笹沼俊暁／頂大菁英的空殼：從日本學歷主義思考台日社會
進入學年末，近來須處理的事情繁多，每天下班後我相當疲憊，幾乎沒有餘力閱讀社會新聞。但前些日子的台大經濟系學會選舉歧視言論事件，使我思考了一些事情。因為，到台灣17年以來，我時常看到台灣民眾對考試成績、學歷的「期待」和「崇拜」，程度有時讓我感到困惑。
台灣「學歷至上」的迷思
近來不少人似乎認為傳統的教育方式有問題。政府發布了108課綱，試圖改善填鴨式教育的弊病，以培養學生的主體性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但即便試著改變從前在集權主義下打造出的教育方式，但崇拜「學校成績」、「學歷」的風氣本身似乎沒有太大變化。許多人單純尊敬以台灣大學為首的知名國立大學和碩博士學位，憧憬留學歐美日，而擁有高學歷者也毫不猶豫地強調自己的學歷，堂堂正正地以其為傲，甚至有人露骨地輕蔑學歷比自己更低的人們。
台大歧視言論事件的背後，顯然有這種社會氣氛。雖然尊重學歷並非毫無意義，但問題是，不少人只崇拜形式上的「學歷」、「學術業績」，而沒有真正追求學問的實際內容，例如許多政客炫耀自己是某某大學碩／博士，當作選舉宣傳手段，甚至有人虛報學歷，捏造成績。在台灣的學術界中，頻繁發生抄襲論文等違反學術倫理的醜聞，我自己也私下聽說過許多消息。也許，媒體所報導的案子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我幾年前升教授時，受到周圍人們的祝賀，我雖然感謝，但同時也不由得感受到某種微妙的情緒。那時，有些人聽到我出了一本專書，立刻說出「厲害，那你就可以升等了」這類話；而我通過升等後，聽到的則是「恭喜，你放心了吧！」「你已經達到目標了」等等。不過，從前我立志為成為學者的理由，只是因為覺得若能讓自己喜歡的事成為終身工作，那會相當幸福。當然，升等後能稍微提高薪水，我不可能不高興，但就我而言，最重要的畢竟是學術、言論活動的實際內容，而升等這種事僅是副產品。然而，部分學者似乎認為學問就是提高社會地位的手段，也將升等視作學術活動的目的。
就讀好學校、累積學術業績，不應該成為目標本身。我並非否定學歷、學術業績以及「提高競爭力」，不過最重要的是探究真理、擴大視野、創新知識、回饋給公民社會和人類的未來。為得到這些，就讀大學和書寫學術論文是一個好方法，但並非只有這一條路。例如無法適應學校生活的唐鳳，只讀到國中，但她的文化素養比大部分高學歷人士更優秀。我也曾遇過一位自學的高中生，自己來旁聽我的課程，參加活動時比許多正式修課的學生更認真。因為，就她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滿足求知欲，而非獲得學分。
夏目漱石《少爺》，描繪日本的反學歷主義
台大經濟系學會歧視言論引起風波後，不少人士以批判角度探討台灣重視學歷的社會有何種問題，有些人主張高學歷人士理應擁有責任意識，有些人則討論台灣社會的偏見歧視和不平等。身為一個學習日本近現代文學和歷史的人，我不由得想起近現代日本有不少「反學歷主義」論述。
日本也有崇拜且期待學歷的作風，雖然社會脈絡有所不同，但程度與台灣相比並不遜色，正是在此社會背景下，產生了對學歷主義加以批判的態度和思想論述。
江戶時代，日本基本上是世襲的身分社會。但明治時期推行西洋化、打造近代國家的過程中，為了培養出官員、學者、工程師、教育家等能夠肩負近代國家責任的菁英分子，日本政府創立了以東京大學為頂峰的高等教育機關。這些學校理念上任何人都能就讀，因此明治時期興起了「立身出世（出人頭地）主義」。這可視為現在日本仍到處蔓延的學歷主義之濫觴。然而，當時就讀高等教育機構的年輕人，大都是前武士階級、富裕家庭的子弟。學歷主義形成了近代的身分社會。
「大學」本來源自中世紀歐洲，其歷史與近代國家相比更悠久，因此雖然在19世紀初以後被視為國家機構的一環，但原則上仍保持一定的獨立地位，在憲法下，「學問教育自由」受到保障。然而，由於近代日本等亞洲各國的許多大學是在政府主導下創立的，因此與國家權力之間有著更加緊密的關係。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崇拜官方學歷的風氣極為強烈，相反的，也同時形成對於東京大學所象徵的學歷主義和菁英分子的反感。
