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又津／逃難這件事：印尼清共年代，華人顛沛流離的故事

「逃難的事我都不知道，那時候我住在市場頭，好幾個村莊的人進來，都跟我說，你還不趕快走，我就跟著人走了。那年我27歲，結了婚，有兩個孩子，也在亞洋岸買了房子。可是逃難以後，我再也沒回去。」

如今在印尼加里曼丹省新埠頭擺攤、70多歲的黃先生這樣說。

那年，他留下剛買的房子，帶著兩個孩子和妻子，落腳於坤甸東邊的新埠頭。相較於商業、政治中心的老埠頭，新埠頭多是原物料加工廠，如今也有許多原始的空地。儘管新埠頭離故鄉亞洋岸只有一小時車程，但他只說：「我走了就走了。」後來砸屋放火強盜的事，他都沒親眼見過。然而，他只是看了別人走就走了嗎？怎麼捨得剛買的新房子？這其中有何緣由，他不願多說，只講不知道，直接打發我們送客。

這樣聽來，我外婆千里迢迢從雅加達回去亞洋岸，違逆眾人「沒什麼好看」的勸阻，應該是異於常人的勇舉。但如今她失智了，問不出所以然。

為了生存不得不改姓的年代

1965年印尼發生930軍事政變，隨後開啟反共大屠殺，因為印尼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的連結，許多華人因此遭殃，被迫逃難離開故土。我媽媽的家庭也是其中一分子。當年接濟我媽一家的許艷卿說，逃難潮在她17歲爆發，親戚都搭船去中國，但他們沒搭到。她想繼續讀書，但華校全數被禁，她只能讀印尼學校，也決定改成印尼姓氏。「中華公會的人罵我忘本。」見慣大風大浪的她，說起這段難得放低聲量，她成了家族第一個改姓者。

那是一個17歲少女試圖掌握自己命運的時代。之後幾年，許家人認清事實，為了教育、生意和未來，必須以印尼人的身分活下去，陸續改了印尼姓氏。至於坐船至中國的印尼華人，有錢人到了中國還是有錢人，逃過60年代的印尼清共，但幾年後還是逃不過文化大革命清算地主的下場。後來，許艷卿嫁給了勤奮的客家男子吳德福，成了「德福嫂」。兩人經營金店，每日能賣上以公斤計的黃金。一說起坤甸的珠寶金店，人人都知道這家店。「德福哥」則是遠近馳名救濟逃難的善人，救助難民無數。

就連我們這天拜訪黃先生，也只因許豔卿記得，她有個舊識在新埠頭市場，但印象十分模糊。於是私家車來回繞行，直到她看見有些熟識的藍色鐵門，按門鈴喊了兩聲，無人回應，她便直接揭開停車棚鐵門、紗門和大門，直接進入客廳。——這裡的人都不鎖門嗎？許艷卿繼續往內走，結果廚房、房間都沒人。但萬一記錯了、不認識屋主怎麼辦？幸好黃先生的女兒住在隔壁，聽到我們叫喊，便打電話叫爸爸回來。這番擅入民宅如入無人之境，也讓我稍稍見到了她執著的氣勢。

許艷卿以自己的力量改姓，但不滿一歲就離開亞洋岸的我的阿雪阿姨，就沒這麼幸運了。

外婆在逃難的過程中弄丟了阿雪阿姨的出生證明。那陣子小孩全都跟了先改姓的大姑姑，但一個人一年頂多生一個小孩，阿雪無法登記到本來的出生年，所以現在身分證上的年紀，比她實際的年齡小兩歲，也在名義上成了大姑姑的女兒。反倒是我外公堅持維持著中國姓氏，被警察不斷找麻煩、討錢。這是那時代坤甸人都有的共通記憶。

我也曾有朋友說，媽媽為了讓她有印尼籍，跟印尼人辦結婚，她在名義上有個印尼爸爸。但她從來不敢使用那張印尼護照。萬一海關問她，怎麼護照沒有出境記錄？為什麼這麼久才回來？為什麼印尼話不流利？她無從解釋，自己何以完全不認識印尼爸爸。

