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一切後，生命如何繼續？——八八風災倖存者紀錄片《此後》
2009年，莫拉克颱風帶來破紀錄的驚人雨量，兩日內降下2500-2700毫米（約一年的雨量），重創台灣南部，造成有紀錄以來颱風的最大傷亡。許多人在這場災難當中失去家園，失去摯愛的親人，他們承受著苦難，也承受著難以忘卻的傷痛。
莫拉克風災時，筆者在旗美地區社大工作，災後也第一時間投入緊急救援，如今回憶彼時仍叫人內心激動。災難過後的創傷，彷彿抽空一個人，就算生活日復一日，卻已無法確定眼前事物的意義與價值。
重憶現場，滿目瘡痍不是個形容詞，而是個讓人流淚糾結的現場。卡車超現實地掛在電線杆上，山城美麗的小鎮變成戰場，更無法想像山區的慘況，楠梓仙溪上游原本翠綠的山谷變成什麼模樣？災難對於一個親眼見證、親身經歷的人而言，都不是三言兩語可以簡單道來的事，更何況是在災難中失去家庭的人。
住在甲仙鄉小林村的翁瑞琪，全家十一口人罹難，只有他一個人因早起巡視農場，倖免於難。《此後》這部紀錄片，即是紀錄了翁瑞琪的災後人生。
只剩下自己，生命何以為繼？
一般人所理解的災難，大多會聯想到好萊塢的特效電影，但《此後》告訴我們，真正的災難不是電影特效畫面。災難不僅直接衝擊生命，也衝擊了脆弱的人性，徒留身軀與心靈的殘破，以及一輩子也無法癒合的傷口。這些，都成了災難倖存者一生的自我質疑。
故事從一段夢境開始，夢中家人還活著，等待主人翁喚醒。這是莫拉克災後倖存者的自我對話，也帶出他畢生的功課：
電影像夢，現實的人生卻又希望是一場夢。在一個平凡的早晨，一瞬之間失去全部的家人，該如何自我說服，生命如何自我修補，此後生命如何繼續？
導演陳文彬在《此後》這部紀錄片丟下這顆直切生命本質的快速球，看完之後尾勁與震撼猶在，逼迫你直視生命的意義。
即便莫拉克災難已過去九年，然而還有許多人的一生，都銘刻著這場災難帶來的傷痛與烙印，時時刻刻與之共存。面對承受災難衝擊，已然破損的生命該如何重新修補？這是片子丟給所有觀眾的一個難題。
繼續日常，尋回生命的真實意義
災後，日復一日的農園工作、看似重複的送貨路途，卻已是歷經過劇變的重建生活。遺忘傷痛是人類記憶的一種自我保護功能，如同片頭的夢境「山崩剛好就崩塌到家門口的位置」，暗喻著主人翁的潛意識裡，仍舊維繫著與家人的連結。
主人翁回憶過去的生活瑣事，彷彿災難從未發生，講到過去家庭生活瑣碎的趣事，一下痴痴地笑，下一秒鐘就紅了眼眶。主人翁內心承受巨大的傷痛，卻重複著每天的日常，想辦法讓生活的齒輪繼續運轉。
對農家人而言，或許更努力地踏實生活，就是一種心靈上的寄託。
生命的自我追尋是一種本能，原本已做阿公的主人翁，遇到同樣失去家庭的現任太太，兩人在旁人的勸說下重新組建新的家庭。重新孕育生命成為他們修補內心缺憾的一種方式。
其中一段很有意思，是村內廟宇的重建，特別是供奉註生娘娘，祈求神明保佑人丁興旺。小孩出生後，主人翁對神明與祖宗保佑的答謝，能帶來心靈的平靜與庇護感，也彰顯出民間信仰在常民生活中扮演的功能。
在受災者的心靈重建過程，信仰是重要的撫慰力量。災難帶來對於命運的質疑，藉由信仰，人們對未來的不確定性能夠再次安定。片中也可看到災民如何藉由家庭的重新圓滿、對於信仰的重建與儀式，讓斷裂的生命再次完整。
重生與其動人的力量
片中，敘事軸線經常在災前昔日及災後的當下生活中往返，這個部分似是刻意安排，雖然有時難免讓人覺得時空錯亂。片中的昔今辯證過程，有意無意帶著我們對照當下與過去的生活圖像，慢慢梳理故事主人翁重新探索生命，自我實現的過程。
人是習慣的動物，會依照既定的生活、敘事軸線繼續走下去。若這個前進的方向軸中斷，在面對敘事方向的斷裂時，人通常會有一段時間迷失方向。這也讓人注意到影片的處理手法：人會戀眷在回憶中，而回憶浮現時，往往會短暫迷失時空感，不禁沉浸在回憶帶給我們的確定性之中。
主人翁對生命意義的自我追尋，既是開展新生活，走出傷痛。中斷的生活回到軌道，失去的家庭重新獲得，新的生命帶給主人翁方向感，也暗喻著希望與未來的可能性。面對過去，家人彷彿依舊活在記憶裡，時間對傷痛的療癒效果其實比想像中還慢，只能透過現實生活的持續運轉，生命的意義才能在新的可能性中，被持續帶進主人翁的世界。
往生者並不會因肉體的消逝而不復存在，主人翁透過想像的日常對話進行，與逝去的親人持續溝通，持續維持情感連帶。現實裡面，主人翁仍維繫著與亡妻丈人家的關係，甚至共同出國旅行。《此後》這部片，或許是所有受難者的一個縮影，是所有受災者與旁觀者，共同見證生命自我修補的一段心路歷程。
以紀錄片對照新聞影像
最後，我想再將時間拉回2009年，莫拉克風災後的第一時間，伴隨著救災隊伍與國軍、慈善團體，大量媒體進駐災區，即時影像透過SNG車變得容易傳送，在各家媒體搶播第一手畫面的情況下，往往無法細緻處理畫面與詮釋的尺度拿捏，使得莫拉克風災擴大成社會性的災難。
大量的災難畫面及救災現場，甚至家屬、倖存者的一舉一動透過媒體大量曝光，政治人物也不得不到現場，表現出對災區的關切。甚至有災區民間團體就指出，這場風災彷彿是由「媒體指揮救災」，並影響到救災資源投放的判斷基準。
災難影像的傳播，造成常人難以面對的影像刺激。到最後，一場肅穆的災難課題成了眾人的舞台，媒體藉此塑造各種效果，甚至，媒體也被批評為構成災難的一個部分。
如同《布赫迪厄論電視》一書中對媒體文化的批判：「逐漸地，假裝是一個記錄工具的電視，變成了事實的創造工具。」到最後是媒體再製了一場災難，變成一段又一段的新聞跑馬燈，或強烈刺激的災難畫面，真實的災難反而「不在場了」。
最終，我們無法辨識出這場災難所帶來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因為除了電視的畫面，除了政治人物的版面，鏡頭拍不到的地方，似乎都不重要了。
我想，在這個意義底下去看《此後》，透過紀錄片與上述的傳播方式這兩個脈絡相互對照，或許會更加理解紀錄片的深刻性，與其無可取代的角色。
▲ 《此後》預告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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