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戰中的性別（下）：以愛之名的壓迫，女性參政領航是轉機？

▍上篇：

選戰中的性別（上）：兄弟式的平等，讓女人被迫成為他者

在上篇文中，有些人可能會誤會，好像「女性被迫成為他者」這件事就必然是來自於「邪惡的」男人，也因此有許多男性可能會認為自己被錯誤地指涉成共犯。

必須提醒的是，女性成為他者這件事情，並非單一男性或單一個體的「惡行」，而是整個社會為了維持當前社會秩序的機制，在這當中有維護這個社會秩序的男性，自然也有維護這個社會秩序的女性。確實，我們也必須去面對，即使在當前社會「有其他條路」的狀況下，仍有女性「自願地」選擇成為「第二性」，也就是「他者」，以身為他者為傲，並教導甚至要求其他女性一起成為他者。

我們並不意外有女性選擇成為他者。波娃在1949年便點出這點：女人其實是在這個機制當中最好的共謀。因為當男性仍然掌握大多數政治與經濟權力時，拒絕成為他者，就代表了拒絕與男性共謀，也就代表了「拒絕在高層階級可獲得的全部利益」。¹

那些男性候選人的伴侶

女性和壓迫者之間的關係遠較其壓迫關係更緊密，在強制異性戀的社會當中，女性幾乎被預設要愛壓迫他的人，而這裡的愛就蘊含了讓自己成為他者的前提。別的不說，光是看今日流行的偶像劇，女性為了愛情讓渡自己的主體性，成為另一個人的女人，仍然是為人稱道且流行的劇本。

韓國瑜曾說過「女人以家為天下」，這並不單純只是「失言」，更重要的是，韓國瑜藉此將女性安置於家庭之中，再轉過頭來以「愛」之名，讓女性成為他者，成為工具。所以我們並不意外，在台灣每次選舉，男性候選人的伴侶總會迅速被指派扮演「候選人牽手」的角色，這個角色或許會依照演員的性格而有差異，但其內涵與功能性相差無幾，就是不斷重申其對伴侶的愛。

周芷萱在太報的文章中，以陳佩琪對其他女性的勸誡為例，討論女性厭女如何可能。我們可以看到陳佩琪如何鞏固他與其他女人不同，反覆塑造他對丈夫的愛，乃至於他如何是一個好女人。

而這個「好女人」，便是一個優秀的工具。我們並不想干涉陳佩琪自己的選擇，但我們必須分析並看見為何他這麼選擇，又為何他能以自己的選擇去勸誡另一位不願意成為工具的女性。

「愛」的隱喻與代價

我們並不否定柯文哲夫妻間的愛，但何以這種愛必須以如此的方式呈現他們的故事？這種愛何以可以用來規範他人？這個問題也不僅是針對這對夫妻。

在本次選舉中，針對蔡英文單身或親密關係的指涉，針對洪慈庸結婚生子的攻訐，乃至於韓國瑜每次以性化的語言去描述政策與對手，或是謝龍介用「女人拉票可以拉到客廳、房間，但男人反而會被拉走」這種暗示女性性操控的語言，或是各陣營總是以親密關係或性來比喻國與國、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關係。

這些言語都顯示了，我們將「愛」作為一種公開且單一的敘事，並援引這個敘事到政治之中，所以「愛台灣」、「愛中華民國」成為對政治人物的檢視。韓國瑜承諾要選總統的那句「Yes, I do」，更是最明顯的隱喻，不停地將異性戀中性別不對等的關係援引進入政治結構，一再將女性安置於政治他者的位置。

我們的社會將愛視為私人的，所以這些政治人物以愛之名的行為便不可批判與討論，但社會同時又矛盾地要求政治人物必須要有愛，且這個「愛」是極度性別，並指向異性戀婚姻中的角色分工。

批判愛並不是認為愛不存在，或是夫妻之間的愛必須受到批評，而是我們應該重新思考關於愛的公開故事，以及這些公開故事如何滲透到政治之中。就像是在選戰白熱化後，鄉里間滿布的「阮想要抱孫」布條，本來希望有孫兒或希望有一個家庭這樣的情感是私密的，它如何成為一個公共且用來攻擊政治人物的論述？

倘若我們把家庭當中的愛翻開，並解構，可以看到這些愛遠非我們想像中的自由，而是各種不同的箝制，讓人活成當前社會希望你活成的樣子。我這邊所講的愛其實更接近曼恩在《不只是厭女》中所使用的道德義務，也就是女性不僅僅是人性存有（human being）更是人性施予者（human giver），²也就是說他們必須符合「施予者」這個道德期待，才會被認為是人。

這個道德期待就給予了女性更多道德義務，必須提供關懷、綿延後嗣並喜歡下一代、溫柔或善良，無論是在經濟或政治上，他們被預期仍然要「兼顧家庭」並且保有女性特質。這套論述在台灣時常被簡化成「愛」，無論是作為妻子、母親或作為「領導者」，女人必須持續給予其對象「愛」，才能夠展現自己在成為一個女人的過程中，得以被視為是一個人。

