三部都是由最近因迪士尼併購案受到全球影迷高度注意的二十世紀福斯公司出品——《杜立德醫生》（Dr. Dolittle）、《星星星》（Star!），還有就是《我愛紅娘》。
時代浪潮的轉變
歌舞片是好萊塢每次出現硬體和技術的重要革新時，必然有機會大顯身手的重要類型。從最早期的「有聲」、與之幾乎同時的「彩色」，到後來的「闊銀幕」（以及roadshow大電影）。1950年代初期曾一度大行其道的3D立體電影，也留下重要的歌舞片代表作《刁蠻公主》（Kiss Me Kate）。
此外，即便近年流行的IMAX 3D多半挾著超級英雄漫畫電影風魔全球，不少歌壇巨星的演唱會實況卻也採用了3D拍攝方式紀錄下來，剪輯成IMAX電影上映。歌舞片這種獨特的類型，其本身內蘊的視覺和聽覺潛力，正是令它能夠展現無比能量的最高價值。
1960年代後期，好萊塢片廠制度逐漸瓦解，歌舞片這種窮極燒錢的類型也愈來愈難拍，更難拍得好。它本來就是一種投資極高，一但「中了」回收也極大的高強度賭注。然而整個時代、整個社會，加上流行音樂產業，還有滋養這種電影類型最重要的百老匯音樂劇場，一切的一切，都在急速變化。
▲ 《我愛紅娘》預告片。
傳統的大型歌舞片門檻又高——最受歡迎的百老匯音樂劇版權價碼所費不貲，頭牌巨星、頭牌作曲家、大編舞家、大導演，加上服裝、布景、舞群——以往大片廠可能有足夠的人力與物力資源支持，一旦片廠制度崩潰，則每個部門都可能出現難以想像的巨額開支。
換句話說，大型歌舞片在面對整個社會的變化浪潮時，它的反應時間極慢。筆者曾經用「遲步徐行、瀕臨絕種的大白象」來形容它的應變能力。同樣是具有「千人糕」特性的娛樂產業，百老匯劇場對此的應變就遠遠走在電影之前，它甚至吸收了電影的視覺敘事技巧——溶接、跳接、特寫等等，並從單純的寫實或夢幻解放出來，成為各種色澤都能同時展現的萬花錦繡。
反觀電影，由於投資過大，面對的觀眾群又極廣，以致公司高層多半採取比較保守的態度在面對題材的選擇、內容的呈現，創作者可供發揮的空間也在這種近乎於「媚俗」的考量前提下，受到不少的擠壓。
於是，大型歌舞片在1950年代，乘著「彩色弧型闊銀幕」的氣勢登上巔峰，並隨著roadshow超級大電影的放映儀式撼動全世界：《奧克拉荷馬之戀》（Oklahoma!）、《國王與我》（The King and I）、《天上人間》（Carousel）、《南太平洋》（South Pacific），一部接一部。
來到韶華盛極的1960年代，更有《花鼓歌》（Flower Drum Song）、《音樂世界》（The Music Man），以及連奪奧斯卡10獎的《西城故事》（West Side Story）。如此氣勢延伸到1960年代中期，連續在1964年及1965年公映的《窈窕淑女》（My Fair Lady）、《真善美》（The Sound of Music）將歌舞片推到天頂之最，不但叫好叫座，又囊括包括最佳影片在內的多項奧斯卡獎。
至此之後，大型歌舞片竟面臨了一整段無量下跌的悲慘旅程，雖然有《孤雛淚》（Oliver!）在1960年代後期勉為其難地起死回生，但它更接近迴光返照似的天鵝輓歌。傳統的、老派的、華麗而宏大的歌聲舞影，至此已經被貼上「老掉牙」的標籤。它的觀眾急遽流失，創作團隊在面對手上的電影題材時，也迷失了方向，不知究竟該固守那些逐漸老去的爹媽公婆，還是該迎合青春的、新鮮的「披頭」世代。
▲ 《杜立德醫生》預告片。
百老匯音樂劇翻拍
這樣的進退失據，正是大型歌舞片於此際行將就木的致命原因。正如前文所敘，傳統大型歌舞片的投資極巨，一但「中了」，獲利也甚巨。
曾有不少電影學者據此嗔怪1950年代中後期的超級巨片，因為片廠主張「安全牌」而扼殺了好萊塢本身的創意，將過錯都推到改編翻拍的百老匯音樂劇身上。這種論調說起來還真是貽笑大方。大型歌舞片的拍攝成本節節高升，對電影公司來說，他們勢必得打安全牌才能有一定的經濟保障，而知名、賣座的百老匯音樂劇正是最佳投資。
紐約百老匯音樂劇場自1920年代邁入全盛時期，歷經了經濟大蕭條和有聲電影的正面衝撞，在1940年代初脫胎換骨，成長成熟，史稱「黃金年代」（the golden age）。
