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症狀——台灣的致命傷

首先聲明兩點。其一，「弱者症狀」指的不是「弱勢」；弱勢族群真實存在，而弱者症狀指得是一種社會症狀，一種明明不屬於弱勢族群，卻自我認知為弱者的集體心理偏移現象。其二，弱者症狀各國各社會都有，但是像台灣這樣嚴重、這樣被灌輸、這樣被操弄，搞得整體社會競爭力喪失，卻是在地球上難得一見的。

相對剝奪感

甚至，在台灣「弱者症狀」還有一個冠冕堂皇的專屬代名詞，叫做「相對剝奪感」。若要具體例子，抱歉了，那就直說了。

在台灣80%以上的家庭擁有自己的房子、地產，但因為在「天龍國」中心買不起房子，就自認為是弱者；自己每年100天假期，看到有人一年150天假期，就自認為弱者；自己退休金所得替代率70%，看到其他行業退休所得替代率80%，就稱呼自己為弱者；自己大學玩了四年，看到苦讀者畢業後月薪是自己兩倍，就覺得被欺負；水電費明明位居全球最低位，聽到政府要漲5%水電費，就認為被欺騙；以及明明自己在只有3.6萬平方公里、2300萬人口的地方，在看到土地大300倍、人口60倍中國的前3%人口比自己有錢，就認為自己弱勢了……以上種種，不能再舉例了，否則三頁紙都寫不完。

抗拒心80%，進取心10%，抱怨力90%

「弱者症狀」是一種基於若干事實，但被無限放大的社會心理，並且蔓延到各個階層、各種社經地位、各個行業之中，其廣度及強度已經達到病理學上的「症狀」程度。患了這種病的後果就是，社會上大部份人的抗拒心高升至80%，進取心降到10%，抱怨力高漲到90%。

當弱者症狀內化到患者的價值觀、行為反應之中，這個人就算是完蛋一半；當內化到社會各階層、各職業中，這個社會的競爭力在世界上就算一半完蛋。

台灣，當下正處於臨界點。過去還是亞洲四小龍——新加坡、南韓、香港、台灣——之首的台灣，在患了多年的弱者症狀之後，固然還是亞洲四小龍之首，只是其他三小龍已經變成馬來西亞、越南、泰國。

倘若台灣再不將弱者症狀送進急症室，十年之後的亞洲四小龍，將是台灣，印尼、菲律賓、緬甸。至於台灣現在還能引以為傲的生活文明，在「相對剝奪感」的惡化拉扯下，十年之後是否還能維持社會的自尊心，也是個大大的問號。

弱者症狀的現象之一就是互貼標籤、互戴帽子。想想，人生在世，哪裡沒有高矮長短？性格不同、優勢智能不同、職業勞逸不同，正常社會中本就有種種不同的安身立命之道；在個人層面取長補短、以勤補拙，在社會層面，高的打籃球、矮的打乒乓，此乃健康生態。但在病態的弱者症狀下，以相對剝奪感為由，只要遇到不如人之處，第一反應就是替對方貼標籤，硬求面面均等。

相對剝奪感是一種水漲船高之事，最終結果就是齊頭式平等，社會豈能不落得人人一年休半年、退休所得替代率人人80%、健保人人用多繳少、水電物價漲不得，而如此終將使家庭均貧、政府破產。

台灣新物種

弱者症狀已經在台灣培養出了許多新物種。隨手舉例，台灣的「假弱勢」越來越多，看看假農民、假漁民、假低收入的人口比例，就知道問題有多嚴重。更有甚者，長期靠著鼓動弱者症狀以謀生、甚至牟利的「職業弱者」群體正在增加中。

在相對剝奪感的氣氛烘托下，原本還算有同理心的人，許多轉型為「正義魔人」， 以膝蓋式反應來判斷什麼是「不正義」。更為嚴重的是，在相對剝奪感不斷疊加下，許多好手好腳的人，演化成為報復社會的心理患者，過了心理臨界點就付諸行動。

「人民」幾乎變成「弱者」的代名詞

在台灣的特殊歷史背景下，弱者症狀的另一層效應就是「凡事找政府」。在台式語境中，「人民」幾乎就是「弱者」的代名詞。

試回想近幾年的任何遊行抗爭，有哪次的標語沒有出現「人民」二字？「人民」這一詞被濫用的程度，台灣有可能位居世界第二，第一是中國。由於人民是弱者，台灣社會又喜歡扮演弱者，因而「公民」二字雖然也被使用，但使用的頻率遠遠低於「人民」。這現象是有道理的，因為若使用「公民」，很自然的聯想就是「公民自治」、「公民精神」，而那是患有弱者症狀者最害怕的概念。

弱者症狀嚴重的國家，一定就是民主（Democracy）素養不夠的國家，一定就是把「民主」概念理解為「政府為人民作主」、而不是「人民自主自治」的國家。

台灣是個奇妙的國度，有利可圖的時候，喊出的口號一定是「人民自主」，而圖利失敗的時候，一定就喊「為人民作主」，向政府「討公道」。

真正弱勢群體分不到資源

在台灣，「政府」也是個奇妙的概念。「人民」認為「政府」就是用來照顧人民的，而政黨在潛意識裡則認為「政府」就是用來吃的。政黨在在野時一定把「政府」描繪為「對人民不公」，執政時則一定同邀「人民」一起吃政府，但當然是政黨吃肉，人民喝湯。