從夏目漱石的作品中就可看到這種反骨精神。他的知名小說《少爺》主角是個典型的「江戶兒」，性子天真魯莽卻富有正義感。他的家庭本來是江戶幕府的「旗本」（將軍的臣下），明治維新後沒落，父母過世後，他哥哥將祖輩傳下的房子財產都處理掉，在畢業後他以中學數學老師身分前往四國的小城工作。但他始終厭惡身邊奸詐虛偽、炫耀西洋文化知識的同事們，最後揍了那些人而辭職回東京。作品中，主角明顯屬於明治維新「輸家」一方的子弟。在工作場所中，他最討厭的教學主任就是東大畢業的知識分子，經常在學校裡閱讀東大人出刊的《帝國文學》雜誌。
事實上，作者夏目漱石本人也與「少爺」同樣出身於「舊佐幕派」（明治維新時支持幕府者）的家庭，同時也是東大畢業的頂峰級菁英分子，甚至在《帝國文學》上也發表過作品。他留學英國後擔任東京帝大和第一高等學校的英國文學講師，但他厭惡近代西洋文明，懷疑西洋文學的普遍性，且終身喜愛讀寫傳統漢詩文；也因無法適應教學職務而得了精神疾病，最後辭職，成為民間報社的專屬作家，拒絕政府給予他的「文學博士」學位。
值得注意的是，夏目漱石發表此作品的1906年，是日本於日俄戰爭獲勝的翌年。當時，明治維新以後的政治社會動亂已告一段落，近代日本的教育制度大致上完成，在這樣的時代下，夏目漱石卻寫出對近代國家所培養的學歷菁英分子之反感和自我厭惡。
擁有高等學歷，卻欠缺獨立思考
二戰後的日本哲學家鶴見俊輔（1922-2015）在《戰爭所遺留下的事情》（2004）一書中表示，在1905年左右完成的教育框架下，大量學歷菁英分子被製造出來，後來引起了二戰，且導致日本破滅。據鶴見說，當時歐美各國的知識分子沒有特別的政治特權，但在近代日本，知識分子就是在第一高等學校、東京帝國大學學習歐美知識體系的人們，他們能擁有巨大的政治權力。
鶴見俊輔指出，自明治維新至1904年，日本有靠自身「製作」明治國家的人們，但後來領導日本的知識分子，都是「被製作」出來的。那些優等生雖然擅長學習，卻欠缺自己思考的頭腦，若發生在考試範圍內不存在的事情，他們就無法應付。不僅如此，他們只關心寫下標準答案、得到第一名，自由主義思想流行時他們寫下自由主義的標準答案，軍國主義流行時則巧妙地寫下軍國思想的標準答案。鶴見回想，二戰時他親眼看過，得「一番病」（第一名病）的菁英分子們，是如何輕易的放棄從前的思想、接受軍國主義，反之沒有學歷的人們中，卻有著能獨立思考，自己打造思想的人們。
這個論述也許會使有些讀者們想起政治學者漢娜．鄂蘭所提出的「平凡的邪惡」。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1963）一書中鄂蘭表示，二戰時負責指揮屠殺猶太人的納粹軍校阿道夫．艾希曼並沒有任何思想，他只是毫不思考地盲從於組織規範，這種「平凡的邪惡」殺害了眾多人命。日本軍國主義和德國納粹的歷史社會脈絡當然不同，但似乎都含有在高度發展的教育、行政、軍事等系統中普遍存在著的精神模式，亦即毫不反思自己所所屬的框架本身，在此中「認真地」完成任務，追求優秀成績。現在世界各國的社會中，肯定仍有這種情形，因此我們也不應該將鶴見和鄂蘭所述的事情單純視作過去的故事。
至於台灣的狀況是什麼？由於不是台灣史專家，我不知道有無類似的情形。但我確實懷疑，不論戒嚴時代或解嚴後，台灣很可能有毫不反思自己所屬的框架、且在其中始終以「第一名」為目標的菁英分子。日本作家三島由紀夫雖然有右翼思想，卻對所謂「愛國教育」表示反對，因為在愛國教育之下，競爭「愛國第一名」寶座的優等生必定會大量簇生。不知道現在的台灣有沒有這種始終在既有思想框架下競爭「政治正確」、且以居高臨下的態度「教育」別人，言論行動越來越極端，卻絲毫沒有靠自己的頭腦、思考出自己思想的人？
