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美，還有什麼？——從張大春〈致中閔書〉談古文教育

台大「卡管」事件延燒多日，近日張大春寫了封信給管中閔，全信以文言文寫成，管中閔則在臉書轉貼全文，並表達欣喜之情。

這封〈致中閔書〉看來頗有古文人書信贈答的味道，這樣的書寫品味在今日社會確實較為罕見。我無意評論「卡管」事件，只是張大春這篇文章引起了一些關於文言文，甚至是國語文教學的討論，我想藉機談談幾件事。

報導中，有位不願具名的國文老師，認為如此以全文言寫成的書信，在現代出現十分難得，應該列入教材。當然，我們大可將其視為個人意見，一笑置之不必深入評論。但如果細究這些意見背後的價值觀，有些問題就值得談。

有用典就是好文？

一篇文章好不好，可以從很多方面來看，比如功能性、目的性、文學性或其他，依據使用場合與作者意圖，或是被閱讀的時空脈絡來決定。

以張大春此文為例，全文內容缺少有力的論述，只有主觀的情緒性看法。以寫給好友的書信來說，即便內容空洞，私下看看並無不可。只是若要進一步談這篇文章的價值，恐怕有些困難。

以張大春的文學水平，這篇文字在文言句法的操作上多數是合理的，讀來也還算流暢。這在熟悉古文行文方式的人來說，並不困難，有些句子更直接化用古文，這雖然不是什麼優點，但也不構成太大的問題。

這篇文章問題較大的地方在於用典的方式。比如「致萬姓于趙高、秦檜之墀前，一睹權姦懦主之迹，猶引刀而成一快，豈讓豫、專、聶、荊諸輩哉？」這段，以趙高、秦檜比作當世執政者或掌權者。

該段「引刀而成一快」，稍微熟悉掌故的人就知道化自汪精衛的「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只是這個引刀一快是汪精衛當時視死如歸的宣言，在此處用這個典故有些意味不明。後面列的幾個全為司馬遷《史記．刺客列傳》中的人物，但這些人物作為「刺客」的背景全然不同，也有各自的心志懷抱。將這四人與汪精衛並列，看似豐富了文句的內容，實際上卻讓這段文字的意思更為混淆。

又如後面「昔韓文公有爭臣之論，以儆陽城大夫；蘇子由不赴商州以刺王安石之隱慝。」用了韓愈的〈爭臣論〉以及蘇轍不到商州赴任的兩個典故。但〈爭臣論〉談的是諫議大夫的責任，抨擊的是獨善其身、毫無作為的諫官陽城；蘇轍拒絕赴任，表面上是為了侍奉父親，實際上可能是為了避免捲入黨爭等政治漩渦。將此舉視為「刺王安石之隱慝（不為人知的罪過）」，畢竟對歷史事件分析不深，只是某種去脈絡化的解讀。

這兩個典故若硬要扯些同質性，或許還是能就「責任」、「風骨」、「氣節」上說上那麼一點，但即便是為了支持管中閔的立場，歷史上更貼合的例子應該是有的，此處引這兩人的事蹟，讀來仍嫌拼湊。

釐清用典的意義

認為這篇文章有美感或有價值的人，也許未從上述角度來看，是比較可惜之處。而這樣的寫作方式或審美觀，更反映了某些我認為應該被淘汰的傳統作文觀念。

其一、有些人以引用經典古文、名言佳句為尚，卻無法進一步發揮這些內容的價值。真正的好文章沒必要追求這些，比起堆疊佳句，用自己的話語把觀念說清楚才是更重要的。

一篇文章要能說服別人，需要的是精實的、嚴謹的論述，當然有獨到的見解更好。引用前人現有的句子，對文章的論述內容通常不會有太大的加分效果。張大春在文中引用蘇轍的句子，亦是如此。

其二、將歷史人物化為扁平的文化符號，類比當代情形，卻無深刻意涵。與上面引用佳句的情況相同，舉的例證或典故若無法幫助論證，本就只會增加讀者的閱讀障礙，對文章沒幫助。

如果是為了賣弄知識或程度，在過去的聯考作文中也許還能騙到一點分數，但離開考場仍有這種心態，就有些無聊了。

可惜的是，過去許多歷史教育、國文教育，只是單方面的知識灌輸。在寫作上，秦檜、趙高只能是奸臣的代名詞，對於這些歷史人物的政治主張、具體作為、都未能有進一步的思考。又如前面提到的蘇轍與王安石，張大春這般引用，完全忽略整起事件的前因後果，致使主張改革的王安石在此只能是一個被譏刺的罪人，也讓這些典故的營養價值大大降低。

如果我們學習歷史典故，只是為了在文章中多一些例子可以填塞在各個段落，為了能多一些扁平的文化符號作為抽換詞面用的代詞，這樣真的沒什麼意義，也糟蹋了歷史與文化教育的價值。偏偏在過去許多人以為文章如此引經據典，是一種有文化的表現，這點十分荒謬。

文言文就一定是好文？

再來，與上述心態類似的，就是盲目認為只要是古文就是美文的觀念。每個時代的文章都會有佳作，也有拙劣的文字。許多古文有美感，是因為在字句安排上有作者的巧思，這都是可檢驗的，並不是因為他「是文言文」，就一定有美感。

而這觀念恰好是對古文最大的傷害，因為無法論述美感何在，自然更無法說明那些古文中厲害的字句，到底價值何在。搞到最後，古典佳作真正的美感一直無法被理解，引用古文、模擬古典字句的人，大部分只能停留在形式的層次上打轉。

如張大春這樣就罷了，至少還有一定的文字水平，而現下許多操著文白夾雜、不倫不類的文字，還以為自己正在透過「文言文」句法展現程度與素養的人，則又等而下之了。

只在形式上達到某些標準，就忽略內容，這更是過去許多作文教學在觀念上有問題的地方。形式與內容固然不是唯二的標準，但這種以文言為美的品味，就已顯示形式與內容重視上的失衡，這種風氣若延續到下一代的教育中，並不是什麼好事。

好文取決於內容而非形式

任何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文學特色，不是模仿古人的寫作方式就一定是好的。字句只是輔助的工具，有時當然也會成為說服人的關鍵。歷代最一流的文字，也幾乎不是以單純的字句模擬的方式寫成，好文章除了在字句上要見作者的巧思，更該以內容為重。

當代公民教育中最需要教給學生的寫作能力，是能夠清楚表達想法的文字運用能力，而不是去追求莫名的、無據的美學標準。如張大春寫點「文言文」自娛是可以的，人人都有自己的品味，沒什麼好評論的。

但如果要把這樣的文章當成一種學習的標準（比如列入教材），展現的其實仍是舊時代某些不通透的觀念，以及對古文錯誤的想像、粗淺的喜好。

我希望我們下一代的教育，可以更妥善地安排這些文化材料，期待訓練出來的學生，在面對這些古典元素時，能更重視背後的文化、精神意涵與歷史脈絡，而不是盲目崇拜一些空洞無聊的形式與符號，甚至把他當成神主牌，號召無意義的衛道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