「女性強棒」能否帶來不同的政治風景？

當然，我們並非沒有突破的可能，雖然將女性持續塑造成他者的社會機制十分強大，但同時也有優秀的女性為了突破這個窒礙而努力，否則台灣現在也不會是由女性總統執政。

但由女性總統執政並不能代表這套社會機制就失去了作用，從蔡英文因其女性身分受到質疑，再到其執政團隊仍然以男性為主，我們仍然可以看到，只要一不小心，這套體制就會重新復辟，甚至原先是戰友的，可能也會突然成為這套體制的一員。

這次選舉有一個獨特的現象，那就是各個小黨紛紛推出所謂的「女性強棒」，也就是在其推出的不分區名單中，有多位高知名度、具不同專業的女性候選人，如鄧惠文、王婉諭、成令方等。

當然這樣的選擇或許跟制度有關，在女性需佔不分區比例二分之一的狀況下，這的確有其戰略考量，但這些女性之所以被選擇，應該不僅止於制度上的優勢，更多是因為自身專業與過往積累，一定程度地補足了政黨所缺少的要素，無論是在形象或專業上，這些候選人確實當之無愧。

但這也帶來另一個問題，當前無論大黨或小黨，在政黨中的掌權者仍然以男性為主，這些女性強棒除了將議題擴大以外，是否也會成為這些男性政黨延續的工具？

女性在政治中的困難與契機

舉例來說，前身為基進側翼與基進黨的台灣基進，本次不分區名單可說是十分亮眼，不分區第一名是在性平議題中耕耘許久的成令方教授，我們都相信，若成令方教授進入立院，應該可以為台灣的性平政策帶來更多改革的力量與可能。

但在此同時，過往台灣基進曾有過的性騷擾案件與當時處理程序的失當，也重新翻上檯面，讓成教授必須成為處理這個議題的重要角色。這是否又落入窠臼，以男性為主要掌權者的政黨，每當發生性平爭議時，總是轉而讓女性處理。

即使我們相信在成令方教授的教育與性平機制下，未來這些問題可能會減少，但過往台灣基進曾經有過對性暴力及騷擾受害者的指責或歧視性言論與行為，是否應該有轉型正義的可能，那就是得到真相以及加害者的道歉。³

或是我們可以看到在之前時代力量黨主席的選舉當中，平時標榜青年參政，同樣也有許多女性候選人的時力，在面對只有年輕女性參選黨主席時，黨內決策階層卻以「疼惜年輕人」或「還太年輕」否決，並在之後的會議快速通過讓一開始未表態參選的徐永明擔任黨主席。

當然，這些言論並未直接表明是因為其女性身分而受到排擠，但仍然能夠看出，年輕女性試圖掌握政黨內部權力的困難。

不過，無論是基於什麼原因，女性參政的比例提高，並且逐漸被重視，都是當前父權體制的重要突破點。在選舉之後，除了關注這些女性政治明星要如何讓自己的高知名度與專業，轉化成政治資本，並實質地影響自身政黨與國家施政以外，我們更要回過頭思考，女性在政治上被視為他者的命運該如何翻轉。

女性掌握政治權力僅僅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性別平等的議程如何與其他政治議程，例如國族與階級結合，使得政治當中的性別問題，不再僅僅是個人的失德或失言，而是一個同等重要的政治議程。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夠破解這個社會中不斷被重複且強化的秩序，並讓女性得以真正成為他自己，一個自主的存在。

• 中文版《第二性》第一卷，P56。
• 這邊的翻譯我採用張茵惠在MPlus+的文章〈那些不為我等服務的壞女人：《不只是厭女》〉，因為我認為相較中文版的翻譯，這個翻譯更貼近我對這兩個詞彙的理解。
• 在書寫此文時，成令方教授正因台灣基進過往處理性騷擾不當一事向受害者致歉，其中提到了他藉由跟受害者溝通，再回去向黨內秘書長澄清並藉此確認了過去中評委對此案件的錯誤發言，後續也將與秘書長持續採取修復是正義的態度。當然，對於成教授的回應，我抱持肯定且支持的態度，可反過來卻更讓人擔心，女性參政往往被認定是性騷擾與性暴力處理中心，這次更明顯，即使事件發生時成教授根本不在該黨內，卻被認為要出來處理此事。同時，該黨除了秘書長陳信諭外，曾任黨主席現在是不分區立委候選人的陳奕齊，與在黨內更具聲量的區域立委陳柏惟等人，即使案發時期已經在黨內並且掌握相關權力，卻未見有任何檢討或需要出來表態此事的要求，讓人相當疑惑，成教授獨自一人在黨內推動修復式正義或性平教育，是否最終會孤掌難鳴。