揮之不去的夢魘——談今年學測國學常識考題

107學測改制，討論很熱，針對大致改革走向已有許多人提出看法，如朱宥勳〈大考中心玩真的——2018年學測國文科考題的趨勢與意義〉一文，明確指出幾點改革的主要方向與意義，我的看法差不多，就不贅述。

今年選擇與非選題分開，各自分配了80分鐘的測驗時間，選擇題部分增多至四十多題，較往年多出一倍左右。多數題目的長度增長，也有不少新意，值得肯定。

然而，某些有著老舊思維，或命題有瑕疵的題型依然存在，且因著題目數量增多，加上有許多新的題型出現，讓這些有問題的題目更顯不堪。

如一直以來都有極高爭議性的新詩填空題（今年沒出現新詩重組題，這是好的），今年一樣出現在考卷上，且犯了不少出題上的致命錯誤。（參看朱宥勳〈新詩入題的經典錯誤〉）

國學常識的題目設計依然存在問題

其餘有問題的題目，多半偏重於所謂的「國學常識」，這些題目在幾十年來的國文教育中從未缺席，是許多人學習國文的共同夢魘。這些舊思維也反映了過去對國文學科、人文領域人才的刻板印象，諸如：文科就是考記憶、文科生數理能力差是以邏輯思辨能力較弱、文科較簡單等。

如討論度極高的第17、18題，雖以卡牌遊戲說明書包裝，但學生若是無法藉由古典詩中提供的線索判斷相對應的歷史人物是誰，即便順利理解說明書的內容，在答題上依然有困難。

不可否認的，形式上較有新意的卡牌題，也確實具備了一定的鑑別度，需要足夠的理解力與邏輯思辨能力，才能順利看懂題目。而卡牌所對應到的歷史人物，也確實都在教材範圍之內，屬於大家熟悉的〈鴻門宴〉這一課。然而，題目中出現的五首詩卻是課外，只有熟悉這些人物歷史典故的學生才能做出正確判斷。

其他的題目的設計則更簡單，如第11題，題目列出三段文字，要學生判斷這些文字分別屬於儒、道、墨、法的哪一家。三段文字分別出自黃宗羲的〈原君〉、《商君書》以及《墨子》，對應的答案則是「儒家」、「法家」、「道家」。

問題在於，無論自學術或教育的眼光，這個題目都有明顯的問題。從學術的角度來看，將這些文字以「某某家」來加以分類，本身就不夠嚴謹。先秦諸子的分類是後起的，以當前的學術研究來說，這些分類並無益於對這些文本的詮釋，這些看待材料的方式早已被大多學者捨棄。

就題目內容而論，黃宗羲所闡明的「民本思想」固然可上溯自孟子，但並不代表這樣的思想是「儒家」所獨有。考生雖然可以透過線索做出簡單判斷，作答時不會遭遇太大阻礙，但這樣的題目所能反映的僅僅是對中國古代思想的粗淺認知，並無深刻的文化意涵。

又若第41題多選題，每個選項各給一段文學史知識的陳述，要學生選出正確的幾項。然而，每個選項都僅有簡單的直述句，要答對這種題目，需要熟悉傳統教材所給的文學史知識，但不需要對這些知識有更深刻的反思。

具備國學常識，才符合我們對文化知識分子的想像？

更進一步說，我認為學習中國文學史若有什麼積極意義，也必須建立在對這些歷史痕跡的反覆討論上。若只是知道古文運動在唐代的領袖是韓愈與柳宗元，在宋代則為歐陽脩，意義並不大。

要讓這些知識與文化思考連結，應當去探討古文運動在當時的政治與社會上有何意義，又反映了什麼樣的價值觀與社會現實。透過對歷史不斷地討論與重新詮釋，才能真正賦予這些知識學習價值。

只是給定幾個普遍的說法與評價，不僅對歷史的理解過於平板，某種程度上更扼殺了考生進一步思考的空間。而後這些平面的陳述，又成為大考必然出現的考題，更讓這些文學、文化教育失去應有的彈性，只剩枯燥的內容，也破壞了學生的學習胃口。

無可否認的，這些測驗國學常識的考題，確實能檢驗出考生對這些材料是否熟稔。對於用功的考生來說，這也許是一個簡單的鼓勵，但也許我們應該期待的，是更多的學子願意投入心力於更有意義的文化思考，而非死板的記憶。

學生具備好的思辨能力，對於他的未來當然有很大的幫助，也是公民社會之幸。但學生熟悉歷史掌故，有沒有更積極的意義呢？在出題者或某些人的心中，是否仍舊認為學生需要具備一些「國學常識」，才符合我們對一個文化知識分子的想像？

當考題全面改革，空前重視學生的閱讀理解、邏輯思辨能力的同時，依舊要學生具備這些知識，這樣的測驗目標究竟是什麼，值得追問。而我們該進一步釐清的，應是清楚掌握這些知識有何積極目的，我們又基於什麼樣的理由，認為一個考生應當俱備這些知識。

人文教育只靠記憶性知識是不足夠的

我並不反對記憶，也認同在許多時候，適度的記憶是必要的。人依賴一定量的記憶而活，在學習新知時，也不可能完全避免去記憶任何的內容，學習的過程中，當然需要足夠的知識基礎，才能夠建構更好的思維。

是以，我們該思考的，是在國文教育之中，什麼樣的知識是必須花時間去記憶的，而記得這些知識內容又有什麼意義。釐清這些之後，才能進一步檢視這些檢測記憶性知識的考題有沒有問題，是否有繼續存在的必要，又或該被時代淘汰。

國文科考題中出現的記憶性內容，多為所謂的「國學常識」。當然，稱這些知識為「國學常識」可能會產生一些疑慮，撇開國族、民族認同不談，所謂「常識」某種程度上似乎暗示著人必須具備這些常備知識，否則會造成生活上的困難。

但很顯然，一個人不熟悉歷史人物典故或是某個成語的出處背景，並不會讓生活遇到太大的阻礙。基於這個理由，也許我們把「國學常識」稱為「古代中國文學史知識」會比較精準。

特別修正國學常識這個說法，有一個比較積極的意義。在過去，這些文學史知識很常成為評判一個人文化底蘊夠不夠深、「國文程度」好不好的標準，但我認為這是有問題的。

或者說，我們長久以來對於「國文程度」的想像，可能畢竟有些淺薄。一個人的國語文程度如何，應視其語文理解與表達，乃至對人文社會的思考是否有深度而論，這些面向的能力，才該是國家設立人文教育的目的。

順著這個脈絡來看，光是記憶這些知識必然是不足的，更重要的是具備這些知識以後，能否以此為基礎對我們的文化、社會有更深刻的認識與思考。學生的語文能力，也該在這方面受檢視與肯定，而非是否記得較多與較細的文學史知識。

今年的改變非常值得肯定，但我更希望改革路上，這些過時的思維能早日被淘汰或重新審視，也唯有如此，國文教育才能真正脫胎換骨，走向新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