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靧／中華婚姻系譜學：多妻、獸交、搶女人的傳統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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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同婚的最後一哩路，家庭保衛戰的最終碉堡，便是其核心價值——傳統。

同婚公投前夕，護家盟於10月27日發表新聞稿，反覆申明愛家三公投是捍衛「傳統婚姻定義」、是維護「傳統家庭價值」的底線，大抵一切反同之正當性，均可由「傳統」價值推導出來。此新聞稿，頗有其秘書長張守一多年的立場：強調中華文化的傳統家庭價值不容西方歪風恣意扭曲。

那麼，究竟什麼是中華五千年以來的傳統婚姻呢？本文將透過「系譜學」方法（Genealogy），簡略地為讀者勾勒出傳統婚姻之系譜與歷史。所謂「系譜」原先是指家譜、族譜上的歷史承繼及發展之勾勒，後來被思想家用相同方式，轉移成對特定概念在歷史與傳統上的研究。

多元型態的成婚傳統

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儒生欽慕周禮之制度，故而常稱西周「一夫一妻多妾制」為正統。

然而《禮記・曲禮上》：「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表示各地民俗，不一定適用於周禮；甚而在禮樂崩壞後，貴族也不一定依據周禮；更遑論在周禮之前的婚姻傳統。故而中華文明一開始的傳統，便有著多元型態的婚姻樣貌。

以下，先談談在周禮之外的婚姻傳統：

1. 野合婚與姘度婚

「野合」便是野地交合，進而長相廝守。在先民時期，常有這種兩人在野地看對眼了，便隨即發生性關係的狀況；「姘度」則是男女私自結合而長期同居。「野合」與「姘度」雖然在字面意義上有落差，但常被視為同義。

《詩經》有所謂的「野合之詩」，對此多有歌頌：

《詩經・鄭風・野有蔓草》描述在蔓草遍佈的野地，乍見美人，進而「邂逅」。歐陽修在《詩本義》評二人是「男女婚娶失時，邂逅相遇於田野間。」這是未依婚姻的禮儀形式，而在事實上發生婚姻關係。

《詩經・召南・野有死麕》甚至將野地交歡時的嬌嗔，繪聲繪影地描繪出：女子要求慢慢地脫去裙衣，不要惹得在旁的小狗汪汪叫。

這種自由婚擇的野合關係，在上古先民之間自然發生，甚至不分血親。史學家郭沫若認為中華傳統裡三皇五帝的先祖誕生，都是「感天而生，知母而不知有父」，顯示那是一個野合且雜交、群婚的時代。

到了西周，即便制定周禮，但民間仍保有野合婚，甚至將其制度化，西周各國設有掌媒之官。具體的作法是在春季舉辦祭典，於祭典間男女贈物傳情，進而在祭典結束後於野地交合。

這也難怪，我們的至聖先師孔子在刪訂《詩經》時，未將這些「野合之詩」給刪去，畢竟他的生父母，便屬於「野合」「姘度」的長期同居關係，說不定也是在類似的祭典上認識的。後世知名的「姘度」，也包含了漢代卓文君夜奔司馬相如、隋代紅拂女夜奔李靖，均傳為百世之佳話。

或許有人會以周禮的儀式性婚姻來否定野合與姘度作為一種婚姻，但在西周傳統裡，這是庶民常見的一種事實婚，並不受當時所否定。在現代法律裡，也有以長期同居關係追認事實婚的制度，例如日本和美國，婚姻之雙方也有權利和義務上的保障，只是未經法律登記，保障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2. 群婚制與對偶婚制（多夫多妻制）

「群婚」是指多個家庭間，彼此群體結婚。例如：A家庭的姊妹們，都是B家庭兄弟們的共有的妻子；A家庭的兄弟們，也是B家庭姊妹們的共有的丈夫。

「對偶婚」則是在上述「群婚」裡，逐漸發展出較穩定的一對一關係。雖然仍是共同結為夫妻，但每一個男子會有一位正妻，其他男子的正妻則是自己的副妻，反之，女子亦然，有正夫與副夫之分。

歷史上著名的群婚案例，便屬中華的共祖堯、舜這兩位聖王：堯將他兩位女兒娥皇、女英嫁給了舜，而舜與他的弟弟象，兩人一塊共妻這對姊妹。《楚辭・天問》稱：「眩（舜）弟並淫。」於是，舜與象同時是娥皇、女英的丈夫，娥皇與女英也同時是舜、象的妻子。