日本菁英靠「東大話法」，說出滿嘴謊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66年，日本在2011年發生了東日本大地震和福島核災。這件事常被日本人稱為「第二戰敗」。當時許多民眾發現，核電「專家」們的言行充滿欺瞞、歪理、矛盾，在此背景下，「東大話法」成了熱門話題。
現任東京大學教授的經濟學者安冨步（1963-）在《核電危機和「東大話法」》（2012）等著作中指出，以東京大學相關人士為首的知識分子往往擅長使用一套充滿欺瞞語言邏輯的說法，企圖粉飾災情的嚴重性，並以此美化核能。他將這種說法稱為「東大話法」。其規則如下：
- 不可以按照自己的信念行事，而須採用適合自己立場的思考方法。
- 須將對方的話歪曲為對自己立場有利的方向。
- 須忽略對自己不利的話題，只針對有利於自己的話題回答。
- 若沒有對自己有利的事情，須講些沒有關聯性的話題敷衍。
- 即使不管多隨便且不合邏輯，也須自信滿滿地解釋。
- 為隱蔽自己的問題，須全力批判有同一種問題的人。
- 須講出一些能夠讓人覺得自己是才德出眾人物的話。
- 須將自己視作旁觀者，分類發言人而貼標籤，擅自設定他的屬性，並加以解說。
- 須先說出「可能會造成誤解，但我還敢說......」等自清，而後再撒謊。
- 須透過侮辱代罪羔羊，恐嚇讀者和聽者，使他們迎合。
- 若判斷對方的知識比自己差，須不修邊幅地提及費解的概念，自信滿滿地解釋。
- 須毫無根據地斷言自己的論述是「公平」的。
安冨表示，這種「東大話法」並非只有東京大學的師生、畢業生使用，而是在權力聚集的場所裡普遍可見，但東大相關人士能特別巧妙地運用它。「東大話法」使用者的特色，在於始終將自己當作旁觀者，但這並非意味著他們真正客觀地探索真相。他們只是為保衛自己的立場，而在對自己有利的既有框架下歪曲現實和語言，恐嚇且主宰別人。他們永遠不會作為一個「人」思考，也不敢面對自身的內心，總是從自己的社會立場發言。並且由於他們始終將自己放在旁觀者的安全場所，對於發生的事情也始終不需負責。
有趣的是，安冨步藉由「東大話法」探討了籠罩現代日本社會的「立場主義」。若你進入日本的企業、政府機關等組織，會發現許多成員認為，必須在分配給自己的立場上，拚命扮演自己的角色，否則上司、同事們就無法保持他們的立場，是給人家添麻煩。並且若周圍的人們失去立場，自己也保不住立場。據安冨所說，這種「立場主義」是自江戶時代日本的家制度和其社會倫理中衍生出來的，在日本社會中的影響根深柢固。
安冨指出，「東大話法」就是為保護此結構而存在。以東京大學相關人士為首的學歷菁英分子本身，往往也是「立場主義」的產物。他們從小就為「進好學校、好公司、好機關」被父母強迫拚命讀書，人生目標始終在於「得到好立場」，一旦獲得就得死守，不敢試著自己開創新道路，甚至歧視得不到「立場」或從中被排斥的人們。不過，由於他們總在職場、學校、家庭、性別等框架中扮演被周圍要求的角色，沒有面對真正的自己，也沒有活在自己的生命中，因此不僅得不到真正的幸福，而且當自己所屬的組織和社會失控而往錯誤的方向走時，也無法阻止。日本的二戰戰敗、福島核災、東京奧運貪污事件、防疫政策失敗等的背後，都有這種結構。
菁英的成功，並不是完全只靠自己
事實上，按照我自身的日本社會經驗，安冨步的這個獨特論述十分有說服力。近幾年在家看日劇時，我的妻子（台灣籍）困惑，「日本人為什麼常常說『守る』（保護）呢？」我才意識到，許多日劇人物確實頻繁表示「要保護〇〇」，還經常成為劇中的核心思想。要保護的對象大概是職場、家庭、情人等，有時指的是「日本優秀的技術」這類。也許這種說詞反映出目前籠罩於日本社會的「立場主義」作風。
來台灣後我發現，不少民眾讚美日本時，喜愛提到「職人魂」、「武士道精神」。雖然這些說辭所指的內容實在曖昧模糊，令我困惑，但若它指的是堅持自己的「立場」、且毫不妥協的態度，那麼這種作風很可能是日本「失去的30年」的根本原因。