這期間的作品在「西進」至好萊塢的過程中，有太多精采的、激進的、銳利的、深刻的內涵和態度，被迫在面對全球電影觀眾的關鍵時刻，被電影公司稀釋、磨去，留下來的往往是缺少利齒、缺少刀鋒的憨厚乖巧、華麗繽紛。
歌聲舞影底下的深層社會控訴與人性省思，已經讓位給了彩色闊幕、立體音響的聲光極致。即便如此，這些作品翻拍成的電影，仍有大部份保持一定的力道和高強度的文化震撼。很多時候，這也是一部大型歌舞片「中」或「不中」的關鍵所在。
被「馴化」了的《窈窕淑女》，依稀就還能見到關於階級、性別，以及人際互動的針鋒相對。票房收益的甜美成績引來的便是華納片廠開拍《鳳宮劫美錄》（Camelot），舞台原典由李察波頓（Richard Burton）和茱莉安德魯斯（Julie Andrews），分飾詼諧逗趣且極具蛞奇「笑」果的亞瑟王與關娜薇皇后，藍眼帥哥勞勃古列（Robert Goulet）以其動人歌聲詮飾圓桌武士藍斯洛特，一炮而紅。
電影版本集合了擦不出火花又一直想跳過早已寫好的台詞、歌詞，進行全方位自由發揮的凡妮莎瑞葛列芙（Vanessa Redgrave）和理察哈里斯（Richard Harris），怪異、慌亂、詭誕的成品，令這部擁有百老匯史上最美音樂之一的著名劇作，成為大而無當、不倫不類的絕種白象。
▲ 《星星星》預告片。
《真善美》更厲害，它的票房收益節節高升，最終擊敗《亂世佳人》寫下的紀錄，「The Sound of Music」成了「The Sound of Money」，福斯片廠野心勃勃，連續推出三部超豪華巨型作品：《杜立德醫生》《星星星》《我愛紅娘》，三部都垮得慘兮兮。
其實《我愛紅娘》賣得不錯，全美年度排名第四名（超過900萬美金），但由於成本實在太高，兩相平衡之後還是認賠作收。也因為這三部鉅片的慘賠，多位福斯高層主管去職，整個好萊塢的管理階層對大型歌舞片的態度也有了很大的改變，福斯公司所受到的財務損傷幾乎也一直要到1970年代初期，因為《真善美》的重新發行，才終有起色。
與此同時，憑著災難片《海神號》（The Poseidon Adventure），以及與華納合作的《火燒摩天樓》（The Towering Inferno），還有梅爾布魯克（Mel Brook）的爆笑喜劇和《星際大戰》（Star Wars），這才步入另外一個全新的銀色世紀。
在那個大型歌舞片淪為賠錢貨的年代，每次意外的成功，都伴隨著巨額投資的模仿，以及更巨大的失敗。《生命的旋律》（Sweet Charity）崩毀，《酒店》（Cabaret）壓低成本、投資也縮水，幸虧拿下多項金獎，揚威國際，也才成就了鮑伯佛西（Bob Fosse）在電影圈的「作者」地位。
《屋上的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憑著本身百老匯戲王的姿態，好容易有了雍容端正的大製作，在沒有明星的前提之下依舊叫好叫座，然而隨之而來的《夢幻騎士》（Man of La Mancha），兩大巨星彼德奧圖（Peter O’Toole）、蘇菲亞羅蘭（Sophia Loren），加上超高額的投資，垮得一蹋糊塗。
早幾年的《彩虹仙子》（Finian’s Rainbow）也令人不忍卒睹，《教父》（Godfather）柯波拉的早期導演作品，明明是個夢幻寓言歌舞童話，卻偏用極其寫實的手法來拍攝，把舞王佛雷雅斯坦（Fred Astaire）飾演的老先生Finian拍得又殘爛又恐怖，失卻了他輕盈優雅的老者神采。
至於歌舞版的《失落的地平線》（Lost Horizon）——總算跟《杜立德醫生》一樣不再是百老匯名劇改編！但這部好萊塢原作的歌舞片，真是說有多難看，就有多難看，難看到一種「不能只有我看到」，整個年輕世代必須親自目賭，才知其慘況的那種等級。
由此回顧，在《窈窕淑女》和《真善美》攀上巔峰之後的高低跌宕，盛極而衰的關鍵確實落在1960年代中後期，從福斯公司的三部巨型投資逐一崩壞開始的。所謂「棺木上的三根釘子」——《杜立德醫生》《星星星》《我愛紅娘》——確實在電影史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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