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美成了負擔，她選擇親手摧毀——地下絲絨之後的Nico

小川林 13 May, 2019

我醜嗎？很好，我漂亮的時候總是不快樂。
沒關係，我很少洗澡。

《Nico，地下絲絨之後》中這兩句台詞，狠狠戳破了觀眾預想的那個光鮮女神形象；接下來的畫面，更是以一連串的毒癮發作，暴怒，豪飲啤酒，披頭散髮，脫妝且永遠睡不飽的面容，來衝擊大家對妮可的既有印象。電影攤開眼前的，是成了中年婦女的妮可究竟變成什麼樣子，在過著怎樣的生活。

這部片是妮可的傳記電影，由丹麥演員崔娜蒂虹（Trine Dyrholm）飾演。妮可（Nico），本名克里斯塔（Christa Päffgen），1938年生於德國，是一名歌手、模特兒、演員，大部分會知道妮可的人，應該都是從風靡60、70年代的地下絲絨（The Velvet Undergound）樂團開始的。然而片子開始不久，妮可就在某次受訪時，面帶不屑地表示自己不想再提往事，也要大家直呼其本名克里斯塔，這個德國人的名字。

不過這部片的中文片名——《Nico，地下絲絨之後》——像是擺了妮可一道，將地下絲絨入名，或許才能勾起大家的記憶，喔對，那個大香蕉封面經典專輯裡的女主唱，就是妮可。相對於英文片名——《Nico，1988》——更直接擺明片子要講述的，不是1968那個歷史性的搖滾年代，而是妮可死於心臟病的1988。

於是我們知道，這部片不在於琢磨妮可在鎂光燈下閃耀奪目的上半生，而是她過世前如何窮盡一切來擺脫那些光芒的下半生。

▲ 《地下絲絨與妮可》中收錄的Sunday Morning，由盧里德主唱。

光環下生活了20年的妮可

《Nico，地下絲絨之後》好幾個訪談妮可的片段，都描述了訪問者問的永遠是20年前的事。大家感興趣的永遠是她與門戶樂團（The Doors）主唱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的感情、地下絲絨主唱兼吉他手盧里德（Lou Reed）的情誼，或是作為安迪沃可（Andy Warhol）的繆思女神之類的話題，這些都使得妮可總是暴怒中斷訪談。

其實不管是片裡片外，妮可的故事總是伴隨著這些閃亮亮的大明星。當代流行文化或流行音樂史只要提到妮可，除了地下絲絨，也不得不提她出道時的風光事蹟。比如妮可出道作是客串義大利名導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的電影，甚至成名作《Chelsea Girls》還是安迪沃可和美國名導保羅・莫里西（Paul Morrissey）拍的，地下絲絨的另一核心成員約翰凱爾（John Cale）則成了妮可的專輯製作人，更不用說她與法國明星亞蘭德倫（Alain Delon）誕下一子。這些一字排開擲地有聲的名人們，卻成了妮可20年來陰魂不散的光環。

我曾經歷過最高峰，也曾經歷過最低潮，兩個地方都很空洞。

這是妮可在片中對一生的總結。而我們在片中看到的妮可，已是個中年發福，把招牌金髮染黑，每天都要注射一劑海洛因不然就會毒癮發作的女人。但我們無法用過氣明星來定義她，因為片中所呈現的，不是一般傳記電影愛拍的那些仍沉迷於昔日光環，最終變得畏縮潦倒的過氣名人；而是彷彿褪下昔日的繆思形象，做回真實的自己，坦蕩地唱、坦蕩地走的女人。

這部片的拍攝時空，是妮可作為一個創作歌手，與不怎麼專業的樂手及不入流的經紀人，開著一台破貨車在歐洲巡迴演出的最後兩年。或許我們會忍不住同情這名中年女星的遭遇，甚至有點不忍直視妝容總是亂七八糟的昔日女神，但隨著她一路顛簸前進一座座城市，成為她一場場巡演的觀眾，我們想必也逐漸被她那死命擺脫過往，甚至有點不屑的反抗精神所吸引、說服——妮可，原來是一名極具爆發力的搖滾怒女啊。

從繆思女神到搖滾怒女

安德麗雅・朱諾（Andrea Juno）在1996年出版的《搖滾怒女》中，曾針對13位搖滾音樂圈中的女樂手及女製作人，進行了關於政治、性／性別、權力體制、音樂圈現象等話題的討論，一反女性在陽剛的搖滾樂圈中，總是作為陪襯角色的刻板印象。

我們在妮可身上也可看見這種反抗。妮可成為創作歌手的契機，是因為吉姆・莫里森的鼓勵。就在1967年經典專輯《地下絲絨與妮可》（The Velvet Undergound & Nico）問世的同年，妮可開始自己寫歌，也親自演唱，並發行了第一張個人作品《Chelsea Girl》，專輯名稱源於妮可1966年主演的同名電影。

妮可調侃自己在《地下絲絨與妮可》這一專輯中，其實只唱了三首歌，其他時候都在搖鈴鼓，是個不折不扣的花瓶。誠然，一直到她出了首張專輯，仍擺脫不了這個形象。直到歌唱事業後期，約莫1978至1988年這10年間，才逐漸讓大家接受妮可作為一名獨立的創作人、歌手，而不是男性的陪襯。

妮可不只是在創作作品有意識地，一步步實踐其暗黑美學，她對待創作、對待自己，也是一種有意識地，對「美」的摧毀。當「美」成了負擔，妮可決定親手毀滅它。

片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捷克布拉格的一場演出，1986、1987年的捷克仍是一個社會主義／共產國家。搖滾樂在當時算是禁忌，但在遊走於犯法邊緣的氣氛裡，卻是妮可表現最好、最有爆發力的一場演出。這與她的毀滅性的反叛性格不謀而合，是個相當有趣味的襯托。

光環之後，德國人與母親的角色

假如想要試著追溯妮可何以成為如此偏執彆扭的女人，或許這部片給了我們一些提示。妮可出生於德國科隆，二戰時期因科隆遭到轟炸，從小就跟家人離開家鄉，但她一直記得童年裡的一段聲音。長大後的妮可隨身帶著一台笨重的錄音機，終其一生尋找那個被她形容為「挫敗」的聲音。這樣的追尋，可以被解讀為一種尋根嗎？這個部分，電影留給觀眾各自解讀。

這部片也不忌諱點出妮可對猶太人的糾結情感，比如她曾經問猶太人後裔的經紀人，介不介意自己是德國人。這樣的糾結除了來自她童年的德國回憶，自身的德國人身份，或許也來自於她對作為軍人並死於集中營的父親的愧疚。因此在片中，妮可才會跟經紀人撒謊，説她父親在二戰時曾私底下營救過猶太人。

另一個與妮可自身家族的連結是，她有一名兒子阿里（Ari）。片中沒有明說阿里是誰的孩子，只輕描淡寫地說跟他父親很像，於是小孩父親的家人收養了他。熟悉妮可的觀眾可能會知道，這其實就是亞蘭德倫的小孩，只是對方不願意承認。

阿里不只是個吸毒者，且有自殺傾向，因阿里從小就由父親的家人照顧，妮可一直覺得自己是個失格的母親。後來妮可帶著阿里一同巡迴歐洲，卻毫無預警地遇到孩子再次自殺。阿里最終被救活，這個事件也成了妮可的轉捩點——妮可開始認真想要重新組織家庭、與阿里一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