安冨的論述主要奠基於對日本社會的觀察，然而現在世界各地的人們都在各種高度發展的社會組織中生活，因此「立場主義」可能是現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一般而言，相較於日本，台灣社會的職場流動性較高，人們較頻繁地換工作，不必死守崗位。但即便如此，台灣很可能也有另一種「立場主義」，例如許多年輕人從小就被周圍的人們期待進好學校，每日補習寫功課，甚至因家長要求而就讀本人沒興趣的學校、科系，以扮演「孝子」角色，他們的生命所受到的創傷必定不輕。
我認為，在現代日本的反學歷主義論述中，更適合讓台灣高學歷人士閱讀的，應該是社會學者上野千鶴子（1948-）的言論。2019年4月東京大學舉辦入學典禮時邀請了東大退休教授上野千鶴子，她的致詞引起了不小的風波。因為她向全體東大新生呼籲，學歷主義、能力主義的背後有嚴重的社會不平等，考上東大並非全靠你們自身努力的成果，作為東大學生必須反思這個問題：
你們應該是抱著「努力就能獲得回報」的這份信念而來。但是，正如開頭所提到的違規入試一樣，即使努力也無法獲得公正回報的社會一樣在等著你們。並且請不要忘記，你們所想的「努力就能獲得回報」的這份信念，不是因為你們努力的成果，而是受環境的恩惠使然。你們能夠在今天想到「努力就能獲得回報」，正是一直以來你們周圍的環境在激勵、在背後一直扶持著你們，表揚你們成績的結果。在這世界上，有即使努力也無法獲得回報的人、想努力也無法努力的人、太過努力以至於身心受到摧殘的人，也有「就憑你」、「反正我這種人就是不行」等在開始努力之前積極性就遭到打擊的人。
請不要把你們的這份努力，僅用在自己獲得最終勝利的這件事情上。這份受惠的環境與能力，請不要用來貶低沒有受惠的人們，而應該用來幫助他們。不要逞強，承認自己弱小的一面，互相扶持著生活下去。雖然是女權主義這項女性運動孕育出的女性學，但女權主義絕不是讓女性的言行舉止像男性一樣，也不是讓弱者變身為強者這樣的思想。女權主義是追求讓弱者能夠以弱者的身份受到尊重的思想。
上野千鶴子是在日本開創「女性學」的代表學者。在此演講中，她解釋許多女學生受到十分不公平的待遇。例如：雖然統計上女性考生的平均成績比男性好，但大學入學率卻比較低，甚至東京大學的女性新生比例長期沒超越2成。日本社會中，「反正是女孩」、「因為只是女孩」這樣的想法仍根深柢固。
上野的演講並非只評論性別問題，還包含社會中普遍存在著的各式各樣的不平等問題。美國哲學家邁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在2020年的著作《成功的反思：混亂世局中，我們必須重新學習的一堂課》中探討，在競爭激烈的能力主義、成果主義社會中獲勝的人，容易忽略他們其實只是偶然受惠。即使本人熱忱地努力而考上名校，但其背後卻也有一直以來幫忙他們的人們，並且本人的天分也不是他們自身打造的，只是偶然地獲得的。不僅如此，我們無法選擇自己出生的環境，擁有資質的人也要在能夠培養他的社會中，才能發揮本事。上野千鶴子的論述也基於類似的認識。
在台灣，即使沒有像日本那麼嚴重，但仍有性別不平等，許多高學歷人士的家庭也屬於富裕層，父母也擁有高學歷。但許多孩子們在較不利的環境裡長大，如上野所述，他們往往即使努力也無法獲得回報、想努力也無法努力、因太過努力而身心受到摧殘，甚至在開始努力之前就遭到打擊。有些人也許會說「我家裡沒什麼錢，我確實靠自己努力獲成功」，不過能夠讓你們努力不已的精神力、體力、智力、個性並不是全都由你們自己打造，其中相當部分其實是偶然地遺傳到或在特定的環境裡被培養出的。因此，我自己也希望在此競爭社會中獲勝的人們能理解，他們的成功並非全靠他們自己，千萬不要將因受惠而得到的能力、環境用來貶低沒有受惠或較少的人們。
這篇文章談論的是台日學歷主義問題，但為思考此問題，還必須論及日本社會中蔓延的的另一種社會風氣──「反智主義」。關於此問題，將於下一次再探討。
（※ 作者：笹沼俊暁，東海大學日本語言文化學系教授。1974年出生於日本靜岡縣，現居台中。本文授權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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