棺木上的三根釘子：好萊塢傳統歌舞片的最後輓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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棺木上的三根釘子：好萊塢傳統歌舞片的最後輓歌（上）

因為《我愛紅娘》（Hello, Dolly!）在金馬奇幻影展重新獻映，引起身邊不少歌舞片同好群起朝聖，使得傳統大型歌舞片——尤其是1960年代中期之後，由二十世紀福斯公司投資拍攝的幾部傳統大型歌舞片——的相關話題，再次於同溫層裡延燒起來。

很多影迷朋友都很好奇當年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致使這些華麗無比、碩大無朋的超級製作，摔得那麼重、那麼慘，慘到後來這種片型真的走向死亡，走向結束。

話說回來，喜新厭舊一向都是普羅大眾的直接反應。儀典似的roadshow超級大電影在大行其道十餘年後，也終於耗盡它最後的觀眾熱情。當新的音樂型式開始流行，能搭配這種音樂的電影語言開始廣為使用，當百老匯舞台或電視節目等其他娛樂產業，也開始創作這一類的作品、省思它所勾起的諸多聯想和議題時，好萊塢卻還在期望可以打造下一部能賣到盆滿缽滿的《窈窕淑女》（My Fair Lady）和《真善美》（The Sound of Music）。

由是，好萊塢傳統大型歌舞片整體製作的中心德目和創意態度，以及導演（與製作人）的主導手法、設計團隊的視野和角度、音樂部門的詮釋、卡司選角以及入選演員的表演技巧和表演心態，再加上發行與映演時所採取的策略和方向……，大家花了很多精神在「回望」過去的成功經驗，也並非沒有「前瞻」未來。

然而，在世代交替的關鍵點上，大型歌舞片被放置在「傳統」「老派」的席次，當中又還要硬性加入新派口味，簡直激化衝突，落了個不倫不類。可惜它承載了那麼高的期望、那麼大的投資，就在這樣行止受限、動輒得咎，限縮了它可能揮灑出的應有光芒。

正因如此，影史上所謂傳統好萊塢大型歌舞片「棺材上的三根釘子」說法，福斯片廠在1967、1968、1969年連續推出的《杜立德醫生》（Dr. Dolittle）、《星星星》（Star!）、《我愛紅娘》（Hello, Dolly!），無疑是我們思考「傳統歌舞片最後輓歌」的課題時，最佳的學習實例。

這三部影片由於成本過高，入不敷出，幾乎讓好不容易因為《真善美》和《最長的一日》（The Longest Day）才從瀕亡邊緣振作起來的福斯，再一次面臨崩潰的危機。

製片費用飆漲3倍的《杜立德醫生》

1967年問世的《杜立德醫生》就是電影公司迷信能重現《窈窕淑女》和迪士尼《歡樂滿人間》（Mary Poppins）票房成功的產物。

福斯找來《窈窕淑女》的男主角雷克哈里遜（Rex Harrison）和詞曲創作搭檔勒納與羅威（Lerner & Loewe），想改編英國兒童文學名著「杜立德醫生」系列故事，作曲家佛德列克羅威（Frederick Loewe）年事已高，宣布退休，作詞兼編劇的亞倫勒奈（Alan J. Lerner）拖延甚久，製片人一度想延請《歡樂滿人間》的雪曼兄弟（The Sherman Brothers），最終改弦易轍，嘗試接觸剛剛走紅不久的英國劇壇新秀李斯利布里克斯（Leslie Bricusse），雙方一拍即合，展開籌備。

沒想到因為選角、合約、技術等等問題，致使製片費用節節高升，在前製期間還曾發生洽談了A明星預備接演，原本第一志願的B明星突然檔期可以了，於是換上B，但根據A的合約規定，製片方必須付給A一大筆錢，才能將之請出劇組。如此這般，反反覆覆，迫使原擬6百萬美元完成的影片，製作費飆漲3倍。

我們都還沒談到《杜立德》本身的問題——敘事上、導演手法、音樂設計等等，它就已經注定慘賠。儘管福斯全力宣傳，使之入圍多項奧斯卡獎（包括最佳影片），並拿下最佳音樂和最佳插曲。然而當年入圍的其他作品是《畢業生》（The Graduate）、《我倆沒有明天》（Bonnie and Clyde）、《誰來晚餐》（Guess Who’s Coming to Dinner?）還有奪冠的《惡夜追緝令》（In the Heat of the Night），那是史上極為著名新舊好萊塢「世代交替」的一屆，《杜立德醫生》也就活生生成為「食古不化」的老舊代表。