只是台灣太小，國家資源實在經不起政黨、人民兩頭吃，因而「弱者症狀」和「相對剝奪感」越發發揚，不但人民之間如此，連政黨內部也如此。「政府」在台灣真可憐，蠟燭兩頭燒，搞到最後真正的弱勢群體分不到資源——而那是一群連怎麼上街遊行都不懂、都沒力氣的群體。

受害人症狀

在台灣，弱者症狀和另外一個不完全相同但卻高度相關的症狀，已經開始融為一體，那就是一般說的「受害人症狀」。

兩種症狀間相同的是，遇到人生挑戰或環境壓力時，第一反應就是自己是被欺凌的一方，甚至是被某人、某方「有意設計」的欺凌。這就說明了為什麼在台灣，只要牽涉到多方的公眾事務，「陰謀論」往往是第一版本。

一個凡事都傾向陰謀論的社會，本質上其實還是一個反科學的巫術社會，遇到令人震驚的現象時，先建構陰謀論的框架，然後才對號入座的搜覓屬於聯想性的證據。巫術社會的反面是法治社會——不從陰謀架構下手，而由硬證據下手，待有足夠證據的時候，才開始建構解釋的系統。

至於台式民主何以流於言論無邊際、輿論定罪，其實是弱者症狀和受害人症狀雙重交互發酵的結果，因而，法治在台灣遠遠落後於民主，同時只要這雙重症狀繼續發酵，台灣就難以成為一個法治國家。

此外，在台灣最容易成功的政客，也通常就是那些善於操弄弱者症狀和受害人症狀的人物。換個方式說，不健康的社會心理，就是政客不用拿出解決方案，單憑玩弄上述兩種症狀就能夠贏得選票的溫床。

受害人症狀與弱者症狀之間的不同在於：後者是一種泛心理狀態，不需要特定的人、事、時、地、物條件，幾乎在生活中的任何層面，都可隨時觸發；而前者，通常需要特定的條件，才會被觸發。

受害者症狀是可以通過理性而療癒康復的，但是，弱者症狀一旦形成，不但難以療癒、康復，患者甚至會不自覺的把自己推向「弱者」身份，不斷加強「你看，我就是弱者」的自我形象。

吃苦當吃補

當一個人陷入不斷自我強化弱者症狀的時候，很多怪異的現象就會發生，例如，原本用來激勵向上的「吃苦當吃補」這句話，被挪用為逃避自我提升機會的理由，使得不動腦筋、安逸於小確幸成為常態，以「吃苦就是吃補」將自己錨定在弱者的形象上，既浪費了自己的IQ，也使得社會動力不前。

「不配感」——弱者症狀的孿生兄弟

「我配不配」，這個人人潛意識裡不斷問自己、但卻可能一輩子都未公諸於人的懷疑，可能就是決定一個人、一個社會、一個國家命運的最關鍵問題。我配成功嗎？我配月薪十萬嗎？我配做總統嗎？我配做超級有錢人嗎？我配做高級主管嗎？我配得上我的配偶嗎？

弱者症狀患者的一個通性就是，不管是因為家教還是學校教育，他的潛意識給他的固定信息就是「你不配」。我們是窮人，配不上富家千金；你比別人差，配不上拿第一；我膽子小，不配冒險；我長得不好看，不配用這麼高級的化妝品；我是小老百姓，不配和貴族平起平坐；我是殖民地，不配做國家……

很少人會承認自己的「不配感」，但是潛意識中的「不配感」的威力，卻足以嚇阻我們成為一個完整的人。事實上，前述的「吃苦當吃補」症狀，正是「不配感」作祟的現象之一。

誠實檢視自己潛意識中的「不配感」，可說是擺脫弱者症狀的第一步。整體台灣社會，也只有當家長和制式教育體制把對12歲以前的孩子的態度，由「你不配」改為「你就是配」，台灣才有脫胎換骨的一天。台灣的企業的員工管理哲學，如果能從「你不配」轉至「你配，而且你能做到」，台灣的經濟才有世界突破口。

全世界廟宇神壇最密集的地方

台灣是全世界廟宇、神壇最密集之處，這不是偶然，而是弱者症狀的集體表現。弱者症狀患者對今生基本上是恐懼的，因而啟動心理補償機制，寄望於來生或極樂世界。

坦白說，這是個很自然的現象，就像已經認定自己會窮一輩子的人，理財方式只能寄望於儲蓄，只因為儲蓄可以「零存整付」。今生既然已經註定是弱者、受難人，那就只能花錢消災，做足功課，湊足點數，好能進入西方極樂世界。神棍們自然樂於協助弱者症狀患者化解恐懼，因此，廟宇和神壇在台灣多半是一種業務經營，只是價碼極高，幾乎就是一種終生都繳不齊保費的虛擬保險業。

如何跳出「相對剝奪感」的陷阱

病態的弱者症狀，就是國家競爭力的煞車，因為它導致精力拉扯、做事比爛。它也是個人幸福感的殺手，因為它讓人覺得自己不配幸福。當一個社會集體陷入弱者症狀，一個個人又如何跳出「相對剝奪感」的陷阱？

台灣人特別憐憫流浪狗，但事實上又全台灣到處都是流浪狗。曾經寫過一篇文章，〈為什麼只有「流浪狗」，沒有「流浪狼」？——台灣年輕人的處境〉，或可參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