或許有些人會擔心，這樣群婚關係，在家庭稱謂上該怎麼辦？像這次同婚公投前夕的的辯論會中，不少反同辯士憂心於稱謂問題，比如：兩位男同志伴侶領養小孩，那誰是爸爸？關於這點，中華傳統中的群婚制作法，便可做為借鏡。

到了商代，是群婚制的盛行時代，許多人多父多母。從卜辭與《詩經》來看，有直稱「眾祖」「諸父」，而無伯、叔等區別的作法。若要稱特定父親時，則以「父某」稱之，例如：商王武丁多父，武丁的卜辭便有：「父甲一牡、父庚一牡、父辛一牡。」此三位父親，便是歷史上三位商王陽甲、盤庚、小辛。反之，在多位母親的情況下，則是以「眾妣」稱之，要稱特定母親時則以「妣某」。

3. 多娶或多嫡（一夫多妻制）

雖然周禮主張一夫一妻，但在春秋時期，一夫多妻而無分妻妾（嫡庶）地位的狀況不少見。晉獻公、齊桓公、晉文公、陳哀公等，都是有多名正妻的狀況。除了貴族，庶民間也有多妻者，《戰國策・秦策》有「楚人有兩妻者」，這屬於雙娶的狀況。

而前述的晉獻公，算是可說明春秋時期多元而複雜的婚姻關係的一個案例：晉獻公在娶了賈君之後，又娶自己的後母齊姜為妻，這種在血親長輩或兄弟死後，將其妻子收為己有，稱之為「收繼婚」。

晉獻公之後娶了驪姬，同時陪嫁過來的驪姬之妹也一同成婚。像這種陪嫁過來的姊妹、侍女也算是一同結婚的作法，稱之為「滕妾婚」。通常與正妻有宗族關係的陪嫁者，若被看上，會成為「滕」，地位介於妻跟妾之間。而地位較低僅是侍女者，被看上時則通常成為「妾」，地位更次於滕。

雖然多娶與多嫡常見於秦漢之前，但秦漢之後也不是沒有。

三國東吳的孫皓宮中，有許多妻子同時配有皇后印綬。魏晉南北朝的貴族與官僚有許多人都是雙妻，著名的案例包括賈充在晉武帝司馬炎的允許下，先後娶了兩個正妻，人稱「左右夫人」。北周天元皇帝宇文贇也有五后並立（五位皇后地位平等）。

至於民間，多娶的案例更是多不勝數。例如現存唐代的戶籍造冊之中，就不乏許多雙妻、三妻的紀錄，不管是邊陲地帶的敦煌，還是核心地帶的京洛地區。即便唐律明文禁止多妻，但許多人不僅不受到懲處，在死後的墓誌銘還出現讚揚某人多妻的狀況。皇帝更是帶頭違律，像唐玄宗曾賜寵臣王毛仲可坐擁兩位正妻。看來實際律法是一回事，但現實的具體作用又是一回事。

反同婚者在強調「一夫一妻」是婚姻傳統時，常企圖將傳統中的「多妻」切割成只是「多妾」而已，以否認「一夫多妻」出現的事實。依不同時代的傳統來看，其宣稱不然。

4. 人獸婚

人獸婚雖然常被斥為傳說，無法當作信史。但人獸婚的出現，其實是相當具有中華傳統的開創性意義。人獸婚的案例雖多，在此不列舉，以下僅以黃帝時的高辛氏傳說，來作說明。

黃帝部族的第四任首領高辛氏，受到犬戎的攻擊抵擋不了，於是就下令說：不管是誰能砍下敵將的首級，就把公主許配給他。

結果，一隻五色的雜毛狗「盤瓠」（後來成了雜毛狗的代稱），啣著敵將的首級回來，高辛氏只好守承諾，這頭雜毛狗便揹著公主到南方深山中。三年後，這一狗一女生下六男六女，孩子們又自相婚配，所繁衍的後裔成了華夏南方部族的祖先。

有些人可能會說這是在瞎扯些神話時代的事，但在東方的民族學研究裡面，獸婚可是很重要母題。獸婚對後裔子孫而言，凝聚了族源意識，也強化了對血緣特殊性的認可。許多反同婚的主張不也是強調「血緣」的重要性嗎？