野心極大卻兩頭落空的《星星星》

相較之下，1968年推出公映的《星星星》，無論在各方面都顯得極具野心，但在求新求變的同時，它同樣在成人題材和歌舞片在當時當刻被賦予「閤家觀賞」之社會任務，兩相平衡之間，出現不小的危機，終致兩頭落空，既不叫好也不叫座，由此成為一部只有死忠歌舞片影迷癡心追捧的「cult」電影。

《星星星》可以算是茱莉安德魯斯（Julie Andrews）在連續幾部溫馨奶媽、歡樂喜劇歌舞片之後，有重大形象改變的力作之一，然而在1960年代後期由她扮演已經逝世超過15年的英籍舞台明星葛楚羅倫斯（Gertrude Lawrence），就算歌曲再怎麼好聽、舞蹈再怎樣精采，其中的商業算計，至今依然很難讓人理解。更何況主創團隊準備的故事是以她1940年代出版的回憶錄為主體，尚不包括她在1952年參演音樂劇《國王與我》（The King and I）時戲劇性走至人生盡頭的傳奇。¹

不解歸不解，坦白說，《星星星》好看的地方實在精采萬分，尤其是幾段歌舞場面，茱莉安德魯斯的歌聲表演動人萬分，舞蹈和肢體表演更讓人為之驚喜。然而她塑造的角色是個事業野心勃勃、私生活一團糟，愛奢華愛享受，愛掌聲更勝愛女兒的「女明星」，簡而言之，她絕非傳統觀念認定的「好女人」。但電影裡的大型歌舞場面又瞄準了愛看「大型歌舞」的傳統觀眾，如此矛盾，果然兩面落空。

據資料顯示，《星星星》在宣傳期間集得的預購名單，到電影實際排期、發行部門後續聯繫時，只有為數甚少的觀眾實際購票，更糟的是，大城市首輪影院竟然週三午場的賣座比週六晚場好！

這表示觀眾年齡層偏高偏老，週三下午的老太太場來看茱莉歌舞，但她們不見得能接受《星星星》新穎的敘事方式；青壯年觀眾較集中的週五、週六晚上場反應冷清，富麗奢華的大型歌舞片至此，已經淪落成又老又落伍的象徵了。

可惜了導演勞勃懷斯（Robert Wise）和編劇及設計團隊的大膽創意，還有編舞邁可基德（Michael Kidd）的輝煌成就。勞勃懷斯為《星星星》打造了兩個世界——1940年的葛楚勞倫斯坐在電影試片間裡，看關於她自己成長經歷的黑白紀錄片，然後是她的華麗彩色回憶。由此開始，虛實交錯，黑白紀錄近似紀實報導，華彩回憶倒更像美化了的童話故事。

這樣的敘事態度，還有勞勃懷斯從還是《大國民》（Citizen Kane）剪接師開始，便已練就而成的一身仿古擬真紀錄片工夫，在此更發揮到極致。邁可基德的編舞，則成功地將一戰前後的英式綜藝秀（music hall），以及結合舞蹈劇場與歌舞劇的百老匯「芭蕾（ballet）」，轉化成巨型電影銀幕上的絕美段落。

茱莉反串老紳士唱的〈Burlington Bertie from Bow〉講究高強度節制且內斂的身體控制，而電影結尾演到1940年代前衛、大膽，以女性主管和心理分析為故事主軸的戲中戲《嫦娥幻夢》（Lady in the Dark），茱莉那首近乎清唱的〈My Ship〉唱到你的靈魂深處，惡夢歌舞〈The Saga of Jenny〉則揉合馬戲、特技元素，把「camp／campy」，把鬧劇的極醜（丑）之美，推到懸崖撒手的無歸之點，鑄成影史。

《星星星》在當時成本高達美金1千4百萬，據載，美國本地的首輪收入僅4百餘萬，福斯後來撤檔、更名、剪短，都無法挽救本片於谷底。唯一值得慶幸的是短版獻映時均採用35毫米的普通規格，以70毫米豪華規格拍攝的原始底片並未受到破壞，多年後重見天日，也才養出了一批忠心耿耿的追隨者。