理想破滅的他，從此一生沉迷賭博

「我沒有逃難，那時候身邊的朋友都被抓了，我就一個人跑來坤甸。後來朋友叫我回去，他說你喜歡什麼房子隨便選，都是你的。但我不知道他們是說真的，還是騙我回去。」

我媽的舅舅、我的外叔公，名喚李木漢，是外公同母異父的兄弟，所以姓李不姓吳，1937年生，我們碰面時他已經82歲。阿漢是當時家族中學歷最高的人，初中就離開亞洋岸到坤甸去讀書，直到高中畢業才回到老家做老師。大家對他的印象就是中文好、有學問。他回憶當時村落裡中有人支持五星的共產黨，另一些人支持十二星的國民黨，大多數人根本不知道這兩黨有何差異，只知道星星數量不一樣，後來都會被趕走。我猜想阿漢年輕時，可能參與了某些地下組織，才會在清共事件尚未全面爆發時，獲得內部消息先行躲避。

阿漢記得，他跟「Lagi」（音）的「紅頭原住民」關係不錯，因此馬都拉族（Orang Mandura）「黑頭原住民」入侵村落時，是Lagi堅守對抗。「我女兒看到肚子被殺破的人。」阿漢說，他熟識這些人，知道他們都是很好的人。他沒說的是，若是他沒早點逃跑，恐怕死的就是他了。

我始終沒查到「Lagi」的正確名稱，但馬都拉族的命運也很坎坷：原本住在馬都拉島的族人，數百年來不斷被迫遷移，其中一部分人到加里曼丹，他們信仰伊斯蘭教，與加里曼丹信仰基督教的達雅族（Dayak）衝突不斷。

等馬都拉族離開後，阿漢接到Lagi朋友的消息，告訴他可以回家了，而且還可以趁亂揩油：「要哪間房子都可以拿！」反正屋主不在，誰都可以佔地為王。但阿漢怕是別人編了個藉口要抓他，沒敢回去，繼續住在難民營，三餐不繼，喝生鏽汽油桶裝的污濁河水，夭折了四個孩子。後來到了新埠頭，他再也沒教書，而是經營一間撞球間，破落的透天厝大廳擺了兩張撞球桌，沈迷於賭博。因此我們返鄉，見人就塞點鈔票，唯獨沒給這個外叔公。

「以前阿漢很勤勞，會澆菜、養牛，阿爸不會說印尼文，他會講。」我媽回憶起妹妹不知道的歷史。阿漢叔叔是她的第一個老師，又懂得跟不同族群的人溝通。想來年輕時的阿漢人面很廣，又受到比較高的教育，對未來應該充滿理想。但理想破滅時，也比一般人受到更大的衝擊，才將剩下的人生寄情於賭博。

儘管兄弟同母異父，但我外公這個做哥哥的，還是盡力照顧弟弟。「阿爸要賣黃金買房給他。」但我媽開始工作後，存款全放進外公那只能上鎖的行李箱，她擔心得不得了：「我叫阿爸，拿你自己的錢，不准賣我的黃金！」若非如此，我媽絕不可能買得起那張來台灣的單程機票。阿雪阿姨也數落阿漢，來雅加達時竟沒來見外公，就連外公生病中風時也沒包紅包，這個弟弟算是白疼了。但親戚的帳，永遠都算不完，避不見面可能有別的原因，托親朋好友帶點錢致意，有時候也不保證送到。

我們來訪的這天下午，阿漢只說他想講的，因為他耳朵重聽、視力不清，又忘了很多細節。但周圍逃難的人聽了，忍不住生氣地糾正他。反覆訴說、遺忘、逃避......藉著反駁阿漢的版本，新埠頭的街坊一點一點，說出自己從未遺忘的往事。

（※ 作者：陳又津，臺灣大學戲劇學研究所劇本創作組碩士。曾任職廣告文案、編劇、出版社編輯、記者。關注移民及城市議題。出版有《少女忽必烈》、《準台北人》、《跨界通訊》、《新手作家求生指南》 、《我媽的寶就是我》。本文授權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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