從人獸婚對於民族的開創意義，我們可知，血緣的特殊性，可以不是在生理上的血緣繼承，而是文化意義上的血緣認可。畢竟在古人的生活經驗裡，也知道人獸不可能產出後代。甚至，古人為傳遞宗族香火，無血緣的過繼制度，也是在族譜裡被認可的。甚至直到今日，我們仍可看到瑤族、畬族的族譜與傳說中，盤瓠被供為他們的祖先。

說到「血緣」的文化意義大於親緣，在中華歷史上便有許多「擬血緣」的作法，以賜姓、收義子等方式，將無血緣的雙方，構成文化意義上的親屬關係。最突出的便屬唐代教坊的「香火兄弟」與「呼夫為婦」：在唐代從事歌舞職業的教坊女子們有彼此結拜的風俗，但不以姊妹相稱，而是以兄弟相稱，以宣示女性在宗族中的新地位與自我認可；甚至來娶妻的男子反而被稱為「婦」，教坊女子的身份為「夫」，夫婦關係與性別關係完全顛倒對應。

對於周禮婚姻的傳統想像

周禮傳統中，每位丈夫只能有一位正妻，而女性也只能有一位正夫。這在台灣的反同婚主張裡，常被視為對「真愛」的想像，並將血親生子女作為「真愛」的結晶。

前述的各種傳統類型，相信仍有反同婚者會拒絕承認，並強調周禮以來婚姻才是歷史主流。但筆者接下來要說的是：周禮之下的傳統也非所想像中得那麼浪漫。

1. 從掠奪婚到聘娶婚

「婚姻」，古代寫做「昏姻」，《說文》曰：「娶婦以昏時，故曰婚。」為何娶妻在古代要於昏暗之時？部分學者認為因為昏夜最容易襲擊婦女而得逞，「婚姻」便源自於上古「掠奪婚」而來。思想家梁啟超曾以《易經》裡「匪寇婚媾」作證，認為盜寇與婚姻看似兩者無關，之所以被並放，這是因為上古的婚姻起源於男性掠奪女子。

周禮的婚姻中有所謂的「文定」儀式，是男方帶著禮品、禮金，到女方家協定聘書的過程，這是相對於上古以掠奪作為婚姻的「武定」而言。畢竟人家辛辛苦苦把女兒養大了，不說一聲就把人家女兒掠奪走，難免會造成兩家爭議，所以至少要給個禮品、禮金，算是對女方家庭的補償。雖然周禮如此，但實際上在《易經》、《春秋》所記載的搶婚、殺人奪妻的著名案例，仍不下數十起。

用今日的角度來看，周禮之下的婚姻，不過是父權社會裡對掠奪女性的一種妥協。社會史學者史鳳儀在《中國古代婚姻與家庭》中，便嚴厲譴責周禮的聘娶婚。她認為這種婚姻「號稱禮儀文明，實在害人非淺」，所害人之處有兩項：

很明顯地，周禮下的婚姻，並非今人所想像中基於真愛的結合。

2. 從家庭生產力到國家稅賦力

由於古代是農業社會，人口勞動力很大幅度的決定了生產擴張力。在以家庭式經濟為核心的考量下，擁有更多具有血親、關係緊密的勞動人口，是有效擴增生產力的方式。

在周禮傳統上，可休妻的「七出」規定，其中一項便是「無子」。實際上為了擴充家庭勞動人口，周禮傳統也並不是真正的「一夫一妻」，而是「一夫一妻多妾」，女性被視為生育工具，透過多娶多納來實現勞動力的繁殖。

之所以在多名婚配女性當中，明訂出「一妻」，這是來源自周朝封建制度下的嫡長繼承制。但到了春秋戰國，封建制度瓦解，土地私有化出現，財產繼承的走向諸子均分，只剩下爵位、蔭官等世襲資格、以及家族共有財產，才有由嫡長子管理的需要。

所謂的「正妻」，在多妾的情況下，僅不過是做為宗族與家庭管理協助者。在歷史上我們可以找到丈夫偏愛某個妾、而非正妻的大量案例。「一夫一妻」制並非反同婚者所想像中的那麼浪漫。

要有爵位、蔭官、家業大到具有共有財產，這基本上是貴族或富商。簡言之，周禮傳統原先並不是設計給一般庶民的，那為何會擴大成一個主流的傳統呢？這來源自秦代的變法與漢代的改造。