太年輕的寡婦、太昂貴的紐約

1960年代後期的福斯公司，為打造另外一部「像《真善美》一樣保證賺錢」的金雞母，費盡苦心。《杜立德醫生》已經鐵定賠錢，《星星星》眼看著也就要失控，《我愛紅娘》則是左看右看，都不可能失誤的穩贏穩賺新企劃。

首先，它是在百老匯狂滿多年、至電影開機（甚至殺青時）都尚未下檔的豪華大戲，加上第一流的音樂部門掌舵，再請來傳奇紅星金凱利（Gene Kelly）親任導演，搭配邁可基德的編舞，並將福斯公司整個「世紀城」附近的外景街道全部重新裝飾，將現代化的辦公樓包上老式建築的外貌，然後蒔花植草、安置噴泉，在福斯的空地和影城大街打造出一座1890年的紐約市。這樣的巨額投資，《我愛紅娘》還會有什麼問題嗎？

整部電影最大的問題就落在它最大的票房吸引力上——女主角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

史翠珊發跡自紐約猶太社區的劇場和歌場，從小夜總會一路唱到百老匯舞台，從吸睛配角演到《妙女郎》（Funny Girl）的傳奇女星芬妮布萊斯（Fanny Brice），再從百老匯紅到好萊塢，影歌雙棲，短短幾年就紅遍各地。由她出飾《我愛紅娘》的女主角有什麼問題嗎？

《紅娘》的故事是以作媒（和各種介紹、說合）維繫生計的寡婦桃莉夫人，決意「重新加入人群」為引子，她替人作媒做了半輩子，現在打算把自己重新嫁出去。

這位充滿臨機應變的絕妙口才和無與倫比人性溫度的婦人，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都不該是20出頭、總是扭捏訕笑的大鼻子猶太姑娘。儘管史翠珊歌喉出眾，卻把桃莉夫人演成她在《妙女郎》裡的那位芬妮布萊斯，無論台詞的讀腔、扭腰揚手的肢體姿態，都是自溺作態的猶太人方言劇場搞笑阿姊，不是溫暖、詼諧的桃莉夫人該有的樣子。

她把《我愛紅娘》的歌曲唱到令人聽出耳油，但大銀幕上的每一場戲，都讓人看得如坐針氈，過份的態度拗折，還有跟男主角華特馬殊（Walter Matthau）零化學變化的互動，著實令全片愈發顯得大而無當。

還有，邁可基德一向令人讚賞、精神抖擻、健康且俐落的舞蹈動作，在本片卻也成為一再反覆的冷飯重炒，失卻百老匯原典由高爾錢平（Gower Champion）精心淬煉的優雅滑行效果。主題曲橋段裡的鴨子步、侍者排舞等雖然順利移植，魔法已失，只能算行禮如儀而已。

讓人擊節的段落，除了開場從靜到動、從腳的活躍到整個城市載歌載舞的變化，還有就是豪華餐廳裡的送餐特技秀，以及史翠珊和國寶級的爵士天王路易斯阿姆斯壯（Louis Armstrong）同唱主題曲的那兩分鐘。1964年，阿姆斯壯灌錄了舞台劇的主題曲，單曲一出，風行全球，在美國本土還榮登排行榜冠軍，擊敗披頭四的作品。電影請他特別亮相，半世紀之後重看，還是覺得無比動人。

對了，還以多年後在動畫《瓦力》（Wall-E）裡開口唱出的那句「Out there!」。《我愛紅娘》是好萊塢影史上最早一批正式成為家用錄影帶的重要電影之一，它的編號是001，或許因此，在好多年好多年之後的「未來」，機器人瓦力找到這捲影帶，迷上這首歌以及片中的舞蹈，才會那麼感人，那麼深刻吧！

• 補充說明一下，葛楚羅倫斯在1951年參演原版《國王與我》音樂劇，轟動九城，時至1952年秋天，某個週六的下午場結束後她在後台昏倒，緊急送醫後媒體報導是「肝臟問題」，在檢查過程中她的狀況惡化，終告不治。她的親屬之間有癌症專家參與了解剖檢驗，才發現她的肝臟和腹腔內早已布滿腫瘤，之前並未查出，原因也不明。最終她以《國王與我》劇中的〈Shall We Dance?〉晚禮服造型盛殮。這段傳奇故事並未拍入《星星星》，《星》的電影只結束在她1940年第N次的婚姻，隨同白馬王子駕車離開紐約市，迎向幸福快樂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