在商鞅變法之前，秦國仍有群婚風俗，多代混居不分家，是《史記・商君列傳》所謂「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但當時採按戶課稅，這樣的混居將削弱國家財政，於是「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強令男子成年需獨立門戶，不得與父母或兄弟同住。

在睡虎地秦簡出土後，我們更看到秦代為維持戶政而對婚姻的規範，例如：結婚需向官府登記，才算是有效婚姻；丈夫若要休妻，也需向政府申請，一旦休妻成立，妻子要受到法律制裁；不管夫或妻，凡重婚、通姦均有法律論罪。

秦代律法雖未有如周禮需有父母之命與媒妁之言之要求，但在漢代以秦律為基礎管理婚姻與戶政後，又加入周禮文化於其中，此後，便造就了法律上以周禮為傳統的婚姻型態。

於是，在國家戶政與稅賦需求上，庶民裡丈夫與正妻的關係，開始被強化了起來，原本多元的婚姻傳統在法律上也逐漸走向單一。

但如同本文前面所舉的數例，法律跟地方實務，在歷史上卻時常發生例外。最常見的例外，便屬於「典妻」與「兼祧」：「典妻」是男人透過將自己的妻子與他人共享，換取經濟利益，形同「一妻多夫」；「兼祧」則是符合周禮上卻可以「一夫多妻」的狀況，以一位男性同時繼承多個家庭，就可以為每個家庭同時找一位正妻。這些做法在歷史上並不少見，甚至到了民國初年還有不少地區盛行。

然而，用國家律法強制下的傳統價值，在今日是否那麼值得頌揚呢？答案也很顯而易見。

今日不是傳統農業社會，而是知識經濟時代，有許多單身或不想生小孩的人，把人生目標奉獻給工作與服務社會，生育對社會貢獻的意義已大幅縮減，人們已不會特別因為某個女性多產而讚揚她。至於課稅，今日主要是針對所得課稅，而不是按戶課稅，強調增加家戶數的意義已不在。

有不少反同婚人士以少子化問題，試圖去強調異性婚在今日的生育價值。但隨著時代的客觀條件不同，我們也可以換個視角。

少子化現象或許出自於人類對應現代社會的自然調節，當人工智慧時代即將來臨，社會越來越不需要大量的勞動人口，而是在面對不斷進步的社會時，能有持續學習與應付多變的能力。於是，人們教育的年限不斷拉長，養育孩子變得追求少而精，並非一味求多。更何況，在分工的社會裡，生育更不該是一項普遍責任，有的人善於也樂於教子、有的人卻並不適宜，過份地強調普遍，可能會適得其反。

結語：系譜學下的傳統

當原本作為勾勒家族連續的系譜方法，套用到思想概念上，結果往往卻是相反。人們沒有看到像族譜、家譜的連貫與統一的連結關係，反而一個思想或概念在傳統發展的過程中，卻是充滿著斷裂、限定與不合理。並沒有一個能完全包裹的敘述可去聲稱「傳統就是如何」。

尼采在《論道德的系譜》裡，便是透過系譜學，去對當時基督教文化下所想像的「道德」傳統產生衝擊；傅柯在《瘋癲與文明》裡，則是破除了人們對於「理性」在傳統上有條清楚界線的錯覺。

本文在傳統婚姻上的呈現也是類似，其實並沒有一種特定的婚姻型態，可供我們稱之為「傳統」。談時代上傳統之初，你會發現並不是以周禮為傳統；談律法上占據的時間，你會發現各地制度常常不按中央法律。

那究竟什麼是傳統？對那些高喊傳統價值的人而言，傳統僅不過是比現在前面一點點而已，是維持現狀或是回到上一階段的同語反覆。翻開傳統的系譜，我們根本找不到一個單一的傳統。

參考書目

  1. 郭沫若：1982年，《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收錄在《郭若沫全集》歷史編・第一卷，北京：人民。
  2. 梁啟超：1989年，《中國文化史》，收錄在《飲冰室合集》第十冊，北京：中華書局。
  3. 陳顧遠：1992年，《中國婚姻史》臺一版，台北：台灣商務。
  4. 史鳳儀：1987年，《中國古代婚姻與家庭》，武漢：湖北人民。
  5. 周玉珠：2002年，《從《詩經》看周人的婚姻》，國立中正大學碩士論文。
  6. 劉燕儷：2007年，《唐律中的夫妻關係》，台北：五南。
  7. 程天權：1982年，〈《秦律》婚姻家庭關係探索〉，收錄在《政治與法